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不懂外文的翻译家

    林纾出生时，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青年时代的林纾被乡里视为“狂生”，这与他的秉性有关，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蔑视。1882年，林纾作为以文名显于乡里又不断赴京应试的举人，出入于士流之中，奔走于南北之间。他感受着时代风雨和民族的危难，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海面上爆发。停泊在马尾港的法国舰队突然向中国的船只发起进攻，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中国全部船只，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悲愤莫名，与挚友林崧抱头痛哭，引以为奇耻大辱。1884年11月，左宗棠来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拦马告状，控告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败绩。当时林纾目光如炬，纵谈败状，未尝有所顾忌。告状后，林纾与友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林纾走进维新派的行列，不过他凭的是文学。1897年，林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是在他“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的特定情况下写成的。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仿照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儿童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诀。“每日国仇似海深，救国须鼓儿童心”，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养蒙者奉为金科玉律”，影响甚大，后来流传到海外。1897年，这位不懂外文的落第举人，正式走上了翻译西洋文学的道路。这是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林纾成为维新派的有力标志。戊戌变法前后，伴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发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又倡导“小说界革命”。译介西洋文学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方面。这年夏曾佑（学者、诗人）、严复在《国闻报》上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又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他们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步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一部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竟是友人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摇笔整理成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

    1899年，林纾举家移居杭州。他眷爱杭州的湖山之美，曾尽力维护西湖的旖旎风光。他每游西湖，就留心查看何处缺树，一一记在心头。第二年清明节前，他亲购垂柳幼苗千株，着人补栽在缺柳之处，此事在杭州传为佳话，他以此自号“西湖补柳翁”。他和魏易又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之辱，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此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可以警醒国人。他们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林纾在《跋》中指出“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显然，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的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是举国瞩目的文学家了：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他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流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无论新派旧派都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地位。林纾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是无间断地在译坛上辛苦耕耘，译作的总数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誉为“译届泰斗”。

    然而，从政治立场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林纾，一方面强烈要求反帝救国、热血澎湃，一方面却不赞同以改朝换代谋求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伴随着政治立场的落伍，林纾身上亦新亦旧的二重色彩更明朗化了。辛亥革命后，林纾对“共和”制下的民国是否优于那个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产生了疑惑，对于民国初年的乱哄哄的“共和”渐渐不满、失望乃至绝望。他写道“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焚。无暇作谑，但有深悲”。前清已矣，现实又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立场复归到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那里。他成了一位可叹的“遗老”。

(摘编自张俊才《林纾评传》)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

（有删改）

天湖

海桀

    走进西部，你不可以不去看湖，看那高天大地上独有的液态的翡翠，看那独属于世界第三极的纯粹的原始，看那浑古苍茫中的生命的鲜活。

    那是可以触摸到的真实的梦啊！视觉里，湖天一色，长云横空。倒映在湖中的雪山冰肌玉骨，水面莹波荡漾。满眼都是湿漉漉的清逸，一如天然的水墨。

    你向她走去。

    天地安详，净若装饰，却又毫不虚玄，那实实在在的鲜美质感，那青春弥漫的天灵之光，使人在茫茫然然，浩渺无涯的醺然里，充满生命的自豪。心灵里清辉熠熠，通明如澈。恍恍惚惚之间，似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在洒满光斑的湖面上诱惑着、浮迤着——它伸向太阳，伸向尽头，伸向谜一般的深处，却又分分明明铺展在脚下……

    地球上的喜马拉雅海消失了。而这片湖水却更加年轻，更加美丽，更加温情，像一位默默无语的仙女，静静偎依在雪山的怀抱；又像是一轮永远皎洁、永远安宁的满月，在那幽远而又孤独的清澈里，在那只会消失不会变老的诗意中，守望着那个终极的谶语……

    天湖的独异举世无双。她的周围没有亭台，没有飞檐，没有园艺，没有楼阁；不见帆影，不见闹嚷，不见气象万千的云雾缠绵，连最最普通的一棵小树都不长……所有的只是云，只是雪，只是湖，只是草显示出的坦然。所有的只是自然叠积出的圣洁的山，仙灵的水。

