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庄子思想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其与儒家思想互补，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滋养着中国艺术。

    首先，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后世文人。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摒除欲望，宁可过卑贱贫穷的生活而保有自由，也不愿富贵而为统治者所利用，这对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和张扬的后世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魏晋名士、李白、苏轼等无一不深受庄子影响。庄子展示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思维原创力的解放，在文论中则表现为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庄子的“逍遥游”创造了一个超越、永恒、宁静的精神家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

    其次，庄子崇尚的“大美”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的美学境界与高度。庄子以“道”为旨归，崇尚天地之间的“大美”，这种“大美”体现为无限广阔、宏大、雄浑、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朴素自然、澹然无极的特征。庄子的这种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如杜甫提出“鲸鱼碧海”、韩愈提出“巨刃磨天”等都是；另一方面“大美”的自然、本真、天放的本性又引导后世文人反对人为斧凿雕琢艺术，追求自然、素朴的风格境界。如刘勰的“自然之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的“妙造自然”等都有庄子“自然”风格论的影子。“自然”的风格要求还影响到了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

    第三，庄子“体道”时“虚静”论对后世文艺创作主体审美态度的影响。庄子提出“体道”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思想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智所蔽，保持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这种认识论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虚静”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陆机、刘勰率先将虚静心态同艺术想象联系起来：“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陶钧文心，贵在虚静”（刘勰）。唐代皎然还将虚静心态同艺术灵感联系起来：“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还有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等等无不受庄子“虚静”论思想的影响。

    第四，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庄子在对“言”的广泛性、复杂性及其表“意”的歧义性、暧昧性作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诸多智慧观点，道出了言、意关系的奥秘，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并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但见兴趣，不见文字”、司空图的“韵味”说和“四外”说，以及后来的欧阳修、严羽、王士祯、王国维乃至于绘画、书法领域等无不受庄子言意观的影响。

    《论孔子》是彭富春教授继《论老子》《论国学》之后又一部探讨和研究中国先秦思想的学术专著。全书既有译解，又有论述。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从局部到整体，作者上下求索、左右探源，深入开掘和阐发《论语》的精义要旨。当然，这不是一般化的译读和阐释，而是富有新意地重构孔子思想的整体，并且在分辨、评判之中构建了天人共生和人我共生的思想体系。

    基于《论语》文本，作者对其进行了忠实的现代汉语翻译，为了使语言表述更加完美畅达，作者还试图弥补了一般汉语译本在语法、逻辑和修辞方面的不足，使译文的形质和文采俱佳。作者还对《论语》篇章进行了全面分析，精邃深微，要而不繁，不仅阐释了各章的核心思想，而且还揭示了其内在关联。如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一般把“束修”释为“十条干肉”。而彭富春的看法是：“此为束带修饰，喻十五岁的成人。”故他把此句译为：“凡十五岁以上自行束带修饰的人，我未尝不教诲的”其根据是：“孔子所教并非小学（发蒙之学），而是大学（成人之学），大学的根本是学道。”这是颇有道理的，大学旨在培养高级人才，不然孔门三千弟子中何来七十二贤人？

    还有，作者的解析不仅在理论底蕴上有深层的开掘，而且在行文运笔上也彰显了个性风采。他的语言凝练、精粹，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不少句子写得很美，像箴言，像诗篇，耐人咀嚼和寻味。如“逝者。流逝就是时间。它不仅是过去，而且是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整体。流逝不仅是消逝，而且是生成，是生生不息。天地人的本性就是这种永远的生成。天旋地转，日出日落，月明月暗，春去秋来，暑尽冬临。”

    《论语》全册的第一个字，即“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字，充满了原发的思想含义。所学者何？道也。它是人的生命的根本规定，是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主题。在解读《论语》的基础上，彭富春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这个核心主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指明孔子体道的根本路径是下学而上达。孔子下学万事万物的知识，上达到那唯一的道本身。 他一方面将形而下的问题上达为形而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形而上的问题化为形而下的问题，彭富春特别强调这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书中，彭富春提出了一些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理念，如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育人应当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体两翼。

    通过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彭富春指出，人应当唤醒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潜能，发扬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走向精神、心灵的自由和高蹈。这本书的卷终语是：“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这是一位学者诚挚的心声。

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熊月之

    ①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从地域来讲，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空间性质来说，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从相互关系上说，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②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多文化名人。

    ③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争赏苏州戏。苏州的家具、服饰、饮食，以及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歆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学者硏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④186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近代上海人口中，江南人占了80%以上。

    ⑤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⑥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一起创办企业。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

    ⑦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⑧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需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两大方面，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路远迢迢地到了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国人。（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⑨1934年，有很多知识界名人讨论“上海明天”。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文化。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成为催生新文明的“洪炉”

    ⑩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便越多，创造与创新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高度集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⑪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

    ⑫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在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外国人、居住外侨比例最高的。这两个特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

    ⑬值得注意的是，集聚、创新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

    ⑭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使得上海人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

    ⑮近代上海“一市三治”，日常生活中，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华界落后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⑯“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侵略上海，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处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⑰总之，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文汇报》2019年01月25日）

    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②与西方古希腊文明起源相比，东方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5000多年前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权利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西周时期的敬天、孝祖、保民这些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石，也是探索中国儒学来源的重要方面。古人称此为“天人之际”，即把握天道与人道这个主题，强调二者的协调和谐，突出“人”的地位、责任与社会化的特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等问题。儒学最早提出君子“人格”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以及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疾等美德，这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对儒学的研究，可称之为“人学”。我个人也持此观点。

    ③就儒学来说，孔子首先强调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当“道”与个人生命相冲突，君子应牺牲个人，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就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理想，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④这种使命感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被称为“正气”“操守”。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之气”，这是集合了正义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君子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战国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称此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总之，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德操：道德是第一位的。

    ⑤在孔子看来，人对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情操是要靠后天学习，并加以培养。所以他特别关心教育。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是“教育”一词的创造者，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曾尝试整合地域文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书同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得以实现。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国家的统一称为重要的问题。统一要有理论支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其中“大一统”思想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确立儒学在诸子学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当中国历史到东汉元帝时，即公元100年左右，儒学以“三纲五常”为主线，展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个时期的儒学已不完全同于春秋末期孔子关于儒学的论述。

（选自张岂之《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