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    ）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    ）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1949年，北平解放，百废待兴。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广揽人才，四处奔走。这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他的努力，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3年，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1957年秋，李德伦学成回国，担任中央乐团指挥。之后多年，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介绍给广大听众。他也曾率团到港澳、朝鲜、日本等多个地区和国家演出。又先后到苏联、芬兰、捷克、古巴、卢森堡、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访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对乐曲的深刻理解，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使得国外的同行为之折服。他成为我国享誉中外的国际级指挥大师。

    突如其来的“文革”，神州罹难。李德伦这双创造美、复活美、播洒美的大手，拿起了改锥、扳子，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他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在这场劫难中，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使李德伦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这条回回汉子，巧妙应付，从容迂回，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断其刚。他把大写的人字，写得更有光彩、更为淋漓。

    当神州恢复澄澈时，李德伦已过耳顺之年。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正常的排练演出已经屈指可数。一种焦灼的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一心要让中国交响乐重回大众耳畔，重新走向世界乐坛。他不顾多病体衰，不顾因肾癌而摘掉一个肾以后体虚乏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1977年3月26日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李德伦给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爆响世界。世界上音乐人群惊诧不已，惊喜万分。李德伦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

    国门大开，流行文化充斥市场，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一切空间，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那虚假的“沉醉”，缺少品位的“粗豪”，被人模仿、追逐。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李德伦忧心忡忡。他无意去否定时尚，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雅与俗，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而粗俗、恶俗，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李德伦又开始构思一个中国音乐界的“史无前例”。

    这场《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演出阵容庞大，完全是挑战极限：11个音乐团体，810多名演奏乐手。指挥均由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任。《交响乐之春》共演出两场，场场爆满。特别是当李德伦指挥810多名乐手的大乐队，奏起《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时候，观众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天籁”之中。这场音乐会，被报纸誉为“曲高和众”、“八百勇士壮举”。

    北京当时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他亲自考察、策划、上下奔走，从设计到施工，事一无巨细，都亲历亲行。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终在1986年完工，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长。李德伦身后矗立起一座音乐届的丰碑——北京音乐厅。李德伦在建厅之初，留下一句话：这里不演流行音乐。这句话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

    2001年10月1 9日零时39分，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归真，享年84岁。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一个个远离了我们，丁峤、李超、王连芳、马坚、马松亭……他们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段辉煌。

    但是，他们之所以为举世人崇敬仰慕，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才能？

（节选自《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作者李佩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3年，到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当指挥。建国后，李德伦先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李德伦多次在国内指挥演出，多次应邀赴欧美各国访问演出，并任客座指挥，享有世界声誉。

（《百度百科》）

②担任中央乐团指挥期间，李德伦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他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进一些地方乐队如北京、山东、内蒙乐队的建立及北京音乐厅、广州音乐厅的兴建。并到全国各大学，工厂及机关团体举办“交响乐讲座”。

（中国音乐家网《李德伦》）

人生哲学的一课

艾芜

    ①在店里住到第五天的晚上，我被幺厮引到另一间更糟糕的屋子里，介绍给另一个陌生人同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问及和我往天（几天前）晚上一块儿睡觉的那个同伴了。因为我虽是讨厌他一身癞虾蟆似的疳疮，但我却忘不了他那待人和善而有礼貌的样子。

    ②“没店钱，赶出店外去了！”幺厮这样粗声粗气地回答，语势里藏着威胁和狞笑。

    ③我打了个寒噤，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这样地想：可怜他还是可怜我呢？

    ④我知道，我不久也会给人赶到街头去的。掉转身，望着小窗外的黑夜——一个广漠的冷酷的昆明的黑夜。

    ⑤这位新同伴呢，睡在床上，脸朝着壁头，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面，看不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来，而我的心里早就制造出这样的公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睡何必曾相识”，也就无须乎详细的观察和询问。我只是默默地倚窗站着，望着无边黑暗闪着小星点的秋空，追想那给店主人赶在街头的旧同伴，这一夜不知蹲在哪儿，含着眼泪，痛苦地搔着他身上发痒的疮疤呢！他的身世，我可不知道，只在夜里听见他一面搔痒一面这样愤激地说过：“家乡活不下了，才来到省城的，哪知道省城还是活不下去呢！”就只是知道这一点子，然而这一点也尽够一个沦落人的注解了，所以我也就不曾追问，而且我也没有追问别人身世的好心绪的。但这时我整个的心却为被赶的他悲哀了。仿佛我已看见他荒凉不堪的家乡，在斜阳中躺着无数烧毁的破屋，没有一缕黄昏的炊烟，只有一队乱鸦，在空中飞鸣一会，散到远处去了……“老兄，吹灯睡吧！”床上睡的那人，看着我尽是那样默默地站着，便忍不住这样说了。这一声，骤然打散了我心中的幻象，同时还觉得他的语气很是柔和、亲切，就无心地向他道：“你老兄可也是来省城找事做的么？”

