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书法是与中国文化特殊土壤密不可分的独特艺术形式。书指书体，即汉字。法指书写文字的方法和技巧。中国书法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文字书写的法则提高到一种艺术的境界，使之凭借汉字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发展成为一种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文化心理的艺术种类。

②以韵为核心的书法艺术，并不以精熟的技巧与繁复的法度程序为最高境界，相反，它崇尚的是那种言语不能传达的意味，它同时启示了其中所含蓄的类似于诗的余味，以及对简朴到深远的艺术手法的重视。当思想感情和境界在自己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升华时，韵的意味也就从作品中显现出来了。崇尚韵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脱俗，使艺术家无论在人格形态还是在艺术形态上均要达到一种卓尔不群的境界。韵如橄榄，它需要慢慢地去体会、涵咏。如果说“不俗”是表示精神升进中的超越状态，那么“韵”则象征着精神超越的极致。而“韵”的获取则是在一切艺术本体之外的，即就书法而言，学者型书家较之于工匠型书家更为人所推崇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③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有超绝的风度才情，书法只不过是其气质风采和神情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切断凡俗意识而垂直上升到超常的精神生活领域的一种标志。因而，书法只是文人“聊抒胸臆”的“余事”，所谓逸笔余兴，无所为方能有所为，这种心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是高级的、超俗的、儒雅的，各家不同风格的书法，都让人感觉到艺术品只不过是其真我本性、生命气息的折射。它不着痕迹，空灵蕴藉，以微妙的暗示与含蓄，让人去感受突破一切人为的形式与法则的境界，在生硬、挺健、雄浑之外欣赏一种超然的清淡。“韵”作为生命状态的极致体现，让艺术家如痴如狂如醉，它让我们在和古人典范作品交流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流溢而出的令人神往的迷人气息。在瞬间的感悟中，让观者脱离现实的环境，沉浸在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快感之中，这就是古典书法作品中所设定的审美情境的奥妙所在。古人在观赏作品时须净手、屏息，以让自己有如对至尊的敬畏感，让自己慢慢地进入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去体味、领悟和感受这种超越性的存在。“韵”虽然不是一种物质，但是，在艺术家和观者共同创设的审美心理场中，它成了一种可感、可嗅、可触、可闻的物质实在。人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达到顿悟，使审美的障碍得以消解，从而进入无碍的自由世界之中。

④“韵”作为文化心理情结，使中国的艺术更为注重精神体现，表现出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的快活情绪，因而，艺术也就成了躲避世俗风雨的避风港。艺术家很少去参政议政，他们只是在放浪形骸、游心于天地之间之中获得快慰和满足。这样，艺术也就很少具有批判性，因为，它与俗世生活的发展并不同步，它有着自身发展的轨道。

    “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是要诗人既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不仅如此，根据他的“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自然界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是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是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了诗里所写的情景，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普遍认为汉语难学难教，语法尤其如此。因为难学难教，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口语”和“书面语”并进还是分开的争论；而对于语法之难，一方面是语法理论繁杂且分歧重重，令人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教学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基本还只能凭经验。这都发人深思：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

    阅读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似乎能破解我们这两个方面的疑问。本书从古文文法中“辞”的角度说清了文言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进而论证了古文语法的独特之处，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更对汉语语法有了创造性认识。

    孟教授在书中回答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的问题。他阐述了古文“意内而言外”的概念。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要表达“意”，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很多场景下，对话不仅要讲究吐字发音，更要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变化，来体现说话人的心态、逻辑意向、话外之音等等，这时，语言不仅要“以字显意”，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古文中这些“辞”大多是假借来的。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孟教授认为这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语言具有了极强的表现力，极丰富的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蔚为壮观。

    孟教授还回答了“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就在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与印欧语系的“以音表意”、文字符号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相比，汉语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汉语的文字和口语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汉字是字形直接表意，发音是隐而不显，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视觉路线；而口语是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语又受到了文字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回答，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左传》记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礼制形成了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的高度，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如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表示皇帝以身作则，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当然，还有些服饰表达了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执法严明的象征。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檐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被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摘编自刘志琴《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

艺术的“源”与“流”之辩

徐望

    关于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是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有着广泛的讨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在清朝这个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阶段达到了顶点，诸如叶燮论“正、变、盛、衰”；石涛论法则与自由，借古以开今；刘熙载论“用古与变古”等。在西方艺术发展史上，从古希腊艺术直到今天的后现代艺术，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风格变迁史和理念变革史。无疑，艺术传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艺术必须在传承中发展，艺术也只能在发展中传承。

    艺术传承的核心是传扬艺术之道。艺术传承当然不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复制，也不是对于某种既有艺术模式的套用，关键是要传扬传统艺术精神和哲学层面的东西，即对于形而上的“道”的传扬。

    这其中，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传扬传统美学思想，如中国古典美学的“虚实相生”“得意忘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艺术哲思，以及“涤除玄鉴”“虚静玄远”“澄怀味象”“林泉之心”的审美心胸。二是传扬传统艺术气韵，即中国艺术特有的“气韵生动”之感，如天真，自然、简淡、飘逸之韵味，展现中国艺术形象独有的风姿神韵。三是传扬传统艺术意境，也就是基于对传统美学的学习和对古典气韵的把握，传达一种超越艺术本体形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彰显中国艺术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艺术传承的手段是传习艺术技艺。艺术传承自然离不开对于技艺、技巧、技法的传习。美术为例，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画论、书论，如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唐代荆浩的“六要论”、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宋代郭熙的“三远说”等，为当代艺术家学习传统书画技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而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加强调手艺的传习，如紫砂技艺、刺绣技艺、剪纸技艺、漆艺、木艺等。今天中国所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活态传承”，就是对于古老艺术技艺的沿袭传承。

    艺术创新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之源泉。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区别于一般技术和工业生产的根本之处在于：艺术产品是灌注了主体创意思想的精神产品，虽然大部分要有物质形式和载体。即使是文化产业中批量生产的艺术设计产品，也正是由于具有匠心和创意而具有艺术属性。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应该积极从文化艺术传统中汲取养料，使其转化为艺术创新的素材，而这种汲取传统养分的开拓创新，事实上也起到了传承传统的作用，赋予了传统新的生命力，使得艺术之流源源不断。

    艺术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不但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时代精神依托，往往古老的艺术元素、文化符号借助新型的表现形式，就能焕发新的生机，比如故宫推出的胶带、口红，咖啡、火锅等“爆款”文创设计、文创餐饮，就是用创意激活古老文化，发掘了传统文化的无尽价值，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利用艺术手段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例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