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①《周易》传说为周文王所作，它被国人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西方的古典传统来源于古希腊时代。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简约、对称、节制。在这些美学原则的背后，隐含着古希腊人对完美以及理想形式的追求。用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解读《周易》乾坤二卦中体现出的古典美，可以探访两种文明之间深层的相似与不同。

    ②《周易》的简约之美不言而喻。就大的方面看，它取象以尽意。就小处来看，《周易》卦爻辞简约的特点更是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字如千钧，意象饱满，意蕴深厚。以坤卦的初爻辞为例，“履霜，坚冰至”，杨静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爻讲行旅之人的旅程及在途中的艰难。《文言》则将此爻用于人伦，认为弑君、弑父之事的发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依此例可以得见，《周易》卦爻辞简约之下藏有丰富的意蕴，其用词简约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美。

    ③在有关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论述中，“对称”这个概念往往与其他概念紧密相连，如秩序、匀称、和谐等。在古典主义美学的奠基者贺拉斯那里，则被称为“合式”，强调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从而构成首尾贯通的和谐整体。对称和谐在乾卦中有着完美的体现。首先，乾下乾上构成全阳爻，光辉灿烂，没有瑕疵。其次，六爻之间上下呼应，形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称关系。再次，每两爻一组，象喻天、地、人的联系与互动，究其终是看人在天地构成的时空维度中如何做到静则专、动则直，以悠游于天地间，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可见，乾卦结构上的对称呼应着意义上的和谐。

    ④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体现出对适度与节制的推崇。他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道”在于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以合适的度，对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在乾卦中，“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在田”好，“在天”好，体现出适时、适度，应时而变的重要，对中正柔和的欣赏，以及对过刚过亢的警惕。

    ⑤由此可见，西方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适用于《周易》的美学解读。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推求：在古希腊文明中，对“正义”一词推崇备至。追溯至《荷马史诗》，“正义”意味着天生万物，每一物都有自己应处的位置、应得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得一己之所得，不企图得到他人之物。体现出对天地间万物和谐相处的追求，这与《周易》中有关天地人的思想相同。另外，中希两种古代文明中都有对“终极”的推求，试图把握万变中的不变，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但在西方文明中，对“道”的追求源于对“器”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希望通过对超越性的东西的追求来突破人类世界的有限性，这引导着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求知求真。而在我们中国，对“道”的认识和追求，用来断吉凶、知进退，非常务实。

（选自安宁《〈周易〉的古典美》，有删改）

    ①西周末年，周室衰落，儒家认定的王道政治不再行于世界，儒家人抱救世之心，致力于恢复王道秩序。

    ②儒家“王道”之论，根源于《尚书》、《诗经》等经典。《尚书·洪范》对于王道秩序的描述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其核心是王必须建立起一种准则，这个准则要正直公正。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所谓“‘遵王之义’‘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在这里，王道的意思是一种可以为天下效法的中正无偏的合理秩序。

    ③孟子在理念上坚持王与霸之间的严格区分，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那种通过强制的方式让别人服从的做法是儒家所反对的。

    ④在霸道政治为基础的战国时代，儒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王道实现途径。

    ⑤首先，是孟子的思路。孟子与孔子类似，主张富之而后教之的社会治理的顺序。“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将王道视为畏途或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都是一种自我退缩的做法，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要培养通向王道的信心和“决断力”。

    ⑥其次，是荀子的思路。荀子的立场似乎更灵活一些，他甚至对秦国的状况进行了有保留的肯定。他并非决绝地反对霸道。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下，荀子认为，霸道虽德未至、义未济，但是以一种诚信的态度，富国强兵，使国土得以保全，也可算是一种权宜之策。所以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真正反对的是使用权谋获得政权的人。

    ⑦对于实现王道政治，儒家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但不认为只能依靠明君和贤相，而是那些推行王道政治的君王，才能被肯定和推崇；历史上许多的明君和贤相因为没有推行王道政治而被指摘。《论语》中“管仲之器小”儒家普遍认为，孔子因管仲没有辅助齐桓公行王道，而批评他。

