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 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墨香阅读和指尖浏览，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到底哪种阅读才能通向未来？这个问题不仅关乎阅读方式的选择，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即阅读场景的变革。以前，人们的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克服“阅读危机”，正确的方式不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APP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增加了文化厚度。

    当今时代阅读场景的变快，提示内容制造方必须以更加用心的方式装订内容，给人们提供新的阅读体验和知识服务。今天，制造信息的技术鸿沟已被网络填平，人人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这也是自媒体崛起的背景。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提升“单位面积”内的阅读质量。网络时代的阅读，可以更精彩。

（2016年08月04日是《人民日报》）

①“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出自道家经典《文子》，是说人们应该基于当下现实，如果百姓能够获益，不必效法古代规定；如果能把事做得体，也不必遵循俗法。

②古和今、变和常的问题，自古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关注。在以农业立国的环境下，我国是一个敬重传统的国度。传统就是百科全书，不仅是人们的智慧之源，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时就是现成答案。

③但社会是复杂的，事情总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一味重复前代教条与范例，很可能事与愿违。宋襄公面对强悍的楚师狃于旧”礼”，惨败于楚。同样，王莽改制笃信儒家古文经，并以此为古代圣王治国的金科玉律，最终天下大乱，民众接竿，新莽覆亡。宋代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政策，依据防范武将擅权的经验编出“阵图”对前线的战事百般制约，甚至宋仁宗亲自编写《神武秘略》赐予北方边陲将领。在怀疑、猜忌与脱离实际的乱指挥之下，宋军战斗力低下，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中频频失利。如果士大夫理想地沉浸在古代某家学说中，不能以冷峻的现实为出发点，自我玩赏则可，一旦走上政治舞台就会给社稷苍生带来芟夷大难。

④况且不少人对前代法则经验的汲取并不正确。秦并六国之时大多数臣子赞同分封同姓子弟，而李斯力排众议，陈说他们没有看出周代分封的弊端；刘邦鉴于异姓王离心离德，错误吸取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大封同姓诸侯，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好的政治家就像良医一样，对待千变万化的病状应采取不同的方剂。

⑤这种变革的思想，不仅被法家奉为圭臬，同样是儒家的重要理论构成。儒家学者甚至强调，

⑥当两个原则性问题产生冲突，只能顾其一之时，就需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产生了“权”的思想。孟子的名言“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典范。“权”是砝码，砝码在秤上波动，物品才可以平衡；权变，就是在特殊的场合中灵活把握的平衡。

⑦变要看准时机，并不是所有时机都适合变。所以古人又提出了“时”的概念。《周易・系辞下》里借孔子之口说，隼鸟是禽，弓矢是兵器，射它的是人。贵族君子能身藏利器，抓住“时”再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人”“器”与“时”都具备，有把握做到“利于民”“周于事”，突破“古”和“俗”的羁绊，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摘编自李凯《苟利于民，不必法古；周于事，不必循俗》）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