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睡狮”考辨

智效民

    把中国比为“东方睡狮”，好像出自拿破仑之口。最初听到这个说法，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睡狮一旦苏醒，其作用和影响可了不得。没想到后来读《江穰卿笔记》，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汪穰卿笔记》是汪康年的笔札汇编。汪早年入张之洞幕，后来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并先后创办过《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刊物，是晚清以来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该书卷八“琴瑟寄庐类稿”中，有“睡狮”条曰：西人说中国是东方睡狮，我多次打听是什么意思，对方总是笑而不答。后来碰到一位驯兽师，才明白其中含义。驯兽师说，过去的驯狮办法，是让母狗哺育幼狮，让其在成长中具备狗性，以免伤人。后来发现这办法不灵，就改用涂抹鸦片的牛肉来喂它们。这样一来，狮子在上台表演时，表面上还能张牙舞爪，大声嗥叫，实际上却少气无力，昏昏欲睡，就好像是在梦里说胡话似的，不会危及人的安全。于是，人们便把这种“殆将长睡，永无醒时”的畜生，称之为“睡狮”。看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本还可以给国人带来一点安慰和希望的“东方睡狮”之喻，竟然是这个意思！

    说到鸦片，只要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中国泛滥成灾？其中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对此，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早已指出：外来祸患固然重要，但内政修明才是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是个法制有名无实、民生痛苦万分、“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的社会，所以才无法阻止鸦片的泛滥，才错过了一次“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的机会。另外，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论及清军的状况时也说，这支军队不仅有吃空额、克扣兵饷等陋规，还要把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其中，浙江武官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将战船租赁出去进行走私等现象尤为严重。于是，整个社会就像作者所感慨的那样：“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毒化着社会空气，腐蚀着人的灵魂。

    这让我想到关于拿破仑的另一则轶事。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过：“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他还说：“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一开始，我还不大明白“伟大的国家”与“五百法郎”有什么关系，参照所谓睡狮之喻，我才发现“伟大的国家”云云，不过是一种反讽，那意思是说：“尽管他的国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只要给他五百法郎，他就会出卖自己的人格，变成你的奴才。”难怪那位驯兽师在解释睡狮的含义时，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贵国之大，犹狮子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看来，如果说鸦片是一种人体腐蚀剂的话，那么，贪污腐败则是一种社会腐蚀剂。驯兽师所谓“奚止于鸦片耶”的疑问，显然与这种社会腐蚀剂有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汪康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如今，距离汪氏所处的时代又过去100多年了，他所谓“复民权、崇公理”的愿望，不断地有人提出，又不断地归于失败。大约十几年前，龙应台在比较了汪氏之语和李慎之的论述之后，曾有如下感慨：如果总是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说到这里，她也忍不住地说：“温习中国近代史，翻过一篇又一篇文章，不免生气；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选自《齐鲁晚报》，2015年3月4日）

    书法艺术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艺术表现载体，是中国文明的传播工具一一汉字。书法艺术以文字为母体，因文字书写而产生。它的所有语言样式，所有繁纷复杂的技术、规则，都傍依文字而诞生，离开文字而无从立其身。第二，书法和文字，共生、共进、共荣，相为表里，不可分解。第三，由于书法艺术以中国书面语言形式体系为裁体，与实用书法同体、同步发展，这就造成世界艺术史上的罕见现象：汉字书面语言体系的功能区域，几乎全部被艺术样式所覆盖。

    除了“艺术的书法”，“实用书法”几乎没有存在空间，只居于极小范围和很低端的位置。

    文字实用功能的实现，实际上只需要基于“六书”而形成的字符体系。这个体系，是否具有艺术美感，书法形式语言介入不介入，对汉字的信息传递功能没有影响。但是我们的先民，依托于“六书”符号体系，演绎出了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和变化无穷的汉字书法形式语言。这是既可以满足信息传递功能需要，也可以满足审美需要的“双功能”书法形式语言。

    审美书法对实用书法实现全覆盖，使人们无从分辨哪些书法是表现性的，是“纯艺术”，哪些是实用性的，是“非艺术”。从艺术形态的来源说，书法没有什么特殊，从生活原型升华、分离出艺术形态。但书法的特殊性在于：舞蹈、演唱，都来源于生活原型；一旦它们升华分离后，不再介入生活原型，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艺术从来不干预生活。书法的情况特殊，它是始终和生活原型“捆绑”在一起一所有的书写场合（不管实用还是审美），都可以用书法。它确实挑战了世界学术界原有的对“艺术”概念的界定，也挑战人们对艺术特性认知的极限。这也是国际学术界较长时间不能认识到中国书法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而且更是“艺术品”的原因。

    作为实用文字书写，毫无疑问，书写文字内容需要有可辨读性。书法艺术秉承了“实用书写”的全部特性。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看，书法的“可辨读性”原则一直被奉为一个艺术法则而得到普遍遵守。没有语序的“梦呓”式书法，从来没有被允许成为“艺术书法”的一种创作模式。

