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城表现出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技术已可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展身手。

材料二：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算合理合法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楚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困栏”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面肯于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说明中都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网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2017年6月1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月31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5月18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遗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材料五：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材料一：

    信息来源广，考验着大众的分辨能力。自网络信息搜索形式发生变化以来，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让民众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几乎一切问题，通过网络都能得到详细、准确的解答，从而也降低了对知识的权威感与信赖感。但多媒体信息便捷复制、及时传播的特点，让民众信息量急剧增加，同时也超出了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纷繁复杂的信息超出了大众理解与分辨能力。

    信息传播迅速，容易造成群众情绪失控。随着自媒体的使用，它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变成多对多的形式，自媒体的草根性决定了人人都能充当信息发布者。大众利用微博、短信、微信、视频直播等方式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自媒体的隐蔽性让传播者处在隐蔽状态，让整个传播更为随意、大胆，让很多谣言、不实信息开始传播，并且一度影响了群众对信息的正确判断，很容易出现群众情绪失控以及网络舆情事件。

（《自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材料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科技在媒体和受众之间开辟了一条彼此了解的通道，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媒体领域的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对用户信息的整理、挖掘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处理手段，在增强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经常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让“你关注的就是头条”从理想状态可能变成现实。在这里，媒体做到了新闻产品的适销对路，受众实现了各取所需，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传播力的影响要素及其建构路径》）

材料三：

    媒体是否位居主流，最终要靠传播效果来检验。全媒体时代，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酿不出“好酒”，也难以留住受众。在我们开疆拓土构建的新媒体渠道上，必须不断增强主流价值的内容供给，不断提供充满正能量的优质产能，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把握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和认同构建，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推动舆论场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

（《主流媒体如何巩固主流地位》）

材料四：

    讲真话产生公信力，报道热点产生影响力。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传播规律，在纸媒时代如此，在新媒体时代同样有效。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尊重传播规律、宣传规律方面，即使在过去纸媒时代，也做得并不够好。远离热点、回避矛盾，枯燥乏味、千篇一律，是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检讨、却时好时坏从未根治的一些现象。在渠道垄断的纸媒时代，读者别无他选，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却没有过于显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影响到了纸媒的生死存亡。

    因此，主流媒体要增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不回避、不躲闪，讲真话。受众是从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感受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只有在日常的报道中，始终关注社会热点，始终满足读者需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时刻才能产生真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乃至凝聚力和鼓动力。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采取文过饰非的方式，而又寄希望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是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的。

（《以优质内容参与传播竞争》）

材料一：

    古井、古树、黄氏宗祠……清晨，鸟儿清脆的鸣叫唤醒了这个古老的客家村庄。走进海南儋州那大镇洛南村委会下辖的力乍村，绿树环抱，依山傍水，一栋栋客家风格的民居错落有致，翠林修竹环绕村边，村道整洁干净、自然有序。村庄的环境不仅让村民自己住得舒服惬意，还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感受田园风光。

    去年，在海南省第一批美丽乡村名单上，洛南村获评为“海南省美丽乡村”。上榜的原因除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还在于洛南村在规划建设中，保留着客家风情特色的村落格局和建筑风貌。一批批游客来此体验包粽子、品黄皮、吃农家饭等农家生活，力乍村的客家文化与自然风光，也正式跃入大家的视野。不仅如此，力乍村还打造了“商业一条街”“石雕一条街”“民宿旅店”“休闲农场”等项目，让游客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新传承。

    “美丽乡村”的创建，发展培育经济产业链是关键。力乍村以农家餐饮业为龙头，带动富有地方特色的儋州粽子、客家擂茶、客家米线等产业发展，搭建旅游公共线路，使力乍变成集农业观光、乡村休闲游为一体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摘编自《客家村小村变身文化旅游走红》，有刪改）

材料二：

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达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乡村旅游也是我国旅游投资的热点领域之一，近年来，民宿、特色小镇、乡村休闲地产投资增长迅速，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乡村旅游类产品实际完成投资3856亿元，同比增长47.6%；截至目前，全国共创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328个，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370个。而根据国家旅游局最新发布的《2016中国旅游投资报告》显示，乡村旅游投资还将持续升温。

    乡村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或许也与当今社会的生活节奏过快相关--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生活久了，人们往往就更加渴望追寻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受。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平均每个月会到乡村地区旅游一次，且主要就是为了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乡村旅游也在快速占领“小长假”的旅游市场，以2016年国庆节为例，小长假期间全国出游超过10公里的游客总计约1.86亿人次，其中乡村旅游约为1.29亿人次，约占同期旅游人次的69%，选择乡村游的游客以青壮年群体为主，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但同样需要关注的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摘编自《乡村旅游渐升温：数说“旅游扶贫”》，有删改）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用感觉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还原。诗的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规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

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摘编自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

理水（节选）

鲁迅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

局里的大厅上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么精微的。……”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节选鲁迅《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户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了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富供应基地。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因与内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