    无限静卧于斯。面对这样的境域，你生命的孤独，本能的渴望，会就此蜕变。距离消失了，坦途历历。

    你只想再看一眼真切的雪山、冰川、草原；你只想再领略一次三伏的清凉，超凡的意味，归宿的自然；你只想在荒野的深处，看着瀚海落日的苍凉，走向真朴，走向纯粹……既而，在突如其来的孤寂中，在恍如隔世的空落里，在幽梦般的清逸和爱悦般的境界中，忘记尘世的喧嚣和魅惑，忘记所有的烦闷和苦恼。心啊，如汪洋中的船，高扬着鼓胀的帆，全部的目的和向往都只会是那可以真正落脚的坚实的彼岸——火热，温情，弥漫着人烟和爱的祥祺的所在。

    然而，像日落后星辰的闪耀一样，当你回到都市，回到那个被欲念之力旋转不已的尘世的轨道上。你会在楼群的挤压中、酸雨的雾霭中、烦嚣的昏冥中、应酬的喟叹和无常之苦的缘分中想起这片美如理想的蓝色，想起她乳汁般的纯净；想起她超拔的仙姿，恍然间，别梦依稀心里充满空寥的忧伤。

    于是，你在自我的影子里结识安慰，在人生的沉浮中呼唤真情，在迷惘的苦痛中虚拟现实，在无序的回味里吟诵自然……既而，怀着稽首的肃穆，怀着洗礼的庄严，怀着对阴柔的向往，怀着对挚情的依恋，思念那西部的奇伟浩瀚，思念那独属于荒野的纯净，思念那原始的真实，思念那你曾触摸过的鲜活的梦境。

    永无宁静的心啊，如婴儿的眼睛，在那片超凡的泰然里，在那摇篮的煦暖里明亮着、闪烁着……

    你或许会说，西部的天湖的确很美，可我更喜欢长江黄河，我赞美大海的瑰丽，我崇拜汪洋的宏伟。

    我知道，在你心的屏幕上，一旦离开，天湖就正在远去，像退潮的浪花，苍茫在微濛濛的天际……

    一片片鱼鳞状的沙滩裸露出来。一块块赤褐色的废墟袒呈开来。

    可是我要说，你还是忘不了天湖啊！那天外世界的干净，那自然原始的真朴，那对生命本质的贴近，多么深孚，多么坦然；多么沉静，多么空灵；多么神秘，多么纯粹。寻阅一次，就会成为生命链条上的一个链扣。无须想起，不会忘记。没有痛苦，不思喜悦；没有哀伤，不求幸福……所有的只是那亲爱之中的本真的渴望，所有的只是那深不可测的生命的悲壮和交响……

    不知今晚是否有梦，如果有，一定是湖。

（选自《经典美文》）

夜走灵官峡^①

杜鹏程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半尺多厚。天地间雾蒙蒙的一片。我顺着铁路工地走了四十多公里，只听见各种机器的吼声，可是看不见人影，也看不见工点。一进灵官峡，我就心里发慌。这山峡，天晴的日子，也成天不见太阳；顺着弯曲的运输便道走去，随便你什么时候仰面看，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目下，这里，卷着雪片的狂风，把人团团围住，真是寸步难行！但是，最近这里工作很紧张，到处都是冒着风雪劳动的人。发电机、卷扬机、混凝土搅拌机和空气压缩机的吼声，震荡山谷。点点昏黄的火球，就是那无数的电灯。看不清天空里蛛网似的电线，只见运材料的铁斗子，顺着架在山腰里的高架索道，来回运转。

我肚里饿，身上冷，跌了几跤，手掌也擦破了。算啦！到山崖下边找个避风的地方蹲上一阵，天明十点钟赶到材料厂也不迟。晚上瞎摸乱闯，跌到深谷里就把我这材料队长“报销”了！

