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

龙应台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手边所有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地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着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止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嬉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掌眼

刘志学

    好字画的陈四仙，是骑河镇上唯一的看病先生，因为诊病、进药、买字画一类的事儿，常到七十里外、黄河对岸的省城开封去。因而，很多外边的消息，都是陈四仙带到镇上来的。比如说京城里的宣统爷退位、从陈州府起家的洪宪大皇帝被气死、冯玉祥打下开封等等，但这次，陈四仙却从城里带来了一个旗人。

    旗人是陈四仙多年的老朋友，汉名叫金辨芝，三十多岁，随手端着一个银制的大水烟袋，说起话来，一口的“里城音儿”，一听就知道是从北京城里出来的。金辨芝的高祖是穿四爪正蟒袍的贝勒爷，到他这一辈儿，才搬来开封府。金辨芝见多识广，过手的名人字画不计其数，自小练成了一双法眼。开封城里的官宦商贾，手里有了货又拿不准时，都要请金辨芝去搂一眼。前段日子，陈四仙用古方治愈了自己的肺痨，一高兴，去大相国寺后头的寺后街捡漏，花二百现洋买了一幅徐渭的《古道青藤图》，正有心想请金辨芝给看看，碰巧冯玉祥在开封遣散旗营，于是，俩人就到了骑河镇。

    好茶好酒为伴儿，与金辨芝神聊了几日后，陈四仙终于挂出了那副《古道青藤图》：“辨芝兄，您给搭个眼儿。”

    金辨芝端着自己那个大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了几口烟之后，在那幅画前踱来踱去，眯着眼睛，看款识、看笔韵、看墨色；再踱一阵，再看……

    陈四仙屏着气，看金辨芝走来走去，只看不语，顿时呼吸粗了起来。

    终于，金辨芝扭过身来，呼噜呼噜又抽了几口烟，问：“四哥，您多少钱到手的？”

    “二……二百块钢洋！”陈四仙伸出俩手指，冲金辨芝晃了晃，另一只手抚着胸口，嗓子里嘶嘶地开始发喘。

    “缘分！能在这小镇上见到徐渭神品，缘分啊！”金辨芝这些话出口后，陈四仙嗓子里的嘶嘶声渐渐落了。

    在骑河镇小住了几个月后，金辨芝要走了。临走，他要了陈四仙灸病用的几根银针，说：“四哥，行里规矩，替人掌眼，不能落空。这针，算是我的酬劳吧。”

    金辨芝这一走，陈四仙就再也没见过他。听开封城行里人说，他去了天津卫。

    十六年过去了，日本人打开封，从黄河北岸调兵，在骑河镇以南的贯台口架浮桥。骑河镇被日本人占了后，镇上的人都逃了，但陈四仙被日本人扣了，要他给受伤的日本兵治刀枪伤。日本人在搜查他的诊所时，发现了那幅《古道青藤图》。陈四仙见了，胸口忽地一闷，嗓子嘶嘶地响，肺痨犯了。

    一个日军大佐看到那画时，立即惊呼：“徐渭，支那明朝大画家！金辨芝的，有请！”

    一听“金辨芝”三个字，陈四仙心里咯噔一下，刺疼！

    不一会儿，一个日军下士跑来，伏在大佐耳朵上说了一通陈四仙听不懂的日本话之后，大佐的脸色突然变了。

    等陈四仙再见到金辨芝时，他已经瞎了，但他手里，依然端着那个银制的大水烟袋。

    夜里，陈四仙和金辨芝被关在一起，这才知道，还在天津卫的时候，金辨芝就被日军抓住来为他们劫得的古玩珍宝掌眼，一路到了骑河镇，他听说日军掠了《古道青藤图》，就趁人不备，用当年从陈四仙这儿拿走的银针刺瞎了双眼。

    “辨芝兄弟，你这是……”陈四仙不解。

    “我如果说实话，他们就会杀了你！”十余年没见，金辨芝还是一口的“里城音儿”。

    “啊？！”陈四仙猛咳了几声，吐出一口血来。

    “那幅画，是新活儿！”金辨芝忽然说。

    “你说啥？！那你当年……”陈四仙忽然觉得心里一阵轻松，呼吸也畅快了不少。

    “我那时要说实话，你肺痨刚好，又花了二百块现洋，会经受不起，有性命之虞。”金辨芝一只手捂着还在作疼的眼睛，另一只手托着水烟袋，慢吞吞地说。

    “那这次，你何苦刺目？还那样说，不就得了？”陈四仙已经不喘了，他抚摸着老友的盲眼。

    金辨芝苦笑了一声，说：“这次？日军中也有不少行家。我说实话，你一个人活不成；我说假话，咱俩都得送命！唉……掌眼，掌眼，给畜生掌眼，不如瞎掉！”

    陈四仙长叹一声，落下泪来。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冯其庸的学术人生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 “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 他肯定会来。再见， 警官。”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班禅喇嘛叫某剃头司务来剃一个头，送他十块钱，剃头司务叩头道谢。若果有其事，我想当他工作的时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任他支配的。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于她的一片苦心。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

（有删节）

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