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人民日报发文悼念包括金庸、李咏在内的8位艺术家，网友：文化殇秋

    11月1日早上7点多，人民日报发文悼念包括金庸、李咏在内的8名艺术大师，其余6位分别是师胜杰、布仁巴雅尔、朱旭、单田芳、常宝华和盛中国。他们，或用纸笔书写侠义豪情，或用话筒传递欢乐幽默，或用表演塑造悲喜人生……他们，是一代人的回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的武侠小说铭刻着他的青春，也安放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闭目在话筒丛中，我肯定特安详”

——20年前《幸运52》开播，留着卷发的主持人李咏以其诙谐幽默的风格走进大众视野。

    “相声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常宝华9岁登台表演，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相声事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单田芳的身后，留下的是6000余小时长的评书和“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的美名。

    “太阳月亮星星就是吉祥的一家”

——布仁巴雅尔的代表作《吉祥三宝》是写给女儿3岁生日的作品，随后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温暖的家庭场面和浓郁的蒙古族情调深受观众喜爱。

（摘编自网上资料）

材料二：金庸宗师气概像极了一灯大师

    一位94岁，且已淡出江湖的老者，以传统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他的远逝该算是喜丧了，应该点起红蜡烛，为老人送行。然而，何以他的背影，仍痛楚了我们的灵魂？

金庸的笔墨，关联了一代人的青春。从此，万丈豪情浪掷九天，千军万马零落成泥。他让我们的想象有多辉煌，留下的黑洞就有多无望。他曾书写过的五千年英雄肝胆九万里古道热肠，从此唯余字里行间。

    上个世纪，就是在80年代的复旦。在宿舍里，我们初识金庸的文字，如饮狂泉，在宿舍里击鼓传花般传阅，通宵达旦，血脉贲张。

    很快，到报社做了文化记者和编辑，还忍不住约人写金庸读后，更忍不住自己操刀改写，还记得有这样几句：

    他们并不津津乐道武功的一招一式，也不深究故事情节的合理与否。那么究意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曾经或依然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呢？是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无望情爱？是那种一剑在手、四顾茫茫的孤傲与寂寞？抑或是那种抑强扶弱、大义凛然的干云豪气？……

    一众平庸平俗的人生，从此被金庸的魔杖点亮。那一段闪闪发亮的青春，有几个名字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最沉甸甸的一位，就是金庸。

    实在沉迷到不能自拔，便在90年代初，和几位同好一起编撰了《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写信请求金庸担纲顾问，老先生居然慨然应允，还帮我们题写了书名。见到他时，则已是十年之后，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老爷子儒雅谦和，一派宗师气概，不似令狐冲，而像极了一灯大师。

    当时，我们向金庸讨教他所理解的“侠”，老爷子一字一顿：“思想家中，我最推崇孟子，推崇至大至刚的大丈夫气概。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侠气，就是性情中人。”

    见面不谈金大侠，纵读诗书也枉然。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影响了一代国人。比如马云创业时所纠集的18罗汉，几乎都迷金庸。马云念念不忘其间“替天行道，铲平人间不平之事”，甚至将阿里巴巴的价值体系，称为“独孤九剑”和“六脉神剑”。

    那时，性情中人，成了一代人相互间的最高评价。“侠之大者”，也成了无数人的毕生追求。

    “传一曲地老天荒，共一生水远山高”；“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这样的精神滋养，早已化入一代阅读者的血液与骨髓。

    久矣不读金庸了。但目光常会不经意地落在书架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5本金庸，它们都在，霎时，心中便一片澄明，十分妥帖。

    唉，俱往矣。大师的凋零，让我们重温那些凝固在上个世纪的背影，在感动中，更有孤独。感谢金庸的长寿，让他的生命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串起两个世纪的侠胆义胆，让我们踏实到了现在。

（网文，有删改）

材料三：金庸先生走了，他的江湖仍在

    很多人喜欢喊金庸先生为“金大侠”，其实金庸先生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称其为“金大侠”，不仅仅是其塑造了一大批大侠形象，还因为其骨头里流淌着侠义之血。

    除了小说家，金庸先生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报人。尽管很多读者都是通过武侠小说而认识和喜欢金庸的，但他本人却更认可“报人”的身份。金庸先生写了30多年的社论，有统计表明他亲笔撰写了几千篇社论。在他的社论里，可以看到士大夫气质，可以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由其社论出发看小说，由其报人身份出发看小说家身份，其实有着一致性。金庸曾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是侠义，是正直，是理想，这是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小说创作时，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当然，他的小说并不是机械的“价值正确”，而是有着极其高超的表达技巧。在有意义与有意思之间找到平衡，通过精湛文笔表达深邃思想，这才是金庸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