    ⑥“不，我明天是要到外县去！”

    ⑦等我吹了灯上床睡的时候，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声：

    ⑧“这年头儿有什么事可做呢？”

    ⑨安慰的话，对他是没用处的，而我也说不出安慰的话来。于是两人静静地躺着，不作一声。秋夜的黑暗，把我们深深地掩埋着了。

    ⑩第二天早上醒来，约莫九点钟的光景，发现昨夜同睡的伴侣和我的一双旧鞋子，通不见了。没有鞋子穿，我十分地懊恼，但，对于偷去鞋子的人，我并没有起着怎样的痛恨和诅咒。因为连一双快要破烂的鞋子也要偷去，则那人的可怜处境，是不能不勾起我的加倍的同情的。然而，我看着一双赤裸裸的脚板，终于生气了，冒火了。我气冲冲地走到账房去，用着顽强的态度和咆哮的声音，同老板吵闹起来，把四五天来他给我的气闷，通通还给他了。

    ⑪我不管他辩护的话，只觉得在他的屋里掉了东西，做主人的他，是应该首先负这责任的。于是吵闹，吵闹，不息地吵闹。

    ⑫老板到底屈服了，就赔我一双半新的鞋子，鞋面是黑色哔叽做的，自然比我的旧布鞋子漂亮得多。我便马上感觉到偷我鞋子的朋友，倒替我做了一件不无利益的生意。但在老板交鞋子给我的时候，却严厉而忿怒地告诫，也许可以说是等于责骂吧，因为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快要爆出火花的光景。

    ⑬他说：“限你今夜清算店账，不……”气得说不出了。

    ⑭“好的，”虽然我是回答得很不软弱，但心里却有点失悔我的吵闹，太过于凶悍了。然而想到早迟都要给他赶到店外的，捉到一个可以难他的机会的时候，客气的和平那是用不着的了。

    ⑮赔偿的漂亮鞋子，诚然是出乎意外的收获，但等我朝脚上一比的时候，才知道这鞋子比我的脚短了一寸。没有别的方法可想，只有把这双短小的鞋子，无可如何地套在脚上。于是，在这山国的都市上又凭空添上了一个拖着倒跟鞋子的流浪青年，而我在街头走路的样子，也就更加狼狈更加滑稽了。但这些，我全顾不到。我只是一面拐出店外，一面就盘算：在这一夜应该在哪儿寻得一块遮蔽秋风秋雨的地方。

    ⑯同时我想：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

    1931年冬上海

（节选自《南行记》，有删改）

士兵之家^①

海明威

    克莱勃斯在堪萨斯州一所卫理会学院（教会学院）读书时上了前线。有一张照片照的就是他和团骑的弟兄们，大家都戴着一模一样的高领。他在1917年入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直到1919年夏天第二师从莱茵河撤回来才回到美国。

    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另一名军士同两个德国姑娘在莱茵河畔照的。克莱勃斯和那个军士穿的军服都绷在身上显得太紧。德国姑娘长得也不漂亮。莱茵河在照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克莱勃斯回到俄克拉何马家乡小镇的时候，向凯旋英雄致敬的热潮已经过去了。他回得实在太晚，他的家乡对于有关战争暴行的故事听到得太多了，真实的情况反而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克莱勃斯发现，要人家肯听，他就得撒谎，因为撒了谎，战争中他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使他感到厌烦。他明白自己一直处于病态的十分恐惧的心情中。这样，他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正当晚夏，他每天起得很晚，起床后步行到市区去图书馆借一本书，回家吃中饭，在前廊看书直到他感到腻烦为止，然后步行穿过市区，到阴凉的弹子房去，消磨一天中最热的几小时。他喜欢打弹子。

    晚上，他练练单簧管，去市区散散步，看看书，然后上床睡觉。他在他的两个妹妹心目中仍然是个英雄。他妈妈甚至会把早饭端到床上给他吃，要是他想这样的话。他在床上时妈妈常到他房里来，要他把打仗的情况讲给她听。不过她的注意力总不集中。他父亲则什么意见都不表示。