抬头看，一条小路通到绝壁上的石洞里。石洞门口还挂着布帘子。无疑，这里住着工人。我抓住树枝爬上去，钻进石洞。奇怪！石洞门口有个小孩，看来不过七八岁。他坐在小板凳上，两个肘子支在膝盖上，两只手掌托住冻得发红的脸蛋，从帘子缝里傻呵呵地向外望着对面的绝壁。我进来，他看了一眼，又朝外望着。

石洞挺大，里头热腾腾的，有锅碗盆罐，有床铺。床头贴着“胖娃娃拔萝卜”的年画。墙上裱糊的报纸，让灶烟熏得乌黑。

“屋里怎么没有人哪？”我一边说，一边抖着大衣和帽子上的雪。

小孩扭转头，眼晴忽闪忽闪地望着我，说：“叔叔！我不是个人？”他站起来背着手，挺着胸脯站在我跟前，不住地用舌头舔着嘴唇，仿佛向我证明：他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个很大的人。

我捧住那挺圆实的脸盘说：“小鬼！你机灵得很哟！”

他把我的手推开，提着两个小拳头，偏着脑袋质问：“哼！叫我‘小鬼”？我有名字呀！”他指着床上那个睡得挺香的小女孩说：“妹妹叫宝情（成），我叫情（成）渝！”

不用问，这孩子像我碰到的千百个孩子一样：工地里出生，工地里成长。工人们喜欢用工地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成渝这孩子大约生长在成渝铁路工地，那个叫宝成的小女孩，也许就出生在此处。

我坐在火炉跟前，搓着手上的泥。

成渝爬在我的膝盖上，问：“叔叔！明天还下雪？说呀，叔叔！明天还下？”

我把那冻得发红的小鼻子按了一下，说：“天上要通电话，我一定给你问问。可是——”

呵！他恼啦！一蹦起来，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皱着眉头，偏着脑袋，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哼，还哄我！你口袋装着报纸。报上有天气哩。”

哦！他是说，每天的报纸上都登载着天气预报的消息。这小家伙精得很哪！

成渝着小嘴巴，又坐在门口，两手托着圆圆的脸蛋，从帘子缝里望着对面的工地。我问他水壶在哪里，他也懒得说。真后悔，不该得罪这位小主人！

我说：“成渝！明天还下雪，是不是你就不能出去玩啦？”他连看我也不看，说：“爸爸说，明天还下雪，就要停工哩！”我说：“你爸爸这样关心天气？他干啥工作？”

他骄傲地说：“开仙（山）工！”

“在哪里开山？”

他努着小嘴巴，指着对面的工地。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探照灯的光带，透过飘飞的雪片，直向天空射去。顺着光带，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十名工人像贴在万丈绝壁上似的，打着炮眼，仿佛在开凿着登天的梯子。

成渝说：“爸爸能看见我。爸爸说，他打炮眼呀，打炮眼呀，一扭头就看见我了！”

啊！是这么回事！

我鞋子上的冰雪化开了，冻得麻木的双脚开始发痛。为了取暖，我踩着脚。

成渝咬住嘴唇，又摆手，又瞪眼睛。我懂得他的意思了：怕我把他的妹妹惊醒。我说：“你对妹妹倒挺关心！”

他说：“妈妈说，我的印（任）务是看妹妹。妈妈回来，我就下班了！”

“啊！你也天天上班！”我把他搂在怀里说，“妈妈干啥去啦？”

他指了指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

我顺着他的手望去，只见一个人站在便道旁边的电线杆子下，已经变成一个雪人，像一尊石像。看样子，她是指挥交通的。

今天下大雪，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她满可以回到家里歇歇，可是她屹然不动地站在那里。她可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三年五载了。平素，也许她仰起头就能看见她的丈夫，也能看见她的孩子；而那攀登在山与天相接之处的丈夫，也许在擦汗水的工夫，一转眼就看见他妻子坚毅的身影和孩子小小的身材。我猜想：即使在这风雪迷茫的黑夜，工人、工人的妻子和工人的孩子，谁也看不清谁，可是他们一定能感觉到相互间深切的鼓舞和期待。

