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地    袁有江

 老人披一件脏兮兮、蓝白相间的校服，站在雨棚下盯着他。老人脚边放着一个瘪下去的尿素袋子。稍远处有个小化粪池。

 临近家门时，他发现走错了路，在离前面村庄百米左右的地方。窄窄的水泥路，突然齐崭崭地断了。没腿肚子的麦苗，隔断了归途。

 他沿着麦地间的小径，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老人走去。

大叔你好，在忙着给麦子撒肥料呢?

 乖乖，我看你那车怕是过不来了。这边路没修通。

这块小麦是你家的吧?长得真好。大叔是好把式啊。

听口音，你就是我们这的人吧?刚从外地回来?

后天清明了。很久没回来，我不知道这路不通。

你是哪庄上的?

袁家湾的。

 哦，那就在我们庄后头。老人掖了掖披在身上的衣服问，清明回来上坟?

是啊。大叔，我记得以前这庄上有条跑客车的石子路，还在吗?他朝庄上望去。一条灰白的路梢，隐没在不远处一栋平房的后面。

 在倒是在，就是被拉沙车轧坏了，烂得不像样。

 应该也还能过车吧?他目测着路的宽度。大叔，我急着要赶回家吃饭。想从你家麦地借过行不?轧掉的麦子，我补你钱。

 车开不过来吧?麦子深，地又潮，会陷在里面。老人看看麦地，你只有倒回去了。

大叔，我的是越野车，底盘能升高的。要是陷在里面，我自己负责。

要是陷在里面，这块地就祸害了。   

弄坏的麦子我全赔。好不好?

 老人看看麦子，又看看他，一脸的为难。    

你不能倒回去从那边路走吗?

 路窄，也怕遇到车。估计倒回去就下午了。就算您老帮个忙，钱我先给你。反正你种麦子也是为了卖钱嘛。

 老人目测着车到他跟前的距离，走到麦地边，抓了一把泥土，在手心里碾磨着。你看，土都是湿的。车会陷在里面的。

 稀薄的雾纱渐渐散去，阳光普照下来。娘该在家等急了，本来说好回家赶午饭的。兄弟姐妹们今天都来家里，专等着和他一起吃午饭。他正想着，娘的电话就打来了。娘说一桌人都在等他开饭。他跟娘说，我马上就到。

 接完电话，他看着老人说，大叔，损坏你多少麦子我赔多少。他掏出钱包，数了一千元钱往老人手里塞。老人像对着一个烫手的山芋，迟迟不伸手。他将钱硬塞进老人的口袋。

大叔你穿校服啊?

 小孙女的。老人尴尬地笑笑，丢了可惜，挡挡寒。

大叔，你的孩子们清明没回来?

 呵呵，等我死了，他们就回来给我上坟喽。

 您小孩都在外干大事，忙着呢。他捏着车钥匙，开始心急火燎起来。

大叔。您就行个好吧。我娘打电话催我了。

 唉。你去开吧。老人摸摸口袋里的一沓钱，想着孙女一学期的生活费够了。他又看看那些水绿葱嫩的麦苗说，你尽量走直点，不要轧掉多了。

 他启动车子，升高底盘。眼前的麦地，让他突然有种莫名的兴奋。自打买了这辆越野车，他还从来没越过野地。他打到四驱模式，一档，将轰鸣着的路虎开进了麦地。厚重宽大的轮胎。摧枯拉朽地压倒麦苗。车后现出两条轨道般的辙。

 他穿越麦地时，老人赤着脚也下了麦地，跟在他车旁边，不停地冲他喊，慢一点，轻一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像在呵斥一头闯进麦地的野猪。

 总算过来了。他停下车，拿出一包烟，想送给老人。

 老人出神地看他刚刚压过的车辙，突然喊住他，你不能走!轧掉太多了。

 老人快步走进麦地，蹲在车辙前。他颤抖着青筋暴突的手，从泥土里扶起一根压扁的麦苗。接着又扶起另一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在扶起一个个刚被车撞到的娃娃。

