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材料一：

    最近车市中最热的一项政策，便是《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简称国六）的实施。

    对不少车企来说，在销库存的同时，攻克国六标准所带来的技术难关也是当务之急。各大车企纷纷加强技.术升级，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长城汽车已推出多款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主力车型，吉利帝豪家族四款车型全系满足国六标准，还有一些品牌如别克、雪佛兰、领克等推行三缸机代替四缸机以降低排放。

    号称史上最严的国六排放标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从行业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促进中国汽车产业洗牌的利器。一些技术储备较弱的车企很可能会因此而被“清洗”掉。

    得益于对汽车前瞻技术的思考和实践，长城汽车探索出应对之道。2019年，长城汽车逆势“破冰”。今年1—6月，长城汽车共销售新车493538辆，同比劲增4.7%。

    与此同时，长城汽车积极兑现全球化战略诺言。6月5日，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图拉工厂不仅展现出中国汽车制造水平新高度，更引领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由以往的产品贸易输出转向工艺技术的标准输出。6月，长城汽车共出口新车6711辆，同比增长83.3%。

    业内人士表示，各地在推行国六之际，要考虑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尊重汽车行业客观发展规律。地方政府应给予国五车型适当的过渡期，并着力解决国六提前实施区域的国五库存积压问题。

    （摘编自任国省《国六排放标准正式实施，汽车行业积极应对》）

    材料二：

    2018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等方面做出要求。其中提出：“2019年7月1日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已有15个省、直辖市出台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的文件。相对而言，北京对于私家车国六标准的施行时间最为宽松（2020年施行），其他重点地区大都将在今年7月1日起对轻型车施行国六标准。此外，北京、上海、天津等五地将跳过国六A.，直接施行国六B.阶段标准。

    （摘编自鄂智超《“国六”已来，中国汽车迈入清洁排放新阶段》）

    材料三：

    当地时间7日，德国斯图加特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保时捷公司已接受5.35亿欧元罚款，成为因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被处罚的又一全球知名汽车品牌。

    德国方面的检察官表示，保时捷的开发部门忽视了其法律义务，最终导致柴油车在欧洲以及其他不符合排放规定的地区销售。保时捷接受了此次罚款，并且表示，保时捷品牌本身从未开发柴油发动机，但其管理人员未能正确监督柴油发动机在车辆中的使用。

    回顾近几年的“排放门”丑闻，除了保时捷之外，大众、奥迪等不少其他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出售了柴油发动机汽车，而这些汽车不符合清洁空气规则并欺骗了排放测试。保时捷此次罚款使大众在“排放门”丑闻中的总罚款金额上升到了300亿欧元。因为“排放门”罚款的继续，大众集团的股价隔夜下挫超过2%。德国监管机构态度很严肃，而挽救“德国制造”，德国车企需要做的还有不少。

（摘编自“央视财经”《“排放门”还没完！这个豪车品牌被罚40亿元》）

    ①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②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③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④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脑科学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⑤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⑥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摘编自许宁生《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来唱；一唱三叹得回肠荡气。唱叹 再不够的话，手就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 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 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徒歌新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 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感表达到家就成，用不着说多余的话。重叠可以说是原始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协调，是后来有了文字才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古建筑群的基本布局单元是“院落”，从普通住宅到府邸官署直到皇宫，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建筑都是如此。功能复杂，需要更多建筑，就增加更多院落，而很少建高楼。所以中国的建筑艺术，一方面表现在建筑实体的构造和装饰上，一方面表现在院落与建筑室内形成的空间里。

明代初创时期皇宫的布局，虽然嘉靖时期作了一些改动，清代乾隆时期有些改建和添加，但是总的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它可以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外围是防御体系，包括筒子河、守卫围房和城墙及其城楼、角楼。城内南部是外朝区域，占地轮廓成凸字形。中轴线上依次有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穿过太和门东的协和门，到达外朝东路文华殿。太和门西的熙和门到西路武英殿。太和殿周围用庑房和大门组成院落，殿前两庑中部，东有体仁阁、西有弘义阁，四角立崇楼。外朝北部是内廷，占地成凹字形，用四条街分成东西并列的五个板块，分别是外东路的南三所、宁寿宫；东路的奉先殿、东六宫；中路的后三宫、御花园；西路的养心殿、西六宫；外西路的慈宁宫与花园、寿安宫和英华殿。另外，外朝和内廷的外围和城内零星地块，安排内阁、内官衙署和手工作坊等服务性用房。

在故宫黄色琉璃瓦的海洋里，我们可以分辨这些大屋顶其实有庑殿、歇山、攒尖、悬山和硬山，以及单檐、重檐等差别，它们的屋脊上装饰着形式、等级和数量都有讲究的正吻和小兽。这些用厚重的琉璃瓦、泥灰和橡子建成的屋顶，屋角却微微翘起，显出轻盈面貌。我们可以观赏屋檐下形状特异、凹凸有致的斗秩，这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构件，形成明清古建筑檐下的装饰带，又标志了建筑的等级和性质。我们可以观察成排的大木柱之间安装的隔扇和槛窗，它们虽然只不过是门窗而已，但是玲珑剔透的窗格棂花也是造就中国建筑特色的因素。用青砖砌就或用汉白玉包砌的高大台基，庄重地衬托着建筑物，而自身也形成建筑体量和外观的一部分。它周围的汉白玉栏杆呈现着一种有节奏的美感，栏杆拍遍，感慨万千。遍布紫禁城的琉璃花门、影壁、精美的石雕，还有几乎每一座建筑都拥有的建筑彩画，这些丰富而节制的建筑艺术手段，营造了故宫建筑物的个性。

