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领袖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领袖！”这是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说的第一句话。身着黑色夹克的马化腾看起来稍有倦色，但他依然自始至终保持着微笑，态度谦逊而冷静。

    这或许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个性有关。与其他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大佬们相比，36岁的马化腾并非偏执狂热的技术天才，也不是激情燃烧的商业梦想家，更算不上作秀拉风的公众明星，他从来就是他自己，一个商业嗅觉灵敏的程序员，一个实用至上的跟随者，一个时刻警醒的战略保守派，一个专注细节的完美主义信徒。

    务实、低调、克制、耐心这些词语是多年来媒体和业界同行一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即便这些也很难说就是他内心的全部。当马化腾，这位身家超过8亿美元的中国最热门互联网公司的掌门人用 QQ给他熟稔的朋友和同事们发消息时，对方的电脑屏幕上便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显示的却是一位长发的年轻人，身着喇叭牛仔裤，戴一副墨镜。

    当国内外的互联网大佬、新军都在提防腾讯、研究腾讯、想尽办法来打败腾讯之时，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KillTime”的聊天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都对虚拟经济甚至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公众性企业的时候，马化腾再也不可能藏在别人的影子之下。

2006年，腾讯把自己的企业文化升级到第二个版本，把公司的愿景重新定义成“做一个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

    “用更职业化的方式去引导，这种成就感自然会带来员工的快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正直、尽责、合作、创新。”公司CEO助理，人力资源总监奚丹解释说。

    马化腾并不否认这套管理架构体系有很多借鉴自同在一个高新开发区的邻居华为、中兴。在腾讯的外部猎头计划中，这两家公司的人员正是其重点目标。而低调、务实的作风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2006年7月一个名为创新中心的机构诞生，这是腾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专门的部门去负责创新业务。创新中心由腾讯深圳研发中心分离出来，是专门负责公司创新业务的公司级机构，其最高管理团队被称为管理委员会，由包括CTO、创新中心主任在内的5人组成。项目在进入创新中心后会由一个创意演变成一个可行的产品，直到成熟可供商用后，这个项目就会整体转移到其他一线的业务平台，因此，创新中心在腾讯内部也被称为“创新孵化器”。

    目前，创新中心已有80多名技术人员，不过随着一些业务的孵化成熟，这些人员也会随着项目流动到其他部门，新的人员也会不断补充进来。“我们今年还会有新人进来，创新中心的规模会是150人。”公司联席CTO熊明华透露。

    “仅仅谈业绩做了多少，规模做得多大，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要通过互联网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2006年，马化腾和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闭门开会。花了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腾讯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要让所有腾讯的员工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愿景去奋斗？当时提了很多东西，最后有一个词被大家共同认可，就是“受尊敬”。

    在马化腾的不自知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已经横亘在他的面前：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企业，他和他的公司该采取怎样的姿态？

    著名IT评论人方兴东曾认为马化腾因为缺乏狠劲而难以成为领袖，马化腾的回应是，“我赞同，我觉得做事情就行了嘛，不要去搞太多。”不过他补充一句，“狠和果断不能等同，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果断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好。”他神秘地说道。

中国核农学的开创者——陈子元

叶辉

    陈子元192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试验。然而，陈子元却未能沿着成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的路走下去，他走上的是一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学术之路。

    1956年，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子元和同事来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讲习班分设10个专题组，陈子元被分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并任组长。两个月的培训结束，陈子元受命组建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始了我国核农学艰苦卓绝的先驱之旅。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虽然建成，但条件异常简陋，实验仪器短缺。实验室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边建设边工作，边开展科研边培养人才。同位素实验室建成后，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放射源。

    1959年10月，农学院谢学民等两位青年教师受命从北京将放射源取回。放射源被送到实验室后，陈子元亲自上阵操作。“你们还没 有结婚，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来吧。”他穿上防护服，取出放射源进行实验。中国核农学的探索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核农学刚刚蹒跚起步时，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回全部专家。核农学研究由热转冷，一些高校刚成立的农业物理系纷纷下马，教师也纷纷离岗。在一片寂寥中，陈子元顽强地坚持着。

    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书向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发出了警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学者陈子元也开始关注卡森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着手研究应对办法——当卡森提出农药污染将对人类造成危害时，陈子元等已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始对农药残留问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减少农药污染？使用农药必须要有安全标准。而要制订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上标记，自此，陈子元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陈子元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药公害问题越来越严重。农药残留是不当使用农药造成的，而原因是农民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可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农药安全使用的标准。因此，农业部决定，立即制订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农业及有关系统科研人员协作的大课题，农业部决定由陈子元总负责，统领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协同作战。

    陈子元在研究中引入动力学过程的概念，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的示踪动力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整整6年，陈子元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协调各方，戮力同心，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1979年，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草案编制完成。1984年，国家正式颁布，这部农药国标一直沿用至今。

（选自2014年03月28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材料链接：1985年陈子元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聘为委员，他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核农学第一位院士。2004年，中科院前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在陈子元80华诞时发来贺信称：“您是我国著名的核农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五十多年中，您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兢兢业业、治学严谨，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您培养教育的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农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人物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在坊间被称誉为“纪念馆之父”。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通过这些建筑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在他看来，建筑的最大意义也在于此。在齐康看来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得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有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启功：九十三年长路 人间一场游戏

    有人给启功写信，上书：“爱新觉罗·启功收”，因为众人皆知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启功开始只是一笑，不以为意。后来这种写法的信件来得越来越多，启功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还说：“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后来，启功特意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文昭告天下：“我叫启功，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

    启功自小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

    虽然在少年时期，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但启功依然能够福荫于深厚的家学渊源，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他便逐渐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按启功的说法，是在这些大家的教诲下，启功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

    启功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

    启功曾有回忆曰：“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一次夫人章宝琛对他开玩笑说：“我死后一定有不少人为你介绍对象，你信不信？”启功笑曰：“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夫人问：“如果你不信，我俩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笑言：“万一你输了，那赌债怎么能生还？”夫人便说：“我自信必赢。”不料这一戏言果然灵验。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功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功的脚脖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此招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启功曾言，这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在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启功的学生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言：“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

    启功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并且已经拿到我的字的人，他们盼我赶紧死；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们盼望我先别死。

    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启功与几位朋友一起去八宝山为一位故去的友人送别。回到京西宾馆，他就在沙发上躺下了。大伙儿关心地问他怎么啦？他说：“就当我现在去世了，你们来说‘你安息吧’，我立马站起来致答词。”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链接1：启功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是享誉国内外的文化泰斗。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作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链接2：启功说：“我在书画上能取得这点微末的成就，除了我个人的原因，还要感谢那些一直提点我的前辈先生以及在背后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和学生。他们一样功不可没。”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以理工科见长的知名学府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他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