大叔。我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他递过烟。

 老人没接他的烟，自顾自地咕隆着，不兴这样祸害庄稼的，你赔我麦子……老人干瘪的眼窝里，慢慢蓄满了泪水。他扶着几根压扁的麦苗，半晌不语。

 要不然，我再多给你点钱。反正你种麦子是要卖钱的。

 老人终于哆嗦着站起来说，我伺候了一冬一春的麦子，糟蹋了。真心疼啊。老人抹了一把鼻涕，干笑着说，是我答应的。不怪你。你回家吧。都怪我自己。我真混。

 清明节的下午。细雨迷蒙。一位披着雨衣的老人，循着车辙，找到了他家门口。他出门一看，正是前天轧过他麦地的老人。老人是来还他钱的。老人说，那些麦子，我一棵棵扶过。一大半都能在这场雨里活过来。小孙女的生活费儿子寄来了。这钱我不能收你的。老人说完。将一沓包在塑料纸里的钱，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手心，转身走了出去。

  （略有改动）

烟花惊艳

肖复兴

    我家住的小区里，有家小理发店。十四年前，我刚住进这个小区，它就存在。十四年来，花开花落，世事如风，变迁很大，它依然偏于小区一隅，没有任何变化。别的理发店都重新装潢了门面，在门前还装上了闪闪发光的旋转灯箱什么的，连名字都改作美发厅了。它依然故我，很朴素，也很有底气地存在着，犹如一株小草，自有自己的风姿，并不理会花的鲜艳和树的参天。而且，别的理发店里伙计不知换了几茬儿，甚至老板都已经易人。它的伙计一直是那几个，老板始终是同一个人。什么事情，能够坚持十四年恒定不变，都不容易，都会老树成精的。

    想说的是今年大年三十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印象很深，每一次去小店理发，见到老板都忍不住想起这件事，而且会和他谈起。他总会哈哈大笑，笑声回荡在小店里，让回忆充满暖意和快乐。

    因为常去那里理发，我和这位老板很熟，其实，小区好多人图个方便，更图老板手艺不错，都常去小店。大家都知道每年春节前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直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然后回江西老家过年。他买好了大年夜最后一班的火车票，他说虽然赶不上吃团圆饺子，但这一天车票好买，火车上很清静，睡一宿就到家了。

    一般我不会挤在年三十晚上去理发，那时候，不是人多，就是他着急要打烊，赶火车回家。但那几天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我一直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去他那里。时间毕竟晚了，进门一看，伙计们都下班回家了，客人也早已经不在，店里只剩下他一人，正弯腰要拔掉所有的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准备关门走人了。见我进门，他抬起身子，热情地和我打过招呼，把拔掉的电插销重新插上，拿过围裙，习惯性地掸了掸理发椅，让我坐下。我有些抱歉地问他会不会耽误乘火车的时间。他说没关系，你又不染不烫的，理你的头发不费多少时间的。

    我知道，理我的头发确实很简单，就是剪一下，洗个头，再吹个风。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活儿了。但毕竟有些晚了，还是有些抱歉。迎来送往的客人多了，理发店的老板都是心理学家，一般都能够看出客人的心思。他看出我的心思，开玩笑对我说，怎么我也得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是我们店的服务宗旨。

    就在他刚给我围上围裙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女同志，急急地问：还能做个头吗？我和老板都看了看她，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挺时尚的。我心想，居然还有比我来得更晚的。老板对她说：行，你先坐，等会儿！那女人边脱大衣边说，我一路路过好多家理发店都关门了，看见你家还亮着灯，真是谢天谢地。

    等她坐下来，我替老板隐隐地担忧了。因为老板问她的头发怎么做，她说不仅要剪短，要拉直，而且关键是还要焗油，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多小时，是完不了活儿的。等她说完这番话时，我看见老板刚刚拿起理发剪的手犹豫了一下。

    显然，她也看出来了老板这一瞬间的表情，急忙解释，带有几分夸张，也带有几分求情的意思说：求您了，待会儿，我得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见他妈，是我第一次到他家，而且还是去过年。虽说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但你看我这一头乱鸡窝似的头发，跟聊斋里的女鬼似的，别再吓着我婆婆！

    老板和我都被她逗笑了。老板对她说：行啦，别因为你的头发过不好年，再把对象给吹了。她大笑道：您还是真说对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是属于“圣（剩）斗士”了，找这么个婆家不容易。

    我知道，老板的时间紧张，便赶紧向老板学习，愿意成人之美，让出了座位，对老板说：你赶紧先给这位美女理吧，我不用见婆家，不急。她忙推辞说，那怎么好意思！我对她说，老板待会儿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她说，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我抱定了英雄救美的念头，把她拉上了座位，然后准备转身告辞了。老板一把拉住我说，没你说得那么急，赶得上火车的。正月不剃头，你今儿不理了，要等一个月呢！我只好重新坐下，对老板说，那你也先给她理吧，我等等，要是时间不够，就甭管我了。

