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胎

李恒冲

    良小的老婆要临产了，他早开始了倒计时。天天扳着手指算，已经九个月零一天了，如果不懒月的话，再有六天，就能当上爸爸了。

    良小高兴，有使不完的劲儿。可近些日子，他却老是有劲没地儿使，真叫着急。原因也很简单。早先，通往山里的路很糟，良小就在山口开个修车补胎的铺子，整天有爆胎坏车的来求他，有时一忙起来顾不上吃饭。可现在呢，进山的路修得平平展展的，良小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大车小辆从眼前飞驰而过，熟识的司机有意识按一下喇叭，或领一下首，算是打个招呼。可这礼貌的举止却令良小，心里不是滋味。想想，他们跑的都是钱，自己站着干等闲。

    良小清闲了，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照顾怀孕的老婆。可他总是个闲不住的人，再说，不趁年轻狠狠攒一笔，将来如何供儿子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洋呢？良小一准认定老婆怀着儿子，因为他天天都在隔着她的肚皮去享受有力的踢蹬：“小子，好大劲儿哟，再来一下。”那可是发自内心的自豪，无与伦比的幸福。然而，良小越是沉醉幸福，越是双手发痒，一天不动扳手，好比睡觉摸不着枕头。最后，良小实在耐不住清闲，打算去创造点活做。

    其实，从司机们的抱怨中，良小早知道有些地方修车的为自己找活做，在路上撒钉子，撒玻璃。以前他不屑，那是由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如今，闲下来后也常往那方面想，但毕竟做贼心虚，一次次都没有去行动。然而，终归顶不住闲散和不能挣钱的负重感，这天，他也偷偷向路上撒了钉子。

    傍晚时分，终于等来了倒霉蛋。歪歪抖抖一辆小车停靠门口，下来个中年司机，听口音就知道是外地人，有怨气也不敢大声喘，只是抱怨：“人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塞牙，爆了条胎，刚换了备胎，没走五十米，又扎了，真气人。两条胎都补了，要多少钱？”良小说：“一条三十，两条便宜点，五十吧。”司机说：“是否贵了点？”良小说：“嫌贵，前边修去，十里坡有家铺子，少说要你八十。”司机万般无奈：“补吧，补吧。”而后自言自语：“那个路上丢钉子的，一定生了孩子没屁眼儿。”良小心里说：“你甭骂，我早骂你头里了，又现宰你五十，值!”

    良小刚抄了工具要动手，突然，后邻王婶跑来喊：“良小，良小，快去看看吧，你婆娘摔倒了，流了满地血。”良小风一样去了，背了老婆又风一样回来了，站在路中央，等了半天没一辆车过来。地上一大摊血，并有两股开始向低处蜿蜒。

    这时，那个外地司机开口了：“别等了，我送你们。”就见司机拿把改锥，照了左边的那条好胎扎了进去，并用命令的口气说：“快上车，这样平稳。”

    汽车在路上奔驰，发出吟吟吟的响声，拍击着良小咚咚咚的跳。终于到了县医院，进了手术室。两个小时过去了，护士抱出了个胖小子，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推出了昏睡的老婆，不过，医生的话字字千斤：“幸亏送来及时，才保住了两条命。”

    良小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去找那个外地司机，要给人家下一跪，赔给人家两条胎，不，十条胎。可四个多小时都过去了，哪寻去？只从医院门卫那儿得到一句话：“不知两条命保住保不住，两条胎能算啥？”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他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  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啮。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里的开支。

朱先生退兵

陈忠实

    那天清晨，朱先生正在书房里诵读。门房老者张秀才来报告，说省府衙门有两位差人求见。朱先生头也不抬：“就说我正在晨诵。”张老秀才回到门口如实报告后，两位差官大为惊讶，随之上了火：“晨诵算什么？我这里有十万火急命令，是张总督的手谕，你问先生接不接？”张秀才再来传话：“先生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愿等了请自便。”两位差官只好等着。

    朱先生晨诵完毕，接了差官的信，果然是张总督的亲笔手谕。张总督信中说举事时逃跑的清廷巡抚方升，从甘肃宁夏拢集起二十万人马反扑过来，大军已压至姑婆坟扎下营寨，离西安不过二百里路，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古城百姓将必遭涂炭。因此想请朱先生前往姑婆坟，以先生之德望，以先生与方升之交谊，劝方升退兵。

