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相当接近民主制度的设计，以为君民之间，不是主从尊卑，政府是为民而设。地方发展，犹如诸侯，有相当的自主权。学校是议政的场合，其所议定，由地方长吏付之实行。这一构思，俨然是代议制，而且是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

李时珍的本草之学，谨言踏实，近于现代实证的方法。徐霞客的地理之学，全由亲身旅行各处，乃实际观察之后的记录。……又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茅元仪的《武备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有工艺器械的制作过程，并有实绘的图样。凡此均是从理性发为科技的产品。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二  民主与科学在西方是以理性揭露宗教的黑暗统治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为揭露明朝的极端皇权政治曾经活跃起来但不像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一直发展下来，而在清朝以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而停滞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强敌压境的资本主义刺激下才开展起来。

——《陈旭麓学术文存》

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因敬仰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治学宗旨，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认为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