我回头一看，成渝笼着手，缩着脖子，不住地打盹。我拉拉他圆胖胖的小手说：“会着凉的。上床睡吧！”

成渝从睡梦中醒来，以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仔细辨认了一阵，发现是我，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我不睡！我不睡！”

“为什么？”

他用小拳头揉了揉眼晴，说：“爸爸妈妈说，不管哪个人都要朽（守）住康（岗）位。”

我把成渝紧紧地抱起来，用我的脸暖了暖他的脸蛋。然后放下他，裹紧了大衣，把帽檐往下拉了拉，出了石洞，下了山坡，顺着绝壁上开凿的运输便道，向前走去。

风，更猛了。雪，更大了……

一九五八年元旦写于成都

（有删改）

【注】①这篇小说以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一一宝成铁路修建为背景。灵官峡，位于甘肃省两当县，宝成铁路经过该地。

画痕

宗璞

大雪纷纷扬扬，大片的雪花一片接着一片往下落，把整个天空都塞满了。

逯冬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走进雪的世界。他被雪裹住了，无暇欣赏雪景，很快走进一座大厦，进了观景电梯。这时再看飞扬的雪花，雪向下落，人向上升，有些飘飘然。他坐到顶，想感受一下随着雪花向下落的感觉，便又乘电梯向下。迷茫的雪把这座城市盖住了，逯冬凑近玻璃窗，仔细看那白雪勾勒出的建筑的轮廓，中途几次有人上下，他都不大觉得，只看见那纷纷扬扬的雪。

电梯再上，他转过身。他是一个很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因母丧回南方小城去了几个月，回来后原来的职位被人占了，只好另谋出路，现在来这家公司面试。

电梯停下了，他随着几个人走出电梯。

这是一个大厅，很温暖。有几个人好奇地打量逯冬，他很快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

正要退出，一个似乎熟识的声音招呼他：“逯冬，你也来了。”这是老同学大何。大何胖胖的，穿一身咖啡色西服，打浅色领带，笑眯眯有几分得意地望着逯冬。“你来看字画吗？是要买吗？”

逯冬记起听说大何进了拍卖这一行，日子过得不错，是同学里的发达人家。

“我走错了，提早出了电梯。”逯冬老实地说。

“来这里都是有请柬的，不能随便来。”大何也老实地说，“不过，你既然来了何不看看？我记得你好像和字画有些关系。”

大何所说的关系是指逯冬的母亲是位画家，同学们都知道的。大何又加一句：“你对字画也很爱好，有研究。”他很欣赏自己的记性。

逯冬不想告诉他，母亲已于两个月前去世，只苦笑道：“我现在领会，艺术都是吃饱了以后干的活儿。”

他们走进一道木雕隔扇，里面便是展厅了。大何想给逯冬一本拍卖公司印刷的展品介绍，又想：他反正不会买的，不必给他。逯冬也不在意，只顾看那些展品。有件董其昌《葑泾访古图》的临摹本，似是一幅雪景。他往窗外去看雪，雪还在下，舒缓多了，好像一段音乐变了慢板。又回头看画，这画不能表现雪的舒缓姿态，还不算好。

逯冬想着，自嘲大胆，也许画的不是雪景呢。遂想问一问，这是不是雪景。“葑”到底是什么植物？以前似乎听母亲说过这个字，也许说的就是这幅画。

大何已经走开，他无人商讨，只好继续看。还是董其昌的字，一幅行书，十分飘逸。旁边有人低声说话，一个问：“几点了？”他忽然想起了应试，看看表，已经太晚了，好在明天还有一天，索性看下去。

