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雪

    ①在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的电视实况转播里，看到奥斯维辛正飘飞着鹅毛大雪，仿佛老天也为之动容，流下冬天的眼泪，洒下祭祀的白花。远处苍茫的背景下，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处在低洼之地的木制和砖砌的营房和毒气室，在洁白飞舞的雪花中，静静地伫立着，无言地出示着历史的一份浸透着血泪的证言。

    ②触动我的不仅仅是纪念活动的场景，而是所有参加这一活动的人们一致要求，一定要把活动放在露天举行，虽然天正下着大雪。

    ③触动我的还在于，出席纪念活动的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波兰总统瓦希涅夫斯基在内的40多个国家领导人，他们都和所有出席纪念活动的普通人一样，坐在那里，头顶着一样纷飞的大雪。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都要把帽子摘下来，让雪花洒满头顶。

    ④130万人犹太人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110万人死在这里，苏联红军为了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60万人死在这里，是应该这样脱帽站立在这里，让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心一起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亡灵垂下来。无论是以致以哀思、幽思、还是反思，是报以忏悔、遗恨、还是缅怀，是出于悲伤、愤怒、还是激动，所有的人们都应该为人类自身曾经犯下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行，垂下头来。所有出席纪念活动的各国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置身在纷飞的大雪之中，所有发言者都脱帽垂下头来，看来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却将形式变成了内容的一部分 ， 而且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将纪念活动移花接木变成了一种显示自己或展示自己的盛大Party。

    ⑤我们常常爱说和世界接轨，从此次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们应该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⑥我想起有一次在长江三峡上的经历，航船途经一个小地方停靠码头，天正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并不是雪），从码头到岸边的大路上，大约有五六百米，早早就铺好了长长的一溜红地毯，红地毯的尽头，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都已经淋湿在淅沥沥的雨水中。一位领导（不知是什么级别的领导）要下船，刚刚走下船梯，立刻就有一把伞花开一般张开，遮挡在领导的头顶，一行人前呼后拥着一路迤逦而去。船舷旁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有人在大声呼喊着：“让列宁同志先走!”戏谑中含有讽刺和不满，自然流露的都是情绪。

    ⑦这样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已经见多不怪，习以为常。我们上行下效，愿意把大小一切活动搞得形式雷同而仪式堂皇。在官本位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更愿意把大小领导推在醒目的位置上，不管是在任何活动中，都让他们像是唱戏的主角一样风光无限才是。因此，如果是我们来操办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会怎么办?自然，也许我们会操办得更好，但我们会坚持一定要把活动放在露天举行吗?虽然天在下着大雪。我们会让各国领导人无尊卑非长幼地都站立在风雪之中吗?会不会搭建一个临时的主席台和遮挡风雪的塑料棚?会不会好心好意地为他们每个人头顶花开般张开一把伞?当然，更会不会在群众到齐顶着风雪站立老半天之后，才让各国的领导人在掌声中烘云托月般鱼贯出场?在他们出场的时候让扩音喇叭大声地播放着他们的头衔和名字?而在活动结束之后，让所有人仍然立风雪中，而“让列宁同志先走”?

    ⑧也许，这真的是值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⑨奥斯维辛的雪，真冷，真白，那样的晶莹，清澈。

选自肖复兴《我的人生笔记》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多年后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殷鸿福院士也曾反思，“错走了一条‘死读书’的路”。“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的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发起讨论，让学生能大胆的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摘自《殷鸿福院士：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3日）

    材料二：

    图1 高中类型与期望大学类型的学生HCT成绩比较

    注：HCT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测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最低分30分最高分50分。括号中数字分别为来自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选择相应期望高校类型的学生人数。

    （摘自凌光明 刘欧《中国高中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材料三：

    实际上，批判性思维是审慎地判断是非和正确决策的能力，是集知识、价值和思维方法于一体的综合能力与品格。其要素包括理性，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以科学知识和逻辑规划为基础，同时还要排除情绪、利益、偏好的干扰，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立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性思维，是对社会的责任体现。

    就新课程需要革除的对象来看，应试的教育及其学校办学的危害不是表面上的师生压力大、任务繁重、学习乐趣的失去，而是大量的无思维含量和思维品质的机械性知识学习排挤了思维在场的高质量学习。学习的含义上要素“情境（现实的需要）、实践（方法）、思维发展与提升（品质）”构成了新课标突出强调的“让学习真正发生”，缺一不可，这也正成为新课标背景下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以及伴随的学业质量评价标准研制和高考改革的核心。