    侠在深处，与士相通。佥庸先生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士人，是知识分子。捧起金庸先生的小说，你会爱不释手，因其语言精美、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放下金庸先生的小说，你会久久难忘，因其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有滋有味——郭靖有情有义，令狐冲重情重义……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他的小说是有神的，有魂的。曾经有多少人读着金庸小说，梦想行侠仗义。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好看，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文人小说。

（网文，有删改）

材料一：

    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映照着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技术优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摘编自彭训文《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

材料一：

    2019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梅宏作为团队代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证书。以梅宏团队为研究主力，北京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研发的“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改变了传统“白盒”互操作技术思路，提出颠覆式的数据互操作技术途径—“黑盒”思路，通过揭示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计算反射机理，发明了通过系统客户端外部监测与控制实现业务数据和功能高效互操作的整套技术及平台，突破了信息孤岛业务数据和功能与第三方系统高效互操作这一制约大数据价值链上下游的“卡脖子”技术，使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事实上，对于互操作的研究已开展多年。传统互操作技术采用“白盒”思路，需要在全面了解信息孤岛内部实现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用修地铁挖隧道打比方，“白盒”思路是把地铁沿线道路全部“打开”，做“明挖”，效率低、成本高、风险难控。因此，各国科学家一直在寻求互操作技术的突破。

    梅宏和同事黄昰教授、张颖副研究员、刘譞哲副教授、郭耀教授、熊英飞副教授组成的核心研究团队，基于十余年系统软件研究，发现了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反射回路，发明了“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科研团队颠覆传统“白盒”路线，将信息系统视为“黑盒”，通过对系统客户端的外部监测与控制来实现系统业务数据和功能的高效互操作，消除了系统源码、数据库表、后台权限、原开发团队等“白盒”依赖，从而将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平均提升两个数量级。类比挖隧道用盾构机来替换传统开路挖地一样，这项“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就像盾构机，在获得用户授权后，就可以构造出连通不同系统的数据管道。如同水在水管、燃气在燃气管流动一样，各个系统的数据就在这些对应的数据管道中有序流动，实现了高效的互操作。

    1992年，梅宏来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杨芙清院士进行博士后研究。2007年，依托北京大学建设的“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建立，梅宏担任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成立的第二年，他带领的团队便以“新型构件化应用服务器PKUAS的研发”荣获200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1年，实验室在教育部评估中被评为信息科学领域优秀重点实验室。

（摘编自柴葳《“黑盒式”互操作技术连接信息孤岛——访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梅宏团队》）

材料二：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原理

（信息来源：科技部）

【注】中枢神经系统是人体神经系统的主体部分。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全身各处传来的信息，经它整合加工后成为协调的运动性输出，或者存储在中枢神经系统内成为学习、记忆的神经基础。

材料三：

    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要有“龙头”牵引。企业必须发挥主体作用，以产业需求引领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通科技成果精化“最后一公里”。以“云—端融合系统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的研究项目为例，打破信息孤岛是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重大需求，因特睿团队将北大的这一基础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产品，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进一步强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能力，他们共同研发的“燕云”技术及产品，累计打破数千个制约“互联网十政务”发展的信息孤岛，成为支撑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一项共性关键技术。

    这几年，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取得了很大成效，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也有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围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的主线，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不断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激发创新这个发展新引擎的最大驱动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摘编自余建斌《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要有“龙头”牵引，要有“先手棋”意识》）

材料一：

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记述了“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自己这部“石头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等现象一一对比，反思历来小说之流弊，反复呈示自己的《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叙述“我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等无不在以小说谈小说，以小说省思小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元小说”的杰出范本。不仅如此，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还通过“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空空道人等虚构人物之口，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思，加重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元小说”分量。就此而言，《红楼梦》尤其是这第一回，显而易见，是一种显性的“元小说”。

我们可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整部《红楼梦》并没有第一回中上述这些显性的关于小说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而将这些自我省思的思维成果隐含起来，自觉地贯彻到整个小说的创作过程当中，整个小说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等方面保持不变——这样一部并无显性的元小说痕迹的作品，它是否还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呢？从作者对于小说艺术的自我省思来说，它是否含有元小说的元素呢？这样的一部《红楼梦》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显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嵌套结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小说杰作，仍与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旧式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