    那女人的感谢，开始从老板转移到我的身上。我想别给老板添乱了，人家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呢，便想趁老板忙着的时候，侧身走人。谁知悄悄拿起外套刚走到门口，老板头也没回却一声把我喝住：别走啊！别忘了正月不剃头！看我又坐下了，他笑着说，您得让我多带一份钱回家过年。说得我和那女人都笑了起来。

    老板麻利儿地做完她的头发，让她焕然一新。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人主要靠头发抬色呢，尤其是头发真的能够让女人焕然一新。但是，时间确实很紧张了，老板招呼我坐上理发椅时，我对他说，不行就算了，火车可不等人。老板却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你比她简单多了， 一支烟的工夫就得！

    果然， 一支烟的工夫，发理完了。我没有让他洗头和吹风，帮他拔掉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拿好他的行李，一起匆匆走出店门的时候，看见那位女人正站在门前没几步远的一辆汽车旁边，挥着手招呼着老板。我和老板走了过去，她对老板说：上车，我送你上火车站。看老板有些意外，她笑着说，走吧，候着您呢。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别耽误了你的事。女人还是笑着说，这时候不堵车， 一支烟的工夫就到。

    汽车欢快地开走了。小区里，已经有人心急地放起了烟花，绽放在大年夜的夜空，就像突然炸开在我的头顶，挺惊艳的。

（节选自201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星空

何君华

    巴音诺尔苏木实在太小了，在这个人口还不到三千的小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诗人。满都拉便是我在巴音诺尔见过的第一个诗人。“诗人”是我对他的称呼，他其实是苏木派出所新来的警察。

    不值班的时候，满都拉喜欢带我去查干敖包读诗，读惠特曼，读狄金森，也读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

    查干敖包距离巴音诺尔苏木有十几公里，满都拉说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他说，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朗读诗歌的地方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诗？”我问满都拉。

    满都拉没有回答我，他只给我朗诵了几句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也一样适合你，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邀请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遨游，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我现在三十七岁，身体纯然健康，我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诗了吗？”满都拉问我。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有明白。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入，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准则。在我看来，头顶的星空就是诗，心中的准则便是法律。”

    满都拉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我只好似懂非懂地问他：“如果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准则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满都拉想了想，没有回答我。

    “我再给你读一首诗吧！”说着满都拉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其中页大声读起来：“这一刻仿佛一生/这一生我总是一个人/走在这黑暗中/曾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走在略上/但走着就丢了/有很多条路就这样被我走过/走过就消失了/路是否有尽头，我并不确定/但一直在走，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事物/穿越一路的黑与暗/仿佛并不是为了抵达/仿佛并不是为了/远处的光……

    “写得真好”我赞美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满都拉说：“你猜。”

    我说：“我知道的诗人太少啦，猜不出来。”

    “是我写的。”满都拉说。

    哇，想不到你也会写诗！”我抢过满都拉的笔记本，上面满满当当全是诗。

    “都是你写的吗？”我一脸惊诧地问满都拉。

    满都拉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都是我写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记得还给我，将来还要出版呢。”

    满都拉说他的梦想是像惠特曼一样一辈子只写一本诗集，一本不断往里添加作品的诗集，满都拉告诉我说，惠特曼的诗集叫《草叶集》，他的诗集名字也起好了，被他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也是三个字，叫《星空集》。

    可是，滿都拉来不及看到他的诗集出版了，他手写的那本诗集一直留在了我手上。

    满都拉牺牲了，就在他为我朗诵诗歌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我将满都拉的诗歌一首一首地整理出来，它们便像雷花一样飘洒到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无数的读者惊叹中国诗坛又有一位天才诗人横空出世，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读到这位诗人天才的诗作时，他已经不在世上，就像生前籍籍无名的艾米莉·狄金森一样。

我只是一直不明白，满都拉为什么从来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读到《自我之歌》的最后几句：“我要像空气一样离去，我对着夕阳甩动头发，我把我的血肉投进涡流让它在镶嵌花边的步履中漂流。我把自己馈赠给泥土，以期从我心爱的草叶中复苏。你若想再见到我，可以看看你的足迹……你若一时找不到我，请仍然保持勇气，一处不见就到另一处寻觅，我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我仿佛明白了满都拉的选择，他用生命热爱头顶的星空，也用生命捍卫心中的准则，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下来，我想将来一定要将满都拉的诗集出版，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热爱一些崇高的事物，就如同热爱生命一样。

