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摘编自《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 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6日）

材料二：

【注】①此处小说指14部长篇武侠小说。②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

（数据来源：《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问卷调查》）

材料三：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摘编自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11月13日）

    材料一

    ①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②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

    ①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销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

    ②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竟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③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昂，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④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三

    ①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増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②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③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材料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它既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也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广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他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在品读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要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着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摘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深沉郁结，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着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等等，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认可这种现实，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由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等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着郁结的作风。

然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考察，我们看到，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时喜欢采用“时空并取”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都”风格的因素。譬如《上兜率寺》中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前句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取”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阅历。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杜甫还常用“时空并驭”的手法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他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干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

杜甫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这使得他的诗作既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因而蕴涵着深沉的宇宙意识。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虽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就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義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的心灵。

（摘自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当清晨我苏醒的时候，我的脚异常疼痛，全身都僵硬了。我知道，我若想到达目的地，今天就不能再走那么多路了。因此我那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卖掉我的外套。我把外套脱了下来，试着学习没有外套应该怎么生活。我用胳膊夹起外套，开始挨个儿地去收衣服的店看。

那个地方可是一个最理想的买卖旧衣的地方，那儿的旧衣店多极了，而且店老板都站在门口等待着顾客。但他们的店门口大多挂着一两件威风的带着肩章的军衣，因而我被他们的排场给吓住了。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也没敢把我的外套拿出来。

由于胆怯，我只能更加注意那种不起眼的店铺。终于，在一条肮脏小街的拐角，我看中了一家店。店旁的围墙边长着有刺的荨麻，店里到处挂着旧水手服。此外还有几张床、生锈的枪，还有一些用油布做的帽子和几个装满了生锈钥匙的盘子，那些钥匙什么样的都有，足以打开这世间所有的门。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这间又低又小的屋子，屋子里有一扇窗，但上面却挂着衣服，反倒让店里的光线显得更阴暗。我的心从进来时就一直打着鼓。突然，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头从一个很脏的小屋中冲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他长得实在是太可怕了，他的下半截脸上长满了斑白的胡子，身上的法兰绒背心脏得要命，而且带着一身的酒气。在他刚出来的那个像窝一样的屋里，放着一张被缝满了补丁的床单盖着的床，屋里也有一扇小窗子，窗外是荨麻和一头病了腿的驴。

“喂，你进来干什么？”那老头龇着一嘴的牙问我，那难听的鼻音让人毛骨悚然：“喂，你进来干什么？喂，噜噜，噜噜！”

他一连串的话，把我吓呆了，尤其是他从嗓子眼里冒出的最后那几个让人听不懂的词，我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可是老头却依然揪着我的头发说：“喂，你进来干什么？喂，噜噜！”他好容易才说出最后这个“噜噜”，他的眼睛差点也给憋出来。

“我想问您一下，”我一边发抖一边说，“您要不要买外套？”

“喂，让我看看吧！”老头叫道，“喂，我的心烧起来了，把外套给我看看！”

说着说着，他放开了鸟爪一般抖动着的、抓着我头发的手，然后戴上了眼镜，我觉得那眼镜也并不能让他的眼睛明亮多少。

“喂，你准备卖多少钱？”看完后他叫道，“喂，噜噜，你准备卖多少钱！”

“半克朗。”我定了定神说。

“喂，我的心肝，”老头叫道，“喂，我的手和脚，不可以！十八便士。噜噜！”

每当他说这两个字时，他的眼睛都有掉出来的可能。他说话总用一种腔调，就像一阵风，先从底下刮上来，然后再从上而刮下去，我觉得这么比喻是最恰当的。

“行，”我说道，我为能把衣服顺利卖出去而高兴，“那就十八便士吧！”

“喂，”老头一边把外套扔到架子上，一边叫，“你给我出去！喂，噜噜，别想要钱，换东西吧。”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害怕过，可是我还是苦苦哀求他，说我只需要钱，不需要东西。我可以出去，像他要求的那样，在外边等。我出了房子，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坐了下来。我在那里坐了不知有多久，那个角落从阴凉变得有阳光，再从有阳光又变得阴凉，而我就那么呆坐着，等着他出来给我钱。

我现在想，希望再不要与什么酒鬼做生意了。从孩子们写他的话中我才知道：他正是以酒鬼之名名闻当地的。那些孩子一会儿一会儿地来找他，大声地骂他。这让他非常气愤，于是时不时地冲出来追那些孩子，而孩子们一见他出来拔腿就跑。他有时气极了，就把我也当作那群孩子中的一个，嘴里嘟囔着说要把我撕成八块。可忽然又想起我是谁，便又重新返回屋里。那些孩子看见我衣衫不整，而且又那么耐心和老实地待在店外面，以为我是这间店里的人，总是朝我扔石头，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我。

那个老头用各种方法想让我跟他换东西。他要么拿出根鱼竿，要么拿出一把提琴，要么就是一顶尖尖的帽子，要么就拿出一根笛子。但我只是那么坐着，对他的要求一概不接受。而且每次都泪流满面地要求他要么给我钱，要么还我衣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从门口露出那张可怕的脸喊道：“喂，再给你两便士，行了吧？”

“不行，”我说，“那样我就要被活活饿死了。”

“喂，我的心肝，那给你三便士，你该走了吧？”

“我真是在等着钱用，要不然你不给都行，”我说，“可我真的需要钱呀！”

“喂，噜——噜！”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他这时的样子，他那奸诈的脑袋从门后探了出来盯着我：“四便士，总可以了吧？”

我那时是那么的疲惫与困乏，听他说给四便士，便答应了。我用我那发抖的手从他爪子一样的手里接过了钱。太阳已落山了，我是那么的饿和渴，于是又花了三便士，才恢复了过来。我趁着精神不错，于是又跛着腿向前走了七英里。