    镇上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姑娘们都长大了。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挺复杂，既有已经确定的各种联合，又存在着变化不定的敌意，这使克莱勃斯觉得他缺乏精力和勇气闯进她们的天地里去。不过他喜欢看她们。漂亮的姑娘真不少。大多数都剪短头发。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小姑娘或者赶时髦的姑娘才留那样的短发。她们都穿着毛衣和荷兰式圆领衬衫。这是种流行式样。他喜欢站在前廊看着她们在街对面走过。他喜欢看她们在树荫下走路的身影。他喜欢她们露在毛衣外的荷兰式圆领。他喜欢她们穿的丝袜和平底皮鞋。他喜欢她们蓬松的短发和她们走路的样子。

    他其实并不需要这些姑娘本身。她们太复杂了。他所要的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他模模糊糊地觉得需要个女朋友，不过他又不想为了交女朋友而多费精神。他不想承担后果。他再不想承担什么后果了。他只希望毫无干系地生活着。再说，他也并不真需要女朋友。他喜欢街对面走过的姑娘们。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和他的天地不一样。要是找上她们中间一个倒不错。不过不值得费那么大劲。他回家大约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早晨，妈妈走进他房间坐在他床上。她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上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妈妈说。“在他的王国里不会有闲人的。”

    “我不在他的王国里，”克莱勃斯说。

    “我们大家都在他的王国里。”

    克莱勃斯像平常那样，感到有点尴尬而生气。

    “你爸爸也在担心，”妈妈继续往下说。“他认为你已经丧失了雄心大志，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查莱·西蒙斯年纪跟你一般大，有一份好工作而且就要结婚了。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安顿下来了，大家都决心要干出点名堂来；你可以看得出，像查莱·西蒙斯那样的小伙子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镇上的光荣。”

    “就这些？”克莱勃斯说。

    “是的。你难道不爱你妈妈吗，亲爱的孩子？”

    “不，”克莱勃斯说。

    妈妈隔着桌子看着他。她眼睛里闪着泪花，开始哭了起来。

    “我什么人也不爱，”克莱勃斯说

    “你愿意和我一起跪下来祈祷吗，哈罗德？”妈妈问。

    “我不会，”克莱勃斯说。

    “试试吧，哈罗德。”

    “我不会。”

    “你要我替你祈祷吗？”

    “好的。”

    这么说有什么好处呢。他没法告诉她，也没让她明白。讲了这样的话只是做了桩蠢事。他为妈妈感到难过，她使他撒了谎。他要去堪萨斯城找个工作，而她也就会安心了。也许在他走之前还得再经历一场哭笑。他不想上他爸爸的办事处去。这件事他不想践约。他愿意生活过得顺顺利利。以前生活过得就是这样。唉，现在这样的生活完结了。不过他还要到学校的操场去，去看看妹妹海伦玩室内垒球赛。

【注】①“士兵之家”原为本世纪初在美国某些小城镇上存在的优抚性机构，供参加过内战甚或美西战争而又孤鳏无依的退伍及残废老兵居住。这些老兵平日默默无闻，遇到重大节日则穿上旧日军服，佩戴全副勋章，以示荣耀。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

庙宿

陆鑫

“冷庙茶亭，街头路尾，只有要饭叫化的人，只有异乡流落的人，才在那里过夜。有个草窝的人任凭是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自己的窝里去睡，何况有高床板铺的人家!”一一个夏天的清早，我还闺着眼睛睡在床上，就听见父亲这样大声地申饬着。

这话是对我的表弟而发的。“舅父，我和邻哥儿到沙滩上捉蟋蟀，直到夜深，便和他们在茶亭里睡了一觉，天一亮我便跑来这里了。”说着颇带得意的神色，却不料遭了一顿斥骂。

听了这隔面的教训之后，我益发不敢自由放肆了。虽则我渐渐地不满意起我所处天地的狭小。①我幻想，假如我能睡在溪边的草地上过夜，可以任意眺望，草地上到处长满了花，红的，白的，紫的，十字形的。钟形的，蝴蝶形的……

我在父母的卵翼底下度过了平安的童年，我第一次觉得人生的旅途并不如幻想那般美丽，是我十八岁的一个夏天。

我从K地回家去。到了一个叫作长毛岭的地方，走到岭脚的时候，突然一种晕眩攫住了我。“休息一回罢。”我想。附近没有人家，离大路五十步远一株大枫树底下有一座庙。案前烛台上亮着几双蜡烛，炉里香烟绕缭着，这倒不是冷庙呢。一阵沁人的香气在风中送来。抬头一看，庙前的照壁上攀满一墙的忍冬花。我便倚在香案的脚上假寐着，养着神。