（《微型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

回乡

余显斌

    将军离开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将军背着斗笠，戴着军帽，很精神，也很帅气。

    将军是跟着刘邓大军离开的。

    将军离开时说，自己会回来的。将军拉着张婶的手说：“大妈，你救了我，到时我会回来看你的。”将军红着眼眶又对吴哥说：“大哥，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将军挥着手走了。将军这一走啊，南北东西，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里，将军汇来东西，打来电话，问张婶好，问吴哥好，问乡亲们好。将军说，自己很想回来，可是，没有时间啊。将军说，自己一旦有时间，一定会回来，一定会看望乡亲们的。

    大家都说，将军还记得老家，还记得大家呢。

    张婶擦着眼睛说：“哎，孩子受苦了。”在张婶眼中，将军一直还是个孩子。

    吴哥也点着头，安慰道：“现在好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将军的电话慢慢少了。张婶有时会望着村口，自言自语道：“咋不回来啊，是不是忘了老家啊？”吴哥摇着头，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叹一口气。

    两人就谈起当年的将军，那样年轻，就是营长了，就带着部队打仗，就受伤了，在张婶家养伤。那时，生活多苦啊，没啥好吃的，上顿红薯下顿红薯的。张婶说罢，长叹一声道：“难为了这孩子，也不怪把我给忘了。”

    吴哥仍不说话，咂吧着烟锅。那次，国军士兵听说一个解放军伤员在村里养伤，还是营长，就赶来抓。自己听到消息后，赶到张婶家，背起将军就跑，躲在山上三天三夜啊。国军士兵放火烧山。大火呼呼的，将一座山都烧秃了。自己和将军躲在一个水塘里，一人嘴里衔着一根芦苇管，这才躲过一劫。

    两个老人说着，仿佛再次回到了当年。

    终于，张婶没有等到将军回来，闭眼前告诉孙子周根，将军回来了，替自己告诉将军啊，当年，生活不好，受苦了啊。

    周根点头，默默无言。

    吴哥不久也走了，临走告诉儿子吴竹，将军回来了，告诉将军，老哥哥一直想着他呢，盼着他呢。

    吴竹也点着头，默无一言。

    两人都想，将军能回来吗，以老人们所说的年龄，将军现在也是花甲老人了。

    听村长说，将军身体一直不好。当年的那颗子弹一直没有取出，还在脑袋里。老人们临终的嘱托，能兑现吗？

    他们心中，就有了心结。

    他们没想到，将军真的就回来了。

    将军回来，是在一个深夜，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唧唧。

    一辆车悄悄在夜色里来，又悄悄在夜色里离开。第二天，当村人听到消息后，都围着村长炸开了：“将军回来了，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啊？”有人叹气：“哎，老家毕竟是山里啊。”

    周根咳了一声，这……这样，自己咋的告诉奶奶啊？奶奶听到这样的消息，会在地下瞑目吗？

    吴竹更是摇着头，一声不吭。

    村长低沉着声音告诉大家，车子走了，将军没走，留了下来。见大家都睁着眼睛，四处张望着。村长说，车子带回的不是将军，是将军的骨灰盒。将军十几年前枪伤就发作了，瘫痪在床上，记忆力已经模糊，啥也不知道了。临死前，将军竟然清醒过来，告诉家人，他要回家，要回到霍山去，那儿的乡亲在等着自己，张婶在等着自己，吴哥在等着自己，自己活着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回去。

    大家听了眼圈都红了，有人问：“葬……葬在哪儿啊？”村长说，将军死前吩咐，将自己骨灰带回来，悄悄葬在霍山的土地上，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起坟，不要立碑，不要让人发现墓地。

    周根急了道：“我们该去放一挂鞭炮啊。”

    吴竹点着头道：“对啊，清明了，也得去挂一串纸啊。”

    村长摇着头，因为，将军说，当年在这儿，自己受伤，连累了乡亲们。也连累了这儿的树木山林，遭到火烧，自己一想到就愧疚。如果，将来大家要祭奠自己，到了清明节，就栽一棵树吧。栽一棵树，就等于替自己报答了故乡一份情意。

    大家再次沉默着，久久无语。

    以后，每到清明，村子里的人都拿着树苗，在山上四处栽着。周根和吴竹栽的格外多，山前山后，河边坝上。他们说，这是替他们的奶奶和父亲栽的，奶奶和父亲是将军的老友，一定更想念将军。