董其昌旁边挂着米友仁的字，米家，他的脑海里浮起米芾等一连串名字，脚步已经走到近人的展区，一幅立轴山水使他大吃一惊。这画面他很熟悉，他曾多次在那云山中遨游，多次出入那松林小径。云山松径都笼罩着雪意，那似乎是活动的，他现在也立刻感觉到雪的飞扬和飘落。当他看到作者米莲予时，倒不觉得惊奇了。米莲予就是他不久前去世的母亲。

米莲予的画旁是她的父亲米颙的一幅行书，逯冬脑子里塞满了记忆的片段，眼前倒觉模糊了。

他记得儿时的玩具是许多废纸，那是母亲的画稿，她常常画了许多张，只取一两张。逯冬儿时的游戏也常是在纸上涂抹，他的涂抹并没有使他成为艺术家，艺术细胞到他这里终止了。他随大流学了计算机专业，编软件还算有些想象力。外祖一家好几代都和字画有不解之缘，母亲因这看不见的关系，当年吃尽苦头，后来又因这看不见的关系被人刮目相看，连她自己的画都被抬高了。米莲予并不在乎这些，她只要好好地画。她的画大都赠给她所任教的美术学校，这幅画曾在学校的礼堂展览过。有的画随手就送人了，家里存放不多。

“看见吗？”大何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你看看这价钱！”

逯冬看去，仔细数着数字后面的零。一万两千，十二万，最后弄清是一百二十万。

大何用埋怨的口气说：“这些画，你怎么没有收好。”

逯冬不知怎样回答。母亲似乎从没有想到精神的财富会变成物质的财富。事物变化总是很奇妙的。

他又看米颙的行书。这是一个条幅，笔法刚劲有力，好几个字都不认得。他们这一代人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念了几遍，记住两句：只得绿一点，春风不在多。

拍卖要开场了，大何引逯冬又走过一道隔扇，里面有一排排座椅，人声嗡嗡的，逐渐低落。一个人简单讲话后，开始拍卖。

轮到米莲予的那幅《松山雪意图》时，逯冬有几分紧张。母亲的画是母亲的命，一点点从笔尖上流出来的命，现在在这里拍卖，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一百二十五。”一个人报价，那“万”字略去了。

“一百三十。”又一个人报价。

逯冬很想收回母亲的作品，把这亲爱的画挂在陋室中，像它诞生时那样。可是他没有力量，现在还在找工作，无力担当责任。这是他的责任吗？艺术市场是正常的存在，艺术品是属于大家的。

“二百二十。”有人在报价。

“二百二十万！”主持人清楚地再说一遍，没有回应。主持人第三遍复述，没有回应。锤声咚地响了。《松山雪意图》最后以二百二十万的价钱被人买走。

逯冬觉得惘然而又凄然，这真是多余的感觉。他无心再看下面的拍卖，悄然走出会场。

大何跟了过来。“这儿还有一幅呢。”大何指着厅里的一个展柜，引逯冬走过去，一面说，“我们用不着多愁善感。”

展柜里平放着几幅小画，尺寸不大。逯冬立刻被其中一幅吸引，那是一片鲜艳的黄色，亮得夺目。这又是一张他十分熟悉的画，母亲画时，他和父亲逯萌都在旁边看，黄色似要跳出纸来。“是云南的油菜花，还是新西兰的金雀花？”父亲笑问，他知道她哪儿也没有去过。画面远处有一间小屋，那是逯冬的成绩，十五岁的逯冬滴了一滴墨水在那片黄色上。母亲添了几笔，对他一笑，说：“气象站。”逯冬看见了作者的名字——米莲予，还有图章，是逯萌刻的，“米莲予”三个字带着甲骨文的天真。这图章还在逯冬的书柜里。画边又有一行小字，那是米家的一位熟朋友，这幅画是送给她的，因为她喜欢。她拿着画，千恩万谢，说这是她家的传家宝。

“这画已经卖了，五十万元。”大何说。逯冬点点头，向大何致谢，走进电梯。

雪已停了，从电梯里望下去是一片白。逯冬走出大厦，在清新的空气中站了一会儿。

“明天再来应试。”他想，大步踏着雪花，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