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山东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本报高密10月11日讯 晚上7点刚过，高密的大街上便响起了鞭炮，一条消息在鞭炮声中口口相传：高密走出去的山东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问鼎这一奖项。

    几天前，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的消息不胫而走。来自国内外20余家媒体的记者奔向高密，在莫言文学馆的手稿里，在莫言出生的大栏乡平安村，在高密的剪纸、扑灰年画和山山水水中找寻密码，期待一条爆炸性新闻。

    这是收获的季节，高密的棒子黄澄澄地摆满了场院和房顶，侍弄着活计的老乡们略带疑惑地观望着纷至沓来的记者。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已经说不清接待了几拨客人，但他还是面带笑容。

    随着时间推移，记者群里散发出焦急和期盼的气氛。他们不停地看表，翻着网页，并一遍一遍追问着莫言的下落。莫言事后对记者说，那时，他正躲在一个地方逗着小外孙玩耍，还舒舒服服吃了顿晚饭。

    “成了！”晚上7点刚过，记者当中一个手疾眼快性子急的率先确认了这一消息，人群中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远在北欧的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姓名。他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莫言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莫言获奖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晚9点，让各路记者找得好苦的莫言终于现身。对于获奖，莫言表示“可能是我的作品的文学素质打动了评委，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表现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风情，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写人，超越了地区、种族的界限”。他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而并不是最高的奖项”，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摘编自山东《大众日报》2012年10月12日一版）

材料二莫言获诺奖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

    中新社北京10月l 1日电（应妮  蒋涛）    “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如是说。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作家莫言。

    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得知这一消息时，现年57岁的莫言正在山东老家高密。他坦言很高兴，但认为“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创作上”。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出口铁路？留住旅客

邢海洋

    ①“春运”大幕拉开，万人挤破火车站护栏的局面没出现，却出现了一列临客只坐一位乘客的“奇葩”镜头，诸如北京到哈尔滨、到成都的“秒光”线路还有余票。最能反映紧缺经济的“春运”大车票也供需平衡了。全人类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曾被认为是“无解”的难题，中国式的产能扩张却奏效了。但平日里这些过剩的产能，又该如何利用？

    ②中国铁路建设大干快上，高铁的网络化成就了全国人民说走就走的旅行。但过剩的信号已经出现在铁路设备的生产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国铁路已成为世界上铁路运输强度最大，运输效率最高的国家，客车动力也从早期的内燃机车向电力机车和动车组过渡。5次提速以及高铁大跃进后，牵引动力的升级换代几近完成。如今，也只有春运高峰，铁路部门才会把闲置的老旧车辆拿出来，临时编组，让乘客重温绿皮车的回忆。

    ③可问题是：铁路建里程相对于既有铁路，未来只会是边际式的递减，如何支撑车辆业因更新换代而迅猛扩张了的产能？对于即将过剩的产能，无论是南北车的合并还是北京、莫斯科高铁的动议，制造商和政府，选择的都是走出去战略，可并不顺利。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亏损了41亿元，墨西哥高铁项目被无限搁置。而雄心勃勃的泰国高铁和北京到莫斯科高铁也需要中国大量投资。与海外合作，远没有国内政企合力的确定性和高效率。

    ④中国的高铁路里程均已跃居世界第一。当“春运”也不再是紧缺商品，这意味着“春运”40天之外的320余天里，全国交通资产中已有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按衡量生产企业的说法是开工不足。中国铁路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营状态，松开紧的弦，对于调度和安全生产，未必不是好消息，但对中国铁路总公司逾3万亿元的负债却非如此，更不用说随着新线路的建设，负债还在快速升。如何盘活闲置资产，创造出利润增长点，铁路在竭尽所能。如开通了北京和燕郊之间的临时火车，争取日常通勤旅客。北京和广州深圳间还开通了夜行卧铺高铁，与航空运输争旅客。可和“春运”回家过年的刚性需求比起来，新增的试探性服务吸引到的客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⑤真正能够填补运力空缺的，应是体量更大的市场——旅游市场。据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超1.1亿人次出国旅行，游客海外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648亿美元，较2013年增加28%。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出境旅游人数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海外游输出国。另一方面，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却持续下降，2014年，中国遭遇历年来最大一笔旅游赤字，中国游客在海外的开销比海外客在中国的支出多出113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近50%。

    ⑥如果说“春运”是刚需，是亲情纽带和传统习俗浸润下中国人的不二选择，旅游则是提升生活品质之道。弥漫全国的雾霾、高昂的物价和景区涸泽而渔的门票，却使国人不得不舍近求远，费时费力去海外。纵观全球旅游输出国，不乏日本和俄罗斯那样地理气候单调的输出源，而如国土面积与我们相仿的美国，大半国民甚至没有出过国，中国的地大物博，气候与环境的多样性全球无出其右，资源禀赋上，国人本不该有出国旅行的冲动，现实却是不得不在春节加入“春运”大军，平日出国旅行，将交通网络的使用和闲置都推向极端。留住国内游客，吸引海外游客将是一个比“春运”更难解的难题，这就不仅是交通部门的难题了。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内”“花美男”充斥屏募，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進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结，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此思。

（摘编自潘清《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平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己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瞩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 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现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C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