太阳西坠，人归，鸟还林。②暮色好像悬浮在浊流中的泥沙，在静止的时候便渐渐沉淀下来，也如沙土的沉淀一样，有着明显的界层。那时我所坐的庙位在山麓当然是暮色最浓最厚密的地方，岭腰是半明半暗，而岭的上面和远山的顶则依旧光亮，透明。一只孤独的鹰在高空盘旋着。那儿应该是暮色最稀的地方，也许它的背上还曝着从白云反照下来的阳光呢。

看看这庙里并不肮脏，看看这一墙的忍冬花清香可喜，一种好奇的心突然牵引着我：“既然走不动，便在这香案底下睡他一宵，且看他怎样?”庙宿虽是初次，我也不胆怯。明天，病好了，天未明前便起身走，一口气跑到家……

忽然我记起从前父亲责骂表弟的话。当时他这样大声地呵叱是故意叫我听见的么?是预知我有一天会在外边逢到山高水低，为免却这“迟行早宿”的嘱咐，便借着发怒的口吻，寓着警戒之意么?世间的父母，辛勤劳苦地为他们的子女都预备了一个家，大的小的，贫的富的，希望子女们不致抛荒露宿，而世上栖迟于荒郊冷庙中者，又不知有多少人!

“咦，你是×镇来的么，天黑了，坐在这里做什么?”一位中年妇人拿了一个香篮踏进庙来，熟视我的脸，惊讶地问。“是×哥儿吗?”

这种不意地直呼我的奶名怔住了我。我想否认，但说不出口。

“你认不得我，难怪，十多年头了。我是你的堂姊。小时候我时常抱你的。”她急促地把自己介绍出来，毫无疑义地她的眼睛不会看错。

我知道这位姊姊的名字，我也知道这位姊姊的命运。小时候我确是晨夕不离地跟着她的。她抱我，挽我到外边去采野生的果实，拔来长在水边的“千斤草”编成胡子，挂在我的耳朵上。端午时做香袋系在我的胸前。抱我睡的时候也有。有一次还带了一只大手套，在黑夜里把我吓得哭起来，那时我已有牢固的记忆了。在她出嫁的一天，好像并不以离开我为苦，在我哭着不给她走的时候分明地嫣然笑了……

看我一声不响，大概知道我有不得已的情形，便不再追问，只是热情地说，“天黑了，到我家去过夜，脏一点。”

接着连推带挽地把我拉进她的家。这不是家，这是庙左旁的一间偏屋。刚才我从右边进来，所以不曾留心到。③屋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灶，没有鸡，没有猫，没有狗，没有孩子，也没有老人，这不像家。

我在床沿上坐了下去并且回答她我是她的堂弟，她好像异常高兴似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雇把轿子呢?你在外面读书的，像你这样真有福气。你们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人。”

接着答我的问句，话便川流似的滔滔地流出来。她诉出了她一生的悲苦，在弟弟的面前诉说悲苦是可耻的呀，以前不是我每逢受委曲的时候跑去诉给她听的么?但是她还得这样地诉说着，世上她已无可与诉的人了。她说到她如何受丈夫的摈弃，受自己同胞兄弟的摈弃，受邻里叔伯的摈弃，如何失去她的爱儿，如何成了一个孤独伶仃的人。

她年纪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她又告诉我怎样来这庙，每天于早晨傍晚在神前插几炷香，收一点未燃完的蜡烛，庙里每年有两石租谷，她每年便靠这租谷和香火钱过活，勉强也过得去。

“靠来靠去还是靠菩萨。”慑于人之不可靠而仅能乞灵于神，她吐出这样可悲的定命论来了。听说我病了，她便收拾起她未说完的话，赶紧到灶下点起一把火，随即在屋的一只角落里拿来一束草——这类似薄荷的药用植物在家乡是普遍地应用着的——放在锅里煎起来，一面把她自己的床铺理了一理，硬要我睡下，又在什么地方找出一包红糖，泡在汤里，热腾腾地端来给我。一边抱歉似的说，“糖太少，苦一点。”

在她端汤给我喝的时候，这步行和端碗的姿态仍然是十多年前我熟识的她。我熟识她的每一个小动作。我感到安慰，我感到欣喜，在眼前，这化身为姊姊形态的家的温柔，令我忘了身在荒凉的岭下。她催我睡，不肯和我多说话，自己在床前地上展开一个旧毡陪我，我在这抚爱的幸福中不知不觉地睡去。

次展动身的时候，她为我整整衣领，扯扯衣襟，照着从前的习惯，直到我走到岭的半腰，回头望这古庙时，她还兀自茫然地站在那里。

④“有家的不论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去……”父亲的话始终响在我的耳际。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