    朱先生看罢，对两个差人说：“儒子只读圣贤书，不晓军事，又无三寸不烂之舌，哪有回天之力！”说罢就转身走了。两个差官气得脸色骤变，气呼呼跳上车走了。朱先生听得门口清静下来，收拾行李，夹了一把黄油布伞就出了白鹿书院。午时，两位差官又驾着汽车来了，而且带来了张总督的秘书。门房老者张秀才如实相告：“走了。先生躲走了。”

    傍晚时分，在张总督的总督府门前，一位背着褡裢夹着油伞的人径直往里走。荷枪实弹的卫兵横枪挡住。那人说：“我找张总督。”卫兵嘴里连续呼出五个“去去去去去！”那人就站在门口大声呼叫起张总督的名字，而且发起牢骚：“你三番两次请我来，我来了你又不让我进门。你好不仗义！”这时候一辆汽车驶到门口停下，车上跳下两个人来，顺手抽了卫兵一记耳光，转过身就躬下腰说：“朱先生请进。”朱先生一看，正是早晨破坏他晨诵的那两位差官，便跟着差官走进总督府见了张总督。张总督挽着朱先生坐下，亲昵地怨喧道：“先生你是腿上的肉虫儿不得死了？放着汽车不坐硬走路！”朱先生说：“我是土人，享不了洋福，闻见汽油味儿就恶心想吐。”张总督说：“我真怕你不来哩！正准备三顾茅庐，我亲自去你的书院哩。”朱先生笑说：“纵是孔明再生，看见你这身戎装，也会吓得闭气，何况我这个土人。”

    第二天一早，张总督起来时，已经找不着朱先生，连连叹惋：“这个呆子，书呆子！”随之带了一排士兵乘车追出城去。

    朱先生已经踏上成阳大桥，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油伞，晨光熹微中，仍然坚持着晨诵，连呜呜吼叫的汽车也充耳不闻，直到张总督跳下车来堵住去路，朱先生才从孔老先生那里回到现实中来，连连道歉：“总督大人息怒！我怕打扰你的瞌睡就独自上路了。”张总督好气又好笑说：“这十二个卫兵交给你，请放心。我已经给他们交待过了。”朱先生转过身瞅一眼站成一排

    溜儿的兵士，摇摇头说：“这十二个人不够。把你的兵将一满派来也不够。要是你能打过方升，你还派我做什么？回吧回吧，把你这十二个兵丁带回去护城吧！”张总督不由脸红了说：“那你总得坐上汽车呀！”朱先生不耐烦了：“我给你说过，我闻不惯汽油味儿……”说罢一甩手走了，嘴里咕咕嘟嘟又进入晨诵了。张总督追上来再次相劝。朱先生却轻轻松松地说：“你诵一首成阳桥的诗为我送行吧！”张总督心不在焉又无可奈何地诵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朱先生击掌称好之后，自己也吟诵起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成阳桥……

    朱先生吟诵至此，热泪涌流，转过身扯开步径自走了。

    两日后，朱先生回到省城复命张总督。这时，方巡抚已经罢兵，带领二十万大军撤离姑婆坟，回归甘肃宁夏去了。

    张总督立即传令备置酒席，为朱先生接风洗尘压惊庆功。朱先生从褡裢里掏出食物，大吃大嚼起来。张总督难为情地说：“先生这不寒碜我吗？”朱先生不以为然。吃罢喝了一杯热茶，背起褡裢告辞。张总督死拉住不放：“我还想请先生留下墨宝。”朱先生又放下褡裢，执笔运腕，在宣纸上写下两行稚头拙脑的娃娃体毛笔字：

    脚放大，发铰短

    指甲常剪兜要浅

    张总督皱皱眉头不知所云。朱先生笑说：“我这回去姑婆坟，一路上听到孩童诵唱歌谣，抄录两句供你玩味。”说罢又背起褡裢要走。张总督先要用汽车送，又要改用轿子，又要牵马驮送。朱先生说：“不宜车马喧哗。”

（节选自陈忠实《白鹿原》，有删节）

一个公民的命运

（波兰）姆罗热克^①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本国遥远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天气跟首都的天气一样。寒来暑往，刮风下雨，阳光普照，与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从气候特点来看，你分辨不出两者有何不同。但是，令人吃惊、甚至恐惧的是权威人物的首创精神。他们为了了解本地天气状况，决定在这遥远的地方建造一所气象台。这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划出一小块矩形地盘，四周用白色栅栏围起，中间有一个仪器箱，架在细长的支腿上。

