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

单仁平

    “中华民国”，这个在大陆社会中几乎沉没的记忆符号，这些年因种种缘由又浮现出来。是的，它不全是记忆，它还在台湾保留了一块残片，并在统独问题上扮演着复杂角色。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家历尽沧桑，大陆社会见多了，前进了，也对围绕“中华民国”的各种元素多了些宽容。

    然而在大陆互联网社区的一些角落，以及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中华民国”的病态缅怀，以至于一些小圈子里甚至形成“民国热”。这种思潮下的积极分子对大陆的民国时期不断进行浪漫主义描述，称那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

    这种论调的基础是当时中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相对于当时的工农大众挣得很多，大学教授的家庭都用得起多名仆人，铁定属于当时的上流社会。此外民国时期出了几名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受到当下学术界的普遍推崇。

    有非常少量的人宣称他们不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一”国庆节，而“只过双十节”，在小圈子里博得掌声。

    必须指出，赞美民国作为一些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是有逻辑的。作为对旧时代的一种“纯怀念”，也可以理解。怀旧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这就像民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辜鸿铭怀念满清时梳辫子，中国现在还有一些人怀念“文革”时代一样，它们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及心理原因，成熟社会对它们的态度应是能宽容时则宽容。

然而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们的鼓吹就不再是小资的东西，而是在搞恶意欺骗，他们的把戏应当毫不客气地予以揭穿。

    民国真的好吗？如果它真好，当初就不会被中国人民那么坚决地抛弃。中共以成立之初才几十个人的“小众”，其力量甚至不如今天微信上一个稍大点的圈子，却用28年的时间动员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摧枯拉朽般把国民党的庞大国家机器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烂透了，烂得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彻底失了民心，这一切怎么可能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奇迹般发生!

    当时大学教授的境遇大概的确不错，但全中国当时才有几所像样的大学？一共才有多少教授？一项研究表明，1936年中国所有大学的在校学生只有41922人，这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

    少数大学教授当时的优越生活对工农大众来说，是很不公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如此之大的社会差距在发达社会里不可想象。有人指责怀念民国大学的人，称他们是怀念当时大学教授百倍于工农薪酬所支撑的那份生活，不能不说这样的指责有一定道理。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堪称“一团糟”，当时的国家治理甚至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也未能突破地方力量的实际割据，是浮在半空中的，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内河里还游弋着英国军舰。这样的国家面对东洋小国日本的侵略，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抗动员，国民党政权应当对中国遭日寇的蹂躏承担责任。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民生水平以及对国民各种权利的综合保障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我们可以怀念民国时期的一首歌，一道风情，以及一些时间越久越让我们感到亲切的面孔，但歌颂那时的国家制度和它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对中国历史以及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伟大变化的所有人的侮辱。

    还是让“民国热”作为小资情调保持其特有的醉意吧，最好别把它带到正儿八经的舆论场来。因为它会瞬间变得十分丑陋。稍微一扒，它里面的无知和装腔作势就暴露无遗。

（选自《环球时报》有改动）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公众对现代诗的认知，一般停留在朦胧诗到海子阶段，越往后越觉得“困惑”。海子之后的诗歌格局，探索与出轨并行、追新与偏激携手、诗与非诗交叉、有序与混乱重叠。无论是对西洋诗人的文本引进，还是本土日常诗性的挖掘，写作资源都越来越敞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反 映在诗歌接受上，便出现了“现代诗比古诗更难进入”的不满与控诉，“懂”与“不懂”的老生常谈再次被提出来。对现代诗的阅读与接受，除了诗歌观念、审美趣味、教学方法等众多因素牵扯外，我以为被忽略的下述三点，应引起充分的反思。

    其一，现代诗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知识”。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进入现代诗歌，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这意味着现代诗有它特异的质地以及与其相适配的方法论，如果不与时俱进，最终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有人会说：我也学得几十种现代修辞格，可是并不灵验呀。这里要提醒的是，熟悉几十种修辞格，并不等于理解掌握诗歌。况且新诗经过近百年实践，发展积累起许多新元素，说夸张一些叫“日新月异”。这些“特殊知识”，是古典、域外、现代新诗自身的“小传统”三者的融合与变异，并非传统文学常识与传统修辞学所能覆盖的。重要的是，现代诗与生命体验、精神、潜意识、情绪、悟性等心理图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科书上“死”的修辞格，尚未转化为活的、有生命的、针对对象的感悟，即便你掌握再多，也很难得心应手，更遑论那些对基本常识处于半空白状态的人，其尴尬可想而知。所以，进入现代诗，要从叩响“特 殊知识”的门环开始。

    其二，现代诗与文言诗是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很多人把现代诗与古诗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但大量实践证明，现代诗在思维、感受、语境、语言等方面已然与旧体诗产生巨大差异，若死死抱住旧体诗与现代诗这一“共同体”，在传统审美惯性与惰性的驱使下，把古诗那一套评价鉴赏体系移用到现代诗身上（好一点的略加变通），就必然出现某种方凿圆枘；而且愈是固执地执行“古今通用”标准，阻抗愈大。“古今一体”的审美绿道通行，在某些时候（比如遇到早期白话诗）勉强还能凑合，但如果遇到稍微“怪”一点的现代诗，比如遇到某些超现实文本，势必捉襟见肘。如若遇到更怪诞的后现代诗，简直就不知所措了。由于现代诗写作更趋于一种个人化的体验写作，讲究自我体验的微妙散发，所以有必要来一次观念疏通，清除一下误区：不是死死抓住古今诗歌的共通性，而是寻找、发现双方的差异，从差异中重新审视现代体验的瞬间、碎化、游动，从差异性入手去解读。

    其三，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是有效进入途径。这就不能不提到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被诟病为内在循环的封闭容器，但在打通文本间各环节上不乏机杼独出。许多新批评的核心术语都成为现代诗解读的利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方法针对现代诗内部的架构更是十分有效。一个词的含义，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意象选择、搭配及隐显，上下文关联及言外之意……都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分层扫描”之内。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那么，再深厚的漫天雾霭，还能不露出点“庐山真面目”吗？

（摘编自陈仲义《读诗就是再做诗》）

中国文化的内涵

季羡林

    ①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

    ②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对于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

    ③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④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⑤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⑥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⑦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的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⑧这一点，中国的学者是感觉到了的。

    ⑨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⑩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⑪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察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监察区，设刺史负监察之任。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权力很大。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职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风闻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监察官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文化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