    中国书法艺术以文字为载体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和日常社会生活结合最紧密，最具国民普及性和国民素质涵育功能的艺术。同时，也一定是最具有生命力、延续时间最长、传播地域最广的艺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阅读和书写习惯。但在书法艺术领域，传统的书写方式一直被保留。即便在现代社会建筑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场合需要从左往右横写。书法家们还是乐于保留原来的习惯，多数选择从右往左书写。包括书法家坚持用繁体字书写。这些都可以体现，中国书法在文化传承上的独立精神和顽强韧性。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2月26日）

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①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②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③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④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材料一：

    芜湖市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智慧城市研究院。双方签约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大数据、未来网络、新医学、机器人、微电子等前沿学术的科研优势，结合芜湖产业发展需求，汇聚全国高端人才与技术力量，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超脑体系研究联合研发和产业孵化，打造一流的先进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移中心、高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高端人才实训基地等，不断提升芜湖相关应用研究水平，转化应用研究成果，加速孵化。培育智慧产业生态集群，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其中，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合理的设计，否则可能导致失败，并给城市留下大量的废弃物。

（摘编自沈宫石《芜湖携手中科大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

材料二：

整体规模—增长速度              智能城市投资及收益状况

中国智慧城市整体市场规模及增速

（摘编自《中国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白皮书2017—2018》）

材料三：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案件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病”给城市治理带来烦恼，给人们生活带来麻烦。近几年，银川等城市建设智能政务、智能社区、智能交通等系统，实行了一套接地气、有效果的做法。银川部署了交通综合监管等系统，通过潮汐车道、红绿灯配时、100个智能公交站台等信息化手段，让群众充分享受交通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便捷。利用在线监测设备来实时采集影响市民生活的参数，对可能造成环保问题的企业实施污染环境数据全面采集，实时察看，并在线公布，让原本陌生的环保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服务于民。银川还拥有五级智慧医疗，能够帮助居民在家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网络医院可以给居民提供在线医疗诊治，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北京、深圳的专科医院的资源对接。

（摘编自黄鑫等《用创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实际问题，一起走进智慧生活》）

材料四：

    位于济南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层的智能泉城运行管理中心是全市的大数据中心，是城市“大脑”，大屏幕上实时变换显示各种数据，城市各个路口交通情况、学校门口人员情况等一览无余，还有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等各领域的具体情况统计也尽收眼底。这里汇集了全市各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进行现场指挥调度，让一些单凭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截止目前，智管中心已实现61个部门互联互通，汇集1066个数据集，近2000万条数据量向社会开放共享。数据的资源共享，打通了各个部门，把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统一汇集到城市大脑，让沉睡的数据活起来跑起来，更便于科学施政，实现了现代化的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会治理。

（摘编自黄鑫等《“智慧城市”的济南实践：城市有“生命”，群众有幸福》）

    道德理想是指道德高于现实的未来性因素，包括以下内容：一定社会阶级及成员对未来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风尚的向往，一定社会阶级的道德体系的理想道德标准或称道德规范体系中较高的、还不能为当代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奉行的要求。

    道德理想内容的第一方面，涉及到了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关系。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有联系的一面。社会理想主要是指一定阶级的政治理想，它包含着对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的性质、特征的要求和设想，广义上也包含着对即将到来的社会面貌的预见。以恩格斯的观点来看，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本来就是一回事，道德理想是社会理想的、也是那些与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相一致的未来社会观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也就是说，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必然有部分重合。比如，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就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而且是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

    当然，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之间也还存在着差异。其一是从内容上看，它们的着重点不同。如果说社会理想更加注重勾画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话，道德理想则注重勾画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风尚。其二，一定的社会政治理想最初往往是以道德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得很清楚的科学理想的。在一种社会理想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制度未来的轮廓构想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预测或道德理想。虽然就准确性、严谨性、论证性而言，道德预测或道德理想不能和科学的社会理想相比，但它能动员广大群众主动热情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进步活动中。比如，社会主义理想就首先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以道德预测和理想的形式得到了首次表现。作为精神力量，它对当时人民群众和早期无产阶级自发斗争起了感奋作用，给社会的发展从道德上指明了方向，从而使它自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直接源泉。其三，一定的社会理想产生之后，只有被实践的人们所理解、接受，成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时，才会变成人们实践中的真实理想。如果一种社会理想没有转化为该阶级成员的道德理想，那么这种社会理想还停留在认识领域。道德理想使社会理想更接近于实践。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革命阶级在斗争中追求奋斗的社会理想，有浓厚的道德理想色彩和丰富的道德理想内容。

    道德理想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理想道德标准或称道德规范体系中较高的、暂时还不能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奉行的要求。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由此产生的普遍道德要求是否定剥削、否定不劳而获等。但是现实中还有更高的道德理想标准，如不计报酬、毫不利己、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准则具有规范的、现实的性质，是判断和评判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道德理想标准则具有崇高的、理想的性质，是判断和评判人们行为道德价值大小的标准。在实践中，人们只有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准则，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理想标准。可以说，道德规范则是道德理想标准的前提和基础：道德理想标准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反映了道德行为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肖群忠《道德理想新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