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和”。“和”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

    以此观中国传统绘画，“和”的思想在其中的印迹俯拾皆是。从笔法看，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一幅画全用藏锋、中锋，则画面呆板；若全用露锋、侧锋，则不够含蓄。从线条看，过细过圆，则柔弱无骨；过粗过重，则显压抑。从用墨看，有浓、淡、干、湿。过浓画面沉闷，过淡画面苍白，过干则失气韵，过湿则失刚劲。因此，作画时要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并用，线条要刚柔并济、时轻时重，墨色要浓淡相间、干湿互补。当然，所有这些对立要素并非各占一半，而是运用适度。这便是“和”，是一种互补的和谐。

    在造型和构图方面，中国传统绘画也处处讲求“和”，讲求“和而不同”。画树，不能画出完全平行的枝；画山石，要大小相间；画鸟，常是一栖一飞，或一只闭嘴一只鸣叫；画人物则要求有动有静，衣纹不能完全平行。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方面十分讲究，奇正、开合、主次、虚实都是一些基本要求。要求布局严整，但不是要求画得四平八稳，而是奇中求正，险中见稳。讲究对称开合就体现了对称，但不能把相对的两部分画得一模一样。注重主次，主要对象细细刻画或放在突出位置，陪衬对象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虚实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天空常常不染色，只是一片空白，远山也是似有似无。虚实对照，既突出了主要对象，又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画面上一叶扁舟，不画水波纹，你会想到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湖；山上悬瀑，下面是一片空白，你会想象到山脚的清溪。

    中国传统绘画正是通过这些对立要素和对立概念的互补而达到的和谐，才具有了一种韵味独特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线条、水墨、造型、构图的种种对立要素和各种要求，但在一幅画中只要运用其中一部分要素，满足某些要求从而达到某一种统一的效果，即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例如，有的画偏重于精细，有的画偏重于简约，有的雄浑，有的清奇，有的恬静，有的飘逸。为表现某种风格或特点，画家在笔墨运用、造型构图上就有所侧重。画家们常常采用夸张手法，以突出其特色，与这种特色不协调的东西就大胆舍弃。为了追求这种统一性，画家常对次要的、细小的情节省略或简单概括。我们有时看到一幅画的细节似乎很粗糙、很随意，可是当观看整幅画时，立时感受到它的确气韵不凡。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整体美。

    和谐与统一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有机结合的。只有和谐，才能真正达到统一；而统一也不是毫无差别、毫无变化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中国传统绘画由于融入了和谐与统一的哲学思想，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文化相对主义是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视角之一。文化相对主义是针对文化普遍主义提出的，后者认为欧洲文化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文化标准，其他文化只有进化为欧洲文化才会走出野蛮、步入文明。与之相较，文化相对主义放弃从整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把握，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合理性，文化的价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形态间进行优劣比较，强调文化间不可比较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提倡尊重文化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为人们客观地认识多元的民族差异及历史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为后发达地区增强文化自信、保持文化独立和对抗“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化逻辑。然而，就文化本身来看，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局限。

    在文化的产生和延续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因其特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而有特殊的个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完全适应客观环境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观念忽略了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人的自我实现是文化产生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归宿。人在对自然的理性超越中，采取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塑造了人自身，从而产生了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不断冲破各种障碍、超越自我，逐渐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忽视了文化的创造性和自我超越性品格。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当下的行为方式。同时，作为有目的性的文化创造，文化还具有引领未来的超越性。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就故步自封、放弃文化创造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否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障碍。

    从文化的评价来看，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于其自身，而且这种价值标准只对一种民族有效，对其他民族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价值自足的主张不但为某些文化中违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纵容自身文化糟粕的行为提供了借口。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即是评价一种文化价值高低的标准。从人类社会更替的现实来看，诸种封建社会文化之间可能并无价值高低的差别，但若同奴隶社会文化比较，封建社会因其对人的束缚更少，故而其文化价值更高。文化价值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区分优劣，更重要的是它基于文化创造的超越性可作为一种导向和文化进步的推动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马彦超《文化相对主义的限度》）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