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材料一：

    网络在线学习，因为少了在途时间，获得知识更便捷、省时、省钱，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厚爱。再加上通过前沿技术的使用带来更好的教学互动与体验，使教师授课效果更好。但是，由于在线教育具有网络所具有的特点，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有的甚至很令人担忧。在线教育不应仅仅是将线下教育通过录像、录音简单上传至网络，而且要根据在线教育的内容和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等，釆取受教育者喜欢又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满足受教育者的求知欲。在线教育者眼里有学生，心里有分寸，做到想学生所想，在线教育才会更上一个台阶。不要把在线教育变成冰冷的机器人教学，也不要吸收网络隔空对话油腔滑调、想当然的手法，甚至把低俗当有趣。另外，在线教育“名师”掺假注水，技术控制不过关，会误人子弟，影响在线教育的效果。

(摘编自卞广春等《在线教育要多点温度和责任》）

材料二：

材料三：

    在线教育的关键词仍是教育，而不是商业。教育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它关系个体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种教育模式要行稳致远，其核心要件当然是人才。只有优秀的教师，才能上好课。好的课程一般都有好的教学体验。然而，好的教学体验不同于受学生欢迎。我们希望寓教于乐，可是别忘了，寓教于乐必须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教应该是内容，乐应该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二者既不可偏废，其地位也不可颠倒。现在，我们有些教育机构，商业铜臭味太重，眼睛里只有人民币，没有人民和底线。它们不是在诲人不倦，而是在“毁”人不倦。这一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摘编自文峰等《给教育产业戴上质量“紧箍咒”》）

材料四：

    除了中国大学慕课、网易公开课等免费通识类教育课程之外，越来越多专业细分的教育平台也涌现出来，如专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应对雅思、托福、公务员等专门考试的线上培训等。

    互联网给教育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时间空间上的突破，更体现在教育的教、学、评、测等多个环节。在互联网模式下，学习不再只是呈现、接收、反馈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认知过程。课程的建设也不再只是师生传授，需要更加关注进度设计、用户感受、社会参与等。比如，当课程后台大数据显示，在课程进行到某一时段时，有超过一半的学员做出了暂停或回放的动作，那么可以就此了解课程难点所在，并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内容。

(摘编自丁雅诵等《在线教育，打开你的知识空间》）

色彩在服饰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物的塑造也有莫大裨益

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色彩的应用是和时代背景、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各不相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以“礼”为中心的色彩本质是一致的。色彩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状态、宗教信仰程度密切相关。红色被认为象征着生命、热烈、高贵、喜庆、常为达官贵人所用。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被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冷色则有朴素的象征，多为布衣百姓所用，但庶民百姓在古代的喜庆节日里也用红色，展示出一种交叉的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越礼”的用色是不被准许的。

中国服饰色彩的“五色”观念由来已久。《易经·系辞下》中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有衣与天相应，下有裳与地相称：天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取天之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用地之色为“黄”。上衣下裳，上玄下黄，

这便是中华服装的最初形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类的主观色彩意识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于是服饰色彩文化就带上了政治性、人文性的烙印，赋予了物质的色彩与精神的情感特征，以表达喜怒哀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各有喜爱的颜色，这与其各自的经历、教养和性格有关。基于此，曹雪芹就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出发，把不同性格的人喜爱的色彩加以点染，使其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较有力的艺术手段……

《红楼梦》中人物服装色彩的应用，也蕴涵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如：红楼服饰色彩中，红色是提到最多的，有三十多处，其中名目繁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杨妃色等等。曹雪芹事先为贾宝玉一角设定了红色作为其基调与背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贾宝玉少年时自诩“缝洞花王”。并将自己居所题为“绛芸轩”，一个“绛”字既点出了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草之联系，又再次点出了“红”字。大观园中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以及后来在诗社所起的“怡红公子”之号无不在提示这位贵公子是爱红之人。贾宝玉是贾府的贵公子，穿红、服红符合他的身份，也暗暗寄托了一份贾府上下对他继承家业使之振兴的殷切希望。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红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含义。汉代的刘熙在《释名》第四部中指出，“红色为赤，太阳之色”。因此，红色是一种极具活力与热情的色彩，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阳性气质。……而贾宝玉的“红色”性格特质恰与此都是相吻合的，曹雪芹在文中的服饰色彩中大量使用红色也暗含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绿色在《红楼梦》中则是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色彩符号。她的周围围绕着绿色的色彩氛围，如她的名字中包含了一个“黛”字，黛是青绿色用来画眉的墨；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住在“潇湘馆”，窗户糊着碧纱，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相互间的反差最大。但作者显然是想把这两种颜色统一起来，把这两个人协调起来，这寄托了作者对宝黛二人爱情的美好祝愿。