    村子，于是就掩映在一片绿色里，一片花光中，一片鸟鸣里。

（有删改）

加州牛肉面

    穿过五月花广场的时候，林郁急匆匆的脚步声第一次放舒缓了一些，还仰起了脸迎着夕阳金色的余晖。恰好教堂敲响礼拜的钟声，成群的鸽子从喷泉劲射的水柱旁掠过。几位黑人摇滚乐手走过来，向他露出了好看的白牙。

    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林郁不禁哼着《美丽的加利福尼亚》，找了一家加州牛肉面馆，正经八百地坐在餐桌旁，接受美国女招待的服务。一年多来，他一直在这样的馆子干洗盘子的苦差，至今也没有品尝出加州牛肉面和咱们的兰州牛肉面有什么不同。

    好了，总算幸运，他设计的小童凳，终于被一家儿童用品超级商场的老板点了头。美国佬真痛快，看中了，一下就拿出5000套的订单。在加州，成功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同是武汉来的一位电脑工程师，为停车场晒太阳的小汽车设计了折叠式钢丝白布蓬，起了个俏皮的名字叫“汽车太阳镜”，从老美的荷包里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如今开了两家公司呢。

    回到寓所，林郁却不敢陶醉，伏在设计图上精心修改。这是一组竹节、树兜、蘑菇形状的小童凳。一个个富有中国园林的山野情趣，又有那么一点点西方抽象艺术的现代韵味。或许，这就是美国佬乐意说OK的妙处所在？

    楼道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沉重的关门声。林郁知道，这是邻居——一位著名的台湾流体力学专家回来了。他原来好风光，供职于一家高科技军火公司，年薪让大陆人想都不敢想。偏偏“冷战”降下帷幕，经济萎缩，以高科技军火工业闻名的加州倍受打击。他被炒了“鱿鱼”，这几天正被迫在街头擦皮鞋。“皮鞋，也需要流体力学吗？”林郁觉得有点开心。

    加州牛肉面真不容易吃啊！林郁为自己庆幸，不禁抓起床头的拉力器使劲拉了一下，仿佛要试试自己的力量。在用尽力气撑开最后一个回合时，他一眼瞥见床头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眼角一下迸出了泪花。

    一切努力都十分顺利。林郁同家乡的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订了货，还点名挑选著名的星海钢琴厂承担油漆工艺。他要让小童凳闪烁中国国漆的古典光彩，柔和而凝重，体现东方文化的高雅与悠远，征服加利福尼亚和整个美利坚。

    样品很快送来加州，果然出色，宛如一套精致的工艺品。国漆的光泽沉静温润，又拉出了木纹、竹斑……很适合贵夫人们去娇宠她们的小宝宝。美国的童凳太没文化，不是一段粗糙笨拙的原木，就是冷冰冰的钢制组装品。

    林郁特意借了台湾流体力学家的高级轿车，去超级商场送样并确定交货期。他已胜券在握，让国内提前生产了5万套。

    “NO，NO，”一位经销主管连连摇头，“林先生，你为什么修改设计，给这么有魅力的作品穿了一件多余的外衣？”

    林郁完全出乎意料，林郁急忙托起一只“蘑菇”说：“瞧，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出这么美妙的工艺品……”

    “NO，孩子们不需要工艺品。他们只需要最原始、最自然、最亲切或者能唤起好奇心而动手去组合的东西。”

    林郁懵了，只顾选择一些美丽的词语，夸耀中国的传统国漆工艺。

    “NO，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越是漂亮的东西越不可靠。顾客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怀疑：只有非常糟糕的木料，才用得着刷这么好看的油漆……尽管我个人对你们国漆工艺充满敬意。”

    ……

    林郁又找到了一家加州牛肉面洗盘子。半夜三更，饥肠辘辘扒拉牛肉面时，他依稀觉得味道与中国的牛肉面不太一样。

    抬起眼，窗外一派灯红酒绿。加州不是他的家，但加州牛肉面还得吃下去，吃出味道来……

多余一句话

佚名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

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图收起来，准备下一站下车换车去。

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哪儿能就这么打住呢，他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我心想，大爷这话真是多余，车上年轻人好多呢，打击面太大了吧。可不，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俩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大家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

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听到他这么说，当然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声音很快平息下来，少数人轻声嘀咕了两句也就不说话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