（摘编自晋宏逵《故宫600年营建往事》）

知识链接：

①庑殿式屋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且四个斜坡面都是曲面。所谓“正脊”，即屋面前后坡的交线；“垂脊”，即屋顶前（后）坡与左右斜坡的交线。庑殿式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屋顶形式，常用于特别重要的建筑。

②歇山式屋顶等级仅次于庑殿顶，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屋顶最边缘分岔的那四条比较短的脊）。上部的正脊和两条垂脊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垂直区域，称为“山花”。常用于紫禁城宫殿中的次要建筑。

③悬山式屋顶是两坡顶的一种，等级次于歇山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建筑前后出檐，左右两侧山墙也有屋面外出。常用于较为重要的值守用房。

④硬山式屋顶等级最低，其造型与悬山顶类似，但建筑两侧屋面不外露，由砖墙封护，常用于普通值守用房。

⑤攒尖式屋顶没有正脊，而只有垂脊，无论屋面有多少条垂脊，最终在屋顶正上方汇聚为一点。攒尖顶没有正脊，不属于正式建筑，被称为杂式建筑，没有等级。多用在亭阁式建筑，园林建筑。

材料二：

故宫古建筑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已有近600年历史，为中国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单位。故宫古建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宫殿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的一类建筑，故宫则是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水平，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古建筑在建造、维修的过程中，在中国古建营造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严格形制的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被称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这种工艺不仅保持着故宫古建筑的原貌，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

其次，故宫古建筑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规划设计上，故宫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礼制，反映了皇权至上的伦理观念。其主要建筑，则是附会《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五门三朝”而布置的。而风水、阴阳、五行等的影响，在方位的选定、环境的处理、建筑的装饰、色彩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其三，作为长达491年的明清两代皇宫，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生活居住并掌权执政，这里是国家政治中心、权力中枢，曾发生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军国大事、扑朔迷离的宫闱秘闻以及权力斗争的刀光血影。养心殿、军机处、文渊阁、武英殿等都有大量遗物，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文物藏品与帝王，宫廷遗存与典章制度，宫廷文化与时代风貌，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四，故宫与北京城市规划和其他明清皇家建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清北京城的布局是以故宫为中心、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以宫室为主体的城市规划思想。以故宫为中心的中轴线向南延伸，长达7.5公里，成为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使城市布局更为稳定，也从形象上强化了“面南而王”“唯我独尊”的帝王意识。故宫不仅是北京的中心，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丰富内涵的核心，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的象征物。

（摘编自郑欣淼《故宫里绵延不断的中华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

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中国最早的文字史料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商代的甲骨文，相传由孔子编选的《尚书》还记载着一些上古的文件和传说。这些文字史料已有部分可以和考古资料相印证，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器时代的历史能有较可靠的知识，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发掘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一般认为即是夏王朝初的“阳城”遗址，夏代历史已从神话传说的迷雾中得以落实。商代历史有甲骨文为据，周代历史有钟鼎文为据，相应的后世的文字记载都可得而考。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

河南夏代“阳城”遗址所发现的文物显示了它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了铜器时代。从黄河中下游遗留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地区都早已发展了农业生产，这和夏禹治水的传说（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可以联系起来，表明了这地区早期居民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还记得河南的龙山文化正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而兴起的。所以可以说华夏文化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结合而开始的。

传说的历史中在禹之前还有尧、舜和神话性的始祖黄帝。留下的传说大多是关于他们向四围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族团的征伐。黄帝曾击败过蚩尤和炎帝，地点据说都在今河北省境内。据《史记》所载，舜又把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到蛮夷戎狄中去改变后者的风俗，也可以说就是中原居民和文化的扩张。到禹时，如《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贡》将此时的地域总称为“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奠定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

继夏而兴起的是商。商原是东夷之人，而且是游牧起家的。后来迁泰山，再向西到达河南东部，发展了农业，使用畜力耕种。农牧结合的经济使它强大起来，起初臣属于夏，后来取得了统治九州的权力，建立商朝，分全国为中东南西北五土，《诗经·商颂》有：“邦数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其疆域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以及江苏、浙江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江西、湖南及内蒙古的某些地方。

继商的是周，周人来自西方，传说的始祖是姜源，有人认为即西戎的一部分羌人，最初活动在渭水上游，受商封称周。它继承了商的天下，又把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诗经·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实行宗法制度，分封宗室，控制所属地方；推行井田，改进农业，提高生产力。西周时松散联盟性质的统一体维持了约三百年，后来列国诸侯割据兼并，进入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时的统一体之内，各地区的文化还保持着它们的特点。直到战国时期，荀子还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是指中原一带的一个核心，不论哪个地方的人，到了越就得从越，到了楚就得从楚，可见，楚和越、夏还有明显的差别。

汉作为一个族名是在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必须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

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杂的时候。汉人这个名称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

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上面从华夏人开始所追溯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个民族诞生前的孕育过程。

（节选自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