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的发生有偶然性。当贾宝玉被喝禁在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势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狂涛巨澜也就顷刻会风平浪息，情节的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为了掀起情节的波澜，就利用偶然性的因素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踪影。倘若他在这里的话，别说吩咐，就是沾到点浪沫子，也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救了，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又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了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在实际上为必然性的高潮到来发挥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国学刍议

陆振岳

    对儒学在我国学术文化中的位置，要作恰当的估计。可以肯定，儒学不等于“国学”。我国的远古文化，就不能归于儒学。有人说，国学以儒学为中心，这也不能令人信从。在先秦诸子里，家数很多，即使是在司马谈所论的六家、《汉书·艺文志》记述的十家中，儒家只是其中之一。儒学尽管在先秦成为显学，却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墨家、法家对孔子的批评就不少。撇开宗派的成见，不无合理的因素。至于老子用道阐发的宇宙论，远非孔子所能及。《墨子》里关于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的发明，也是儒家所无。这是人所共知的。

    孔子不仅在父母之邦的鲁国终究没能够施展其抱负，而且周游卫、宋、陈、蔡等地，也没有受到重用，而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就是由于任用了被孔子斥为“不知礼”的管仲。秦国称霸西戎，开始于孝公信用商鞅，实行变法。始皇统一六国，儒生虽被立为博士，但最终因“以古非今”的罪名而横遭惨祸。刘邦开始也极轻视儒者，拿儒冠当溺器，骂郦食其是“竖儒”，讨厌陆贾称说《诗》《书》，只是因叔孙通替他制定朝仪，感到做皇帝的尊严、可贵，而后才较多地任用儒生。刘恒、刘启主张无为而治，窦太后崇黄老之术，出现了史称的“文景之治”。司马谈在武帝初年写成的《论六家要旨》，抑儒而扬道。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处正是崇道的年代，对道家难免溢美。可是，班固据刘歆《七略》祖本撰《汉书·艺文志》，已是崇儒之世，《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十家，都列长短，儒家也不例外。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渐渐地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抬高。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目的在于强化汉家的统治。

    应当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独尊儒术，乃是统治者运用超学术文化的权力造成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有人竟然把孔子说成是有帝王的道德又有帝王的才干却没有帝王命运的“素王”；是黑帝的儿子，当称“玄圣”；把《六经》的著作权统统划归孔子，并且制造出为汉制作的神话来。显而易见，这绝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儒学的独尊地位，2000多年来，只是在统一的王朝为着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时才需要，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反映在一切时期。历史呈现的迹象表明：儒学的盛衰，与统治者的是否有力地加以倡导密切相关。而当一个王朝到了再不能统治下去的时候，儒学是毫无作为的。所以，当这样的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儒学的地位也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正因如此，在我国旧民主革命胜利后，儒学的那种官方哲学的地位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当然，这样并不是否定儒学的价值。从孔子到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他们在学术文化的多种领域中均表现了大智大慧，给人以启迪。在他们留下的遗产中，蕴藏着可开发的丰富资源，其中有的早已渗入我国各民族首先是汉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博学”“知耻”“义然后取”“孝亲”“尊长”等等，其作用是积极的；还有反映人民利益的言论，如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黎民不饥不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等等，无疑是可贵的。