除服饰的色彩外，配饰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章。服饰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配饰不仅在人们的衣着穿戴方面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作用，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配饰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审美志趣、身份地位等。古人喜欢佩戴玉饰以喻君子之德，因此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注重礼仪的古代社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佩戴的饰品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周礼·大宗伯》载：“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描绘了数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仕女，她们的衣着面料、织锦花纹乃至头上所簪花朵发饰的数量与华丽程度都因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生动地反映了配饰在区分主人身份尊卑方面的内在含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配饰的语句，配饰是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例如：《离骚》中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句子；而曹植笔下的美丽洛神即使“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也要“披罗衣之璀粲兮，耳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了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场面，既委婉含蓄又打动人心，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用“蛾儿雪柳黄金缕”代指年轻美丽的女子，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字上的审美感受。

配饰不仅在诗词歌赋中闪耀光芒，在唐宋传奇、戏剧、明清小说中更是作为重要道具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就是以“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使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情节曲折跌宕而不散乱。用某一具体物件作为道具来贯穿全部故事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例如《一捧雪》和《桃花扇》都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用某一道具来贯穿情节，使故事一脉相连、结构精巧、关目紧凑，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材料—：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知识者的理性让鲁迅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小说中，鲁迅选择了乡土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他把对民族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焦虑，落实在对鲁镇、未庄等社会的剖析描写中，一方面忠实记录了生活在贫困凋敝的乡村中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乡土中国沉重的封建意识。对于乡村世界，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冷静的批判，他更关心的是农民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提出了农民如何突破旧的精神枷锁、获得新的理性认识的命题，表现出他冷峻的思想革命意识和启蒙精神。

而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则在描绘乡土人物与场景上带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中国遥远边地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与人物剪影显得别具一格。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乡村生活极为温柔的眷恋和对于地方风俗充满温馨的欣赏与陶醉，本色质朴，读起来津津有味。他总是以全副笔力赞颂美好的自然、生命的力量和纯洁朴实的人性。《边城》中渡船老人的勤劳、善良、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都不缺少；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船总顺顺，大气豪迈，正直公平，扶贫救困，很受茶峒人的敬重；顺顺的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虎、豪勇爽直，与人搏斗敢挺身而出，吃苦出力也不畏缩；翠翠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隽秀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她那循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式思恋与坚贞，都是作家讴歌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生与人性。这种自然的人生与善良的人性，在沈从文特异的“湘西世界”里比比皆是。他们热情、勇敢、诚实、勤劳、朴素的人性超乎自然，这是“乡下人”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对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其终极目标都是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节选自《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虽然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与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但因为各自民俗文化的差异，他们乡土小说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作家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安排。鲁迅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启蒙为目的，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因此，自决意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后，鲁迅的注意力更多地从对世界的科学物质文明的介绍，转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崇。这一创作目的在其乡土小说中尤其集中反映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刻画上，他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借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中国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愚民手段。因此，我们随处可见鲁迅笔下的人物普遍主体性缺乏、生命意识盲目、高度压抑和病态，甚至奴性十足。相对而言，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副情景。他构建了另外一个区别于鲁迅所构建的乡村世界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景观，还是传统习俗，都是原始的、未开化的，人们没有奢华的物质享受，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甚至没有高雅的举措，但正是这种自然状态里生存的没有被异化的“自然人”，充满了“野性”，如翠翠、萧萧、老船夫等人。他们虽然也各有人生困境，却不为物累。他们热情乐观、自由单纯而自然健康，与周围的山水景致和谐地融为一体。“湘西世界”中的人们与现实世界抗衡，坚守着人的情怀、价值、理想和灵魂。

同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两种不同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上承五四初期作家对农村疾苦的反映，下启三四十年代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再现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写出“乡间的死生”和“泥土的气息”，力图表现中国农村的凋敝，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中国农村的景象。而沈从文则是相反，属于乡土小说中的浪漫派，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田园式的景象和理想化的生活。所以，沈从文的小说是把美和爱推向极至，浸透在每篇小说中，这是他审美观念的核心。

（节选自《民俗视角下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比较》，有删改）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①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②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节选自许倬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材料一：

伴随《黑神话：悟空》的火爆，游戏中的一段融合三弦弹奏与陕北说书的音乐亦广受好评。作为一项逐渐式微的传统地方艺术，陕北说书通过与《黑神话：悟空》的合作重新焕发光彩，其激昂粗犷、富于变化的风格被更多人所认识和喜爱，甚至赢得了不谙中文的外国玩家的青睐。

