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益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益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商业英雄和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声音不殊文体何立

——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首先，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应

    ①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头是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奥运中对人的体能、技巧的挑战体现着古希腊人的竞争与开拓意识。在古代奥运会文化背景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捍卫个人的独立性。这些价值观念都已成为现代奥运的核心价值。

    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奥林匹克精神经历了从挑战自我、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到追求运动竞技的人性化、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历史演变。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曾经有“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的口号。今天，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仅仅提倡“更快、更高、更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那就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③现代奥林匹克兴起之时，也是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也从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演变，为奥林匹克精神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竞争、拼搏、开拓、进取、重视个体、尊重科学等要素构成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与核心，这使奥林匹克运动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的开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与交往的论坛，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互补共存的平台，尤其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互动的平台。在当代科技、人文、生态伦理的交互影响下，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从奥林匹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超国家、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的百姓的巨型狂欢节，成为一种由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共同主宰的泛文化。

    ④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了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职业性腐败等问题。黑分、黑哨、假体育、假比赛、假球，使奥林匹克运动失去魅力和价值，危及了奥林匹克理想，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些都与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核心价值的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仅靠西方文化去解决，需要从其它文化形态，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⑤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和谐，从不过分强调人对自然、对自身的挑战，也不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对自然、天地的超越，而是讲究 “象天法地”，向“天”与“地”来学习合乎自然、遵循自身限度的立身处世原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讲人要不断进取，承担对个体存在的责任，但又要有所警惕，不要一味强调进取，要保持个人、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协调。这对于主张“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回应与补充。

    ⑥中国礼乐文化主张万物和谐，阴阳协调，以中和、和谐、协调为美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强调的不是技艺的竞赛，而是通过技艺的修养来完善人格，达到内心的和谐，促进心灵与体格之间的和谐互动。这与奥林匹克精神旨在推动人的体育与心灵的和谐发展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契合，对于当今奥林匹克比赛过度强调比赛成绩、忽视心灵提升的现象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⑦中国传统自然伦理观念认为天地宇宙间人与万物是都和谐共处的，主张克己复礼，把人的作用与行为限制在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宇宙秩序之中。中国古代社会提倡节制与合理控制人的欲望，反对对生命的无度消费和对外物的无度占有。这种伦理观念对于奥林匹克文化中的过度商业化、过度竞争化和兴奋剂丑闻都是有力的回应，它从东方哲学和智慧的角度回应了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精神。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冯惠玲在“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北京2008奥运国际论坛”上的演讲稿）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每个人的怪兽

[法]波德莱尔

    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广袤的原野灰扑扑的，没有一块草坪，寸草不生。这儿，我遇见了几个弯着背的行人。

    每个人身上都驮着一个巨型怪兽，足足有一袋面粉、煤渣或者古罗马步兵的装备那么沉。

    那狰狞的怪兽还极不安分：它灵活有力的肌肉把人缠住，紧紧地压迫着；两只巨大无比的爪子扣住了人的胸口；庞大的头压住了重负的前额，就像一个古代士兵为了震慑敌人而佩戴的可怕头盔。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如此这般是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没有头绪。然而，他们显然要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步伐透露了他们对行走的无法阻挡的需要。

    这是件奇怪的事儿！他们不仅没有对缠绕在他们脖子上、贴在他们背上的凶猛怪兽感到生气，反而把它们看做自身的一部分。这些面容，尽管疲惫不堪、严肃至极，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绝望。在忧郁的苍穹之下，在似天穹般孤寂的土地上，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到尘埃里。他们继续前行，一副逆来顺受、要一辈子毫无所得地期待下去的神情。

    这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没入天际，与那阴郁交融，而地球圆形的表面也避开了人们好奇的目光。

    有些片刻，我固执地想要弄懂这奥秘，但是很快，不可抑制的冷漠袭上心头。于是，我比那被沉甸甸的怪物压迫的人还要疲乏。

（选自波德莱尔《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材料一：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把有用物资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有利于改善垃圾品质，使得焚烧（或填埋）得以更好地无害化处理。以垃圾焚烧为例，垃圾分类能助力焚烧处理做得更好，可起到减量、减排、提质（改善燃烧工况）、提效（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依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生活垃圾分成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类，不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剩菜、剩饭等餐厨垃圾，电池、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垃圾以及废纸、食品袋等其他垃圾。其中，餐厨垃圾约占垃圾总量的40%-60%。

    垃圾分类，国外发达国家施行得较早，形成了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垃圾后期处理阶段，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这是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提高垃圾处理科技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相关制造产业（垃圾分类设备、垃圾转运设备）的发展。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的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这种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摘编自孙小婧《垃圾分类，引领绿色生活》）

    材料二：

    图表1：2009—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处理场数量变化情况

    图表2：2014-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变化图

    材料三：

    做好垃圾分类是解决好垃圾问题的重要前提，但并不是垃圾处理的全部，垃圾处理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环节同时发力。目前各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正加大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4个环节中后3个环节的投入，包括垃圾分类收集车的购买等，实现从投放到运输再到处理的整体链条分类，避免“先分后混”等问题。

    事实上，实施垃圾分类并形成完整产业链改变的不仅仅是垃圾处理方式，这一举措也将改变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比如，餐饮外卖要不要配送许多餐具、网购商品包装能否尽量减少胶带和泡沫塑料、礼品包装能否更加环保……显然，从前端的人人分类投放到后续各个环节，垃圾分类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创新城市垃圾管理不能只是一阵风，而需要各界同时发力，扎实推进。

    （摘编自亢舒《垃圾处理，不只“分类”这点事儿》，《经济日报》2019年7月12日）

    材料四：

    初次到欧洲生活的人，往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垃圾分类问题，因为一觉醒来你就会面临家里垃圾怎么倒的现实问题。不少人因不懂这个“规矩”而被当地人“教育”。

    垃圾分类意识并不是天生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的磨砺，离不开教育宣传的引导。在欧洲，环保意识从幼儿因就抓起，在大众媒介和各种展览会上，推介垃圾分类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教育宣传的引导，为形成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奠定了基础，而伴随着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的形成，久而久之，垃圾分类会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并进而会影响社会教育理念，让国民关注生活中每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物，提升国民环保理念。

（摘编自向长河《从“倒垃圾被教育”看国外垃圾分类》，2019年06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