这天晚上，我仍然睡在一堆干草上。我先在小河里泡了泡我的脚，然后用一些凉爽的叶子把它们包好。然后就躺在草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走的路两边都是蛇麻地和苹果园，那正是一个苹果成熟的季节，而在一些蛇麻地中，已经有人在工作了。我被周围的环境深深吸引住了，我决定今晚就睡在这蛇麻地中，我觉得那一排排被绿叶缠着的杆子就像我的一个个伙伴。

（有删改）

【注】本文选自《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三章。本章内容是，大卫·科波菲尔逃离伦敦，历尽种种坎坷，最终到达了姨奶奶贝茨小姐的家，并受到了热情款待。

收 麦^[注]

孙犁

古老传言：“争秋夺麦。”麦收的工作，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的。今年所害怕的，不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是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日本侵略者，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

这几天，城里的敌人，不断用汽车从安国运来空麻袋，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场。子午镇的村长老蒋，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准备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亩摊派。

敌人是为麦子来的。

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要组织民兵群众，武装保卫麦收。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芒种和春儿都加入了民兵组织，每天到河口放哨。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

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他们穿着破衣烂裳，戴一顶破草帽，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收，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肩上背一支大枪，腰里别一把镰刀。用过多年的窄窄白镰刀，磨得飞快，它弯弯的，闪着光，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高四海站在队前，只说了几句话，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

这队伍已经按班按排分好，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割得干净，捆得结实，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这不是平日内部竞赛，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胶泥地是割，河滩附近的白土地，就用手拔。抡着拔起的麦子，在光脚板上拍打着，农民们在滚滚尘土里前进。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摇着鞭子飞跑。秋分领导着妇女队，担着罐茅篮，从街口走出，送了中午的饭菜来，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跟在后面，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失的麦穗儿。

晚上，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三天三夜，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地净场光，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留下遍地麦茬，春苗显露了出来，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

我们的军队，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最初几天，想办法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不分昼夜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在行军中，组织严密了，纪律的感觉加强了，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决定动作，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并且看穿它的弱点。

晒麦子的天气，白天焦热，一到夜晚，天空是清朗的，星星是繁密的。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一吃过夜饭，人们就提着小木凳，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在场院中间，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

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舒缓白天的疲劳，庆贺护麦的胜利。妇女们刷洗了锅碗，挂上大门，也跟在后面来了。她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垫子，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孩子躺在怀里，她们拍打着，哼哈着，什么时候孩子睡实了，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

这是阖村欢乐的时候、邻居畅谈的时候，然而她们只是静静听着。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头顶着明媚的星斗，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多灾多难的人物，她们流过多少眼泪，发出过多少轻声的欢笑啊！

虽然都说“听书长智，看戏乱心”，乡村的文化生活，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地主田大瞎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在他家的场院上，讲说“三国”。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从这一部“圣叹外书”得来的。可是去听他讲演的，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在外面发财的商人、年老退休了的教员。农民们进不去，也不愿意进去，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听些庄稼玩意儿。

这几天，五龙堂的打麦场上，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他说的是梨花调，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高四海很忙，顾不上弄这个。可是那些书迷们，一到天黑，就给他们摆好桌子，放好板凳，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又有人把鼓板弦子取了来，任凭他怎样推托，也不能不来一段了。

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既然自己拔麦手疼，背口袋背不动，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功夫讨些彩，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每当他唱完一段，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农民说：“变吉哥，不要紧，再来一段。明天一早，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连饭也不吃你的，还不好吗？”

变吉哥，就又抓起壶来，润润嗓子，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叮当地说唱起来了。实际上，你就叫他说个通宵，他也是高兴的。

农民们听得入迷，真是鸦雀无声。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云彩一涌一涌地上来，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他们还不愿意散。一边往树底下躲，一边说：“说完，说完。下紧了再走！”

其实呀，并没有惊人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稍加编排，添些枝节，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

（有删改）

[注]选自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吴国盛

①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到了上世纪50年代，李约瑟引入了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又称为“李约瑟难题”。直到90年代，国内一些年轻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

②纵观历史上的“有论”和“无论”，双方都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说到）各自的“科学”指的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

    ③我的观点，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无科学。

④西方理性科学是自希腊以来一直贯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的主流知识形态。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性科学新形态。有理性科学，不一定会产生实验科学，但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一百年来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讨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⑤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做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它们可以比做是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桃子”树。这两株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西方文明脉络中苹果树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须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

⑥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血缘文化，核心是亲情，在亲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一种生人文化。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⑦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形成了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科学精神”。它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⑧一切文明，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有些表现为技术，有些表现为知识。这些知识通常就是博物学。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事物的具体探究，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作为唯象研究，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我认为，这种知识类型极为古老，像技术一样遍布所有的文明地区，即使在西方有理性科学这样的参天大树，仍然有强大的博物学传统；在中国，博物学非常发达，而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在博物学意义上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

⑨西方的博物学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19世纪之后，传统的博物学领地都被数理科学所兼并，日渐势微。总的来看，在西方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博物学的地位低于自然哲学，是“小树”而不是“大树”。中国因为没有“理性科学—实验科学”这棵大树，所以博物学显得格外突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然知识门类。但是，中国人的存在者被划分为天、地、人三才，在三大领域之中均有极为发达的博物学。中国科技史界公认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全都是地道的博物学著作。

⑩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科技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基本上延袭了李约瑟纲领：其一，科学与技术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其二，以现代科学的分类范畴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科学史。我认为，中国科技史界应该突破这一纲领，尝试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这一新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

（节选自《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