    挨着气象台是干事的房屋，他的工作除了照看仪器外，还包括书写天气状况的准确报告，这样，假如有人询问情况，权威手头就有了必要的信息，不至于茫然不知所答。

    干事是一个非常尽心尽职的年轻人。他写的报告清楚简洁，并且一直准确可信。假如有雨，他会尽可能从每一角度记述雨情：几时下雨，雨量多少，时间多少……否则他不会罢休。假如阳光明媚，他也会不遗余力准确无误地给予记述，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他懂得全国上下都在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为他发放工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专心工作。他永远也不会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地区，天气总是变化无常。

    临近夏末时，暴风雨频繁起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他翔实地记述下来，把报告交往上级办公室。暴风雨还是接踵而来。

    一天，一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拜访他，这位同事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临走前随口说：“朋友，我觉得你报告的调子是否有点低？”

    “此话怎讲？”干事感到惊奇，“你可以亲眼看一看，是在下倾盆大雨嘛。”“不错，是在下雨。当然，谁都能看见。但你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吗？要采取科学态度。请注意，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于友谊才提醒你。”这位老气象学家穿上胶鞋走了，一边走，一边直摇头。年轻的干事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有些焦虑地凝视着天空，接着又写了起来。大约就在这时，他出乎预料地接到了上面权威的传唤。虽不是最高权威，可仍然是一个权威人物。他带着把伞进城了。权威在一所漂亮的房间里接待了他。雨点打在屋顶上，滴答作响。“我们之所以召你来，”权威声明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报告的片面性感到惊奇。这段时间，你报告的调子太悲观。丰收在望，而你却喋喋不休地报告雨情。你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性质吗？”“可是在下雨嘛……”干事说。“别找借口。”权威面有愠色，拳头砰的一声落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这儿有你最近所有的报告，你不能否认。你工作干得不错，可优柔寡断。我要你明白，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失败主义情绪。”会见后，干事把伞合起来，夹在胳膊下，回到了气象台。这一举动意愿虽好，但他终因遍身被雨淋透，得了感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因雨所致。

    翌日，天气好转。他喜出望外，立刻写下了报告：“雨停了，必须承认，下得并不太大，只是断断续续下了几点。看现在，阳光多么灿烂！”确实，太阳驱散了乌云；天气渐渐暖和过来，大地冒着蒸气。干事一边欢快地低声哼着曲子，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一阵冷风吹过，乌云又开始聚集。他走进屋，生怕患上流感。下一份报告又该写了，他写道：“太阳运行如故。哥白尼早已证明，日落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总是光芒四射；只是……”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感到非常不畅快。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他摆脱了机会主义想法，只写道：“17点，雷雨。”

    第二天，又是一场暴风雨。他作了报告。第三天，虽没有暴风雨，可下了场冰雹。他又作了报告。他浑身洋溢着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邮递员又给他送来传唤令时为止。这次传唤令是从“中央权威”那里发出的。

    他从首都返回后，心里再没有什么疑虑了。连续几天来，他的报告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偶尔还响彻着辩证的论调。例如：“虽然短期偶然出现的阵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灾，但是什么也摧不垮工程兵和救援分队的战斗精神。”

    随后的报告描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些甚至是用韵文写成的。然而，大约两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使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报告说：“该死的暴雨。”下面是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村里寡妇生下的男婴发育良好，尽管人们都认为他活不长。”

    一项调查表明，他是喝得醉醺醺之后写这份报告的，买酒的钱是他变卖气象仪器换来的。自那以后，什么也妨碍不了本地区阳光明媚的天气了。他在绕着田野行走时被闪电击死，当时手里还拿着一只卢尔德神钟^② ， 他企图把乌云驱散。他基本上还是个诚实之人。

【注】①姆罗热克，波兰当代荒诞派文学代表作家。②卢尔德神钟，一种宗教祈请的器具。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儿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能让他修饰成鲤鱼的眼睛。树死了，木匠却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这十里八乡要做的那些精细别致的木工活儿，离开他还真的做不好。他木工的作品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结实耐看！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我在一边，就像看精彩的舞台表演，好过瘾。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粗糙的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儿。他宁可憋在家里弄那些丑木头玩，磨、刨、钻、刻，忙得自得其乐，也不愿意接那些粗活干。而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吧，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那懒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非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要是他特别喜欢做的木工活儿，即使别人给他钱少，他也愿意干。”我说：“这人，好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做生意赚钱的致富经历。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木匠活儿手艺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我忽然明白了：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只是孤独。

    去年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在哪儿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呢。”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活儿不想做。”

（选自《小说月刊》第3期，略有改动）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

       父亲吃了一碗老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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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节选自《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