    ⑧作为一种古典思想，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修养对于社会顺利运行的重要作用。儒家认为外在的强制力并不如心悦诚服更有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要重视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的道德素养的培育，惟其如此，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⑨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并非是要以一种原教旨般的态度，将儒家一些因时因地而勾画的制度设计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实的中国，这种拘泥于“迹”而不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做法，势必会使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需要完整了解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并体会儒学的真正内涵，思考儒家对未来社会治理秩序建构的可能性。

(摘选自干春松《儒家王道社会理想及其实现方式》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遗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及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谋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材料二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订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

    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故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材料三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

    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APP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谋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谋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谋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纤解算法焦虑》）

材料一：

    网络在线学习，因为少了在途时间，获得知识更便捷、省时、省钱，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厚爱。再加上通过前沿技术的使用带来更好的教学互动与体验，使教师授课效果更好。但是，由于在线教育具有网络所具有的特点，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有的甚至很令人担忧。在线教育不应仅仅是将线下教育通过录像、录音简单上传至网络，而且要根据在线教育的内容和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等，釆取受教育者喜欢又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满足受教育者的求知欲。在线教育者眼里有学生，心里有分寸，做到想学生所想，在线教育才会更上一个台阶。不要把在线教育变成冰冷的机器人教学，也不要吸收网络隔空对话油腔滑调、想当然的手法，甚至把低俗当有趣。另外，在线教育“名师”掺假注水，技术控制不过关，会误人子弟，影响在线教育的效果。

    （摘编自卞广春等《在线教育要多点温度和责任》）

    材料二：

    材料三：

    在线教育的关键词仍是教育，而不是商业。教育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它关系个体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种教育模式要行稳致远，其核心要件当然是人才。只有优秀的教师，才能上好课。好的课程一般都有好的教学体验。然而，好的教学体验不同于受学生欢迎。我们希望寓教于乐，可是别忘了，寓教于乐必须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教应该是内容，乐应该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二者既不可偏废，其地位也不可颠倒。现在，我们有些教育机构，商业铜臭味太重，眼睛里只有人民币，没有人民和底线。它们不是在诲人不倦，而是在“毁”人不倦。这一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摘编自文峰等《给教育产业戴上质量“紧箍咒”》）

    材料四：

    除了中国大学慕课、网易公开课等免费通识类教育课程之外，越来越多专业细分的教育平台也涌现出来，如专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应对雅思、托福、公务员等专门考试的线上培训等。

    互联网给教育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时间空间上的突破，更体现在教育的教、学、评、测等多个环节。在互联网模式下，学习不再只是呈现、接收、反馈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认知过程。课程的建设也不再只是师生传授，需要更加关注进度设计、用户感受、社会参与等。比如，当课程后台大数据显示，在课程进行到某一时段时，有超过一半的学员做出了暂停或回放的动作，那么可以就此了解课程难点所在，并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内容。

    （摘编自丁雅诵等《在线教育，打开你的知识空间》）

    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②与西方古希腊文明起源相比，东方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5000多年前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权利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西周时期的敬天、孝祖、保民这些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石，也是探索中国儒学来源的重要方面。古人称此为“天人之际”，即把握天道与人道这个主题，强调二者的协调和谐，突出“人”的地位、责任与社会化的特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等问题。儒学最早提出君子“人格”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以及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疾等美德，这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对儒学的研究，可称之为“人学”。我个人也持此观点。

    ③就儒学来说，孔子首先强调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当“道”与个人生命相冲突，君子应牺牲个人，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就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理想，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④这种使命感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被称为“正气”“操守”。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之气”，这是集合了正义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君子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战国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称此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总之，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德操：道德是第一位的。

    ⑤在孔子看来，人对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情操是要靠后天学习，并加以培养。所以他特别关心教育。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是“教育”一词的创造者，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曾尝试整合地域文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书同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得以实现。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国家的统一称为重要的问题。统一要有理论支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其中“大一统”思想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确立儒学在诸子学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当中国历史到东汉元帝时，即公元100年左右，儒学以“三纲五常”为主线，展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个时期的儒学已不完全同于春秋末期孔子关于儒学的论述。

（选自张岂之《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