实际上，在人类艺术史上，并无那种显性的元小说、元艺术之征候的小说作品、艺术作品，可能是更大量的艺术存在。其中，并不乏真正的小说杰作、艺术杰作。当我们以艺术之自我指涉、自我省思品格为旨归进行“元艺术”研究时，我认为既要关注那些显性的元艺术现象，更要关注更大量存在着的隐性的元艺术现象。

之前那些关于元艺术现象的研究，更多地留意于所谓的画中画、戏中戏、艺术中的艺术、作品文本的互文关联，因此也格外关注艺术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正如列奥·斯坦伯格所言：“一切艺术都受到其他艺术的传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艺术都要从以往的其他艺术中承继、借用某些元素，与其他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复杂的互文性关联。这当然是对艺术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很有价值的理论发现与总结，指出元艺术的一个重要指向。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艺术的这种自我省思即元艺术的重要指向之一，即艺术要想真正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独创性，它还要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方式。正像《红楼梦》中“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表达的那样，它这部“石头所记”，要想不落凡俗，就必须“不借此套”，与陈腐的旧传统、旧文本相告别，独辟蹊径，实践一种新的艺术法度、美学原则。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可贵品质。

（摘编自李心峰《关注“元艺术”》）

材料二：

“元艺术”这一术语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或艺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有学者或艺术家提到“元艺术”这一词语。

在《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所具有的“元艺术性”，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元戏剧’，渗透着剧作家的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具有‘元艺术’的品格”。而且作者还为元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元艺术’，是指作品本身渗透着艺术家对于艺术、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在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家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上启人深思的艺术。”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而且把自我反思的对象分为艺术家和艺术两个方面。这是国内较早对元艺术进行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继续对元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几乎任何现象之前都可以加上前级“元”，用来表示某事物的“自我指涉、自我意识或自我模仿”。因此，元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

所谓的“元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即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模仿等特性的艺术。在这里，元艺术之“元”，指的是“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元艺术分为：元小说、元绘画、元电影、元戏剧、元舞蹈、元音乐等。每一种具体的元艺术都有各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各自产生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元艺术的理论。具体的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这种元艺术的命名。比如，元小说的创作要先于“元小说”这个名称的出现。在西方，元小说的创作传统源于17世纪，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就显露出了元艺术性。而“元小说”这一概念则首见于1970年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小说与生活中的艺术》一文中。

（摘编自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

材料一：

以人情来解读中国日常社会，首先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现实基础是家庭或者亲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宗及村落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聚族而居构成了网络社会中成员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通常叫做“乡亲们”。当然，有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不因此互相之间就没有矛盾或者冲突，但因为该网络突出了人情的重要性，从而使得矛盾与冲突发生的方式发生改变，比如不能正面冲突或公然决裂，而是面和心不和，彼此有很多积怨，但不到万不得已，始终维持着表面和谐。“亲情”的意思不适用于宗亲以外的人际关系，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情”就更为适合于表达更多场景中的关系运行。人情，作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还具有更加一般性的含义，用来表达中国人对世态或者人世间的认知，比如天理人情、风土人情、人情世故等。总之，所谓“人情”是对中国人人性、人格与关系的基本理解。

人情处于地方网络中、也可以合并起来叫做“人情网”，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张网的相对稳定性。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情网越封闭越好，因为在此网中所发生的人情必须要有回报，虽然这个回报无法预期，但不能没有，而且常常是回报的总是比施与的要多一些。一旦一种交往中的助人行为不是人情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必须换做其他观念来表达，比如捐助、施舍或者慈善。所以人情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回报，谁报答谁，谁欠谁，都很清楚。正因为人情网比较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情这辈子还不了，也可以下一代来偿还。如果人情网不那么稳定，其中的成员处于社会流动中，也就是说，需要报答的人或者欠人情的人都离开了，那么人情运行也就解体了。当然，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人群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流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一看家乡观念或者原有的网络是否还存在。如果是存在的，那么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虽然整年都在外面流动、比如打工、上学或移居城市，但他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家乡，比如具有丰富传统文化意蕴的春节对中国人来讲意义就非常重大，这是中国人回家的日子。很多情况下，无论一个人流动到多远的地方，他都会在春节之日回到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也有“拜年”活动，人情网中的成员都需要通过此时段的人情往来来稳定其网络。如果一个移居外地者，无论如何都不再回到家乡，那么就等于宣告这里的人情没有了。

（摘编自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

材料二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起。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精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乐意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注：即村庄里的外来客）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

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