（有删改）

关于书法中的匠气

    “匠气”一词在书法中体现为用笔千篇一律，技艺太过精熟而缺少变化，看不到灵动之处，过于死板。

    一幅书作给人产生了匠气的观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临写的方法不得当，太过单一。匠气十足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程序化的机械感。点画、结体、章法无法给人出人意料、眼前一亮的快感，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中规中矩、缺乏个性，在偌大篇幅下的文字抄写中，墨色光润，没有干湿浓淡之别，结体板正，起收笔千篇一律。清代洪亮吉在《北江书画》里谈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千人一面”，全然没有书法艺术所需要的辨识度、独特性，后期成为了僵化的工匠式劳动。以其为范本临写，久而久之也将陷入一个死循环。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积攒了习书的坏习惯，日复一日地养成了匠气，将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些当代书家，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在个人自身修养上极度匮乏，这也很容易使得笔下的作品流于俗气。书法是一门除了技艺，还需要不断养修为、内涵的艺术。古时书法只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在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门技能，文人雅士以书法为日常书写，同时兼具直抒胸臆、休闲娱乐的意趣，他们不以书法为谋生工具，书法并没有与金钱利益挂钩，因而他们笔下的书法作品显露出书卷气，有丰厚的学养意味。可以说古人是先做学问，后写书法。而今人少养学问，埋头写字，不少人以书法作为谋生的工具，书法作品成了买卖的筹码。如此一来，匠气的书法家自然居多。书家的个人精神风貌通过形质、线条落于笔端，立见高下。弘一法师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因为通过观其书作，觉其无烟火气息，无庙堂森严，让人心生平静、安宁。他在广泛的艺术门类领域里所积淀的学养，自然不同于那些只懂埋头练字而忽视读书养精神的字匠。

    匠气是应该尽量规避的，但却应有匠心，即工匠精神。文艺评论家陈履生说：“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板。”孙虔礼也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临习楷体，就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楷书最讲究精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体楷书以结体严谨、点线到位著称，如果不能秉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临习，临摹的准确性便大打折扣，那么楷书的韵致、韵味便有所损害。即使是如行书、草书这样的快写书体，仍然需要慢临，需要推敲。米芾曾言：“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次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即使是率性而为的米芾，对创作的态度也仍然是严谨的，不是随意而就的。

    总之，书法艺术应当毕生修为，不仅在锤炼技法之时应避免过度熟练，还需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文化修养，如此才可避除匠气。

（摘编自《艺术科技》2016年10期）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意味着政府政策方针和发展理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目前，中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只占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社会首先要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基本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面对这一变化，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而不是注重产品的品质，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满足老百姓的高品质需求。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段。广义的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文明礼仪，也包括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各方面的追求，当下人们除了满足吃喝玩乐，还希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看重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除了继续发展生产力，还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先努力发展经济，才能为建设民主和法治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反在经济水平低下时贸然进行改革就可能遭遇东欧式的失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要目标，因此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日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那么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式发展。例如，通过收入调节政策减少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减少贫富差距。过去中央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若能做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成就不亚于从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变成经济大国。

（摘编自聂辉华《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四个维度》）

    作家批评的兴起，是近几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并无明确的知识谱系，也少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却以个性十足的艺术经验和文字表达，深刻改变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固有印象。较之以知识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更像是一场以经典重读为媒介、具有“创作”性质的艺术行为。蕴含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审美经验，有效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如果深入思考这一批评话语的观念缘起，就会发现作家批评在冲击既有的批评格局之外，也暗含作家群体对重建文学生活的集体诉求。

    文学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论在创作、评论抑或是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方面，文学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那时的文学轰动效应，反映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90年代后期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这种“文学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评论和传播模式，它借助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补、文化资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生活”中，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也相互交融。“文学生活”的喧嚣扰攘与勃勃生机，同时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文化标记。但这种“文学生活”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21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影视行业创造故事和角色。出于迎合读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而这种相对狭窄的创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学风格的单一化，这显然非纯文学作家所愿。他们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想借批评的力量，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使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更为多样。从事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实际上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批评立场，通过开掘文学经典里丰富的美学资源，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

    作家批评的兴起，深度唤醒了文学经典重读的当代意识。具体来看，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将那些超越时空阻隔的精神财富，转化为驱动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代作家读《红楼梦》，不会再像红学家那样致力于考据和索隐，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场，借助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警醒现实。其二是对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改写。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二度创作。虽然这样的创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经典作品的实际情况，但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等当代意识去解读，有时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为一部批评文集，毕飞宇的《小说课》以《红楼梦》《水浒传》《杀手》和《项链》等文学经典为批评对象，叙述多用口语，推论过程悬念迭起，巧思绵延，深受读者好评。毕飞宇对《红楼梦》作品“潜文本”的发掘，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展开的。可见，以当代意识切入文学经典，会在激起读者参与热情的同时，让文学批评进一步推动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建。

（摘编自叶立文《作家批评与文学生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