《黑神话：悟空》成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开辟了“文化出海”的新路径。游戏中的东方美学和丰富的中国神话故事，不仅满足了国内玩家的文化情怀，也激发了全球玩家对中国文化的自发探索与了解，提供了与传统欧美和日本游戏风格截然不同的“中国风”体验。《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与其深厚且独特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黑神话：悟空》之所以大获成功，在于它呈现的现代潮流元素源自中国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蕴含隽永的美、永恒的情和浩荡的气。从“86版”电视剧《西游记》开始，关于西游题材的文化创作在各个领域均取得辉煌成就，甚至成为引领行业的标杆。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此类资源丰富无比，亟待有心人去发掘。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应从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中寻找创作灵感，让中国故事讲述得更加生动，实现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

当然，《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它取材于《西游记》的故事蓝本，还要归功于它相比以往游戏作品所达到的更高质量。内容粗糙、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注定无法经受住市场的考验，必将迅速在大众消费市场中被淘汰。

（节选自张牧仁《〈黑神话：悟空〉为何风靡全球？》）

材料二：

2020年，国内部分省级博物馆试点推出了AR导览设备的租借服务。博物馆导览设备是数字技术与文化结合的产物，类似的成果在各类文化展示场合中频频出现。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进入“后”时代。

所谓“后”，乃是旧的东西正在消解，新的东西又尚未完全成型的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个数字化、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旧形式很难穿过各种娱乐产品的层层阻碍进入大众视野，于是，现代技术在致力于文物保护的同时也尝试搭建起一个个引人注目的数字奇观，这些奇观虽然吸引了大量关注，却未能成为文艺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当我们进入数字敦煌的藏经洞，尽管精美的壁画还原和模拟现实的游览模式令人叹为观止，但它仍只是线下旅游的“平替”，屏幕上的异彩纷呈远不及亲临现场的震撼。

归根结底，“后传统”是传统文化与技术的静态拼贴，从前，人们通过书籍、影视或亲身体验去“观看”文化，“观照逻辑”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门槛。而如今，无论是在电脑、手机还是虚拟设备上，我们依然是在“观看”文化，技术并未改变这一观照逻辑，也没能赋予文化新的现代性魅力。数字技术是否有可能带来一种超越观照逻辑的全新文化体验？

在虚实交错的视听景观中，《黑神话：悟空》通过幻想为现实赋予了新的意义，创造出新的文化记忆。当玩家再次听到陕北说书时，不仅会欣赏唱腔和方言演绎，更会怀念黄风岭的苍凉景象与流沙国的悲怆命运；当玩家踏足现实中的小西天，不仅会关注精妙的彩塑艺术和传承千年的佛教文化，更会想起游戏里黄眉大王曾经立于千佛之中质问自己的那一幕：“既见未来，为何不拜”。

以《黑神话：悟空》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从“后传统”迈向“新古典”。新古典以“参与逻辑”为核心，将受众从单纯的观看者变成亲历者，创生出一种“游戏态”的新型传统文化：美轮美奂的人文景观成为玩家在游戏中探索的成果，五声音阶与大鼓编钟构成了玩家陷入苦战的背景音，神话中的鬼怪神魔化为玩家酣战的对手或并肩的战友。剧情则是每位玩家的行动所“生成”的独一无二的经历。

作为一种参与性的文化模式，新古典的传统文化强调文化的个人化、内在化和情感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写实性文化总体，而是与每一位受众紧密相连的文化余韵。因此，新古典的传统文化能够通过虚拟世界反向带动现实中的文化发展。《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主要集中在山西，为此，山西省文旅厅迅速启动了游戏场景巡礼的旅游活动，同时，山东灵岩寺、浙江云中大漈等游戏相关景区纷纷推出了凭游戏进度记录免门票的活动，灵岩寺更是举办了游戏主题的实景微演艺表演《天命人》。这是中国电子游戏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影响旅游业。此外，陕北说书也借助《黑神话：悟空》成为当前最“时尚”的地方曲艺，甚至受到了许多外国游戏博主的喜爱，被戏称为“中式rap”。

《黑神话：悟空》未必是第一部新古典作品，但是它凭借电子游戏这一媒介，展现了“游戏态”独特的文化表达优势：“玩”本身没有文化门槛，而新古典的文化余韵则能在“玩”的过程中传递其魅力。

（节选自周思妤《从后传统到新古典的文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