    （摘自周晓阳《批判性思维是学习品质的保障》，《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四：

    现阶段，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康宁总结了改革难的原因，包括利益的冲突；有良好愿望，但目标脱离实际；旧的文化和习惯的阻碍，导致执行中的推诿拖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原因中还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在教育教学改革理念方面，大家缺乏正确的和明确的共识。比如，减少知识性传授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2005年，国家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重大战略”，要求在15年内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从2005年起有更多学校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学生求真、开放的精神和探究实证的技能，那么我们对未来的底气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下一个15年到来时会怎样呢？

（摘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教育：时不我待》，《中国教师报》2019年6月12日）

材料一

古典诗词——这语言和思维的极致表达，是人类情感最为重要的传达渠道和“储存器”。李白之高蹈豪放，杜甫之沉郁顿挫，苏轼之澄明旷达，李商隐之错彩绮丽，王维之淡远蕴藉……每一个语言里的诗人，都在以自己的一人一身探索着人性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以惊心动魄的历险精神拓宽着人类感受的疆域边界。

诗人对于独特山川风物中的情感表达，几乎形成了那“数学般精确”的唯一而又广泛共鸣的“情感表达式”。思念故乡之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绕不开的诗句；面对冬日怀人的傍晚，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言自语式的问语，是我们心头一次次泛起的惆怅；亲人生死阴阳两隔，“不思量，自难忘”的短句，会自然在心头徘徊。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这些诗词歌赋的句子和句子之中，隐藏着文化血脉最牢靠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整体情感珍宝，被一代又一代诗人收纳珍藏在诗词歌赋的“情感储存器”中。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语之笔登陆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中“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古典诗词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摘编自杨少波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血脉》)

材料二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一一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风骨气韵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而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华礼乐文明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芡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睡莲科芡属，其俗名“芡实”是大众更为熟知的名称，其拉丁属名Eu—ryale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女妖的名字，由于这位女妖的所有发丝均为致命的毒蛇，因此她的名字被很形象地用来描述芡属全株具锐刺的形态特征。芡实成熟的果实近球形，因其顶部的宿存花萼狭长呈披针状而使整个果实形似鸡头，故在江浙一带又被叫作“鸡头米”，是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因其独特的风味而被列为著名的“水八仙”之一（其余“七仙”分别为茭白、莲藕、水芹、慈姑、荸荠、莼菜、菱角）。

除了极具特色的果实，芡实最为人们所赞叹的是它那巨大的叶片。这些近圆形的浮水叶片通常能长至1米直径，而在条件十分适宜的环境下其直径甚至能够长至接近3米，芡实是睡莲科内体型唯一能和王莲属相媲美的植物。然而在分类学上，芡实属的发表要早于王莲属，在亚马逊王莲被英国植物学家Robert Schomburgk发现之初，因为其同样具有巨大的浮水叶片，他将其归在了芡实属之中，命名为Euryale amazonica。后来，经过植物学家John Lindley的研究，王莲属才最终被成立并被认为与芡属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虽然世界范围内睡莲科各属间的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厘清，但从发表的先后顺序来看，与其说芡实像王莲，倒不如说王莲像芡实来得妥当。

同王莲一样，芡实的叶片也有着很好的承重能力，其原因就藏在它那叶背之下。从叶片的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整齐的脉络结构——粗大的一级叶脉呈辐射状排列在叶片中心，而其间又有密集的次级叶脉做分割。这些叶脉纵横交叉，如同一张蛛网般覆盖在叶片之上，将整张叶片精细地分割成无数个大小相仿的单元。合理有序的叶脉系统代表了优秀的力学性能，给芡实叶片带来了良好的支持力和稳定性，使叶片得以平衡地漂浮在水面上。除此之外，芡实的叶脉之中还藏有许多气室，而这些气室则像是给叶片配上了量身内置的“救生圈”，为其带来了澎湃的浮力。因此，虽不像王莲那样足以承受一个小孩的体重，但作为难得的水面漂浮平台，芡实的叶片给许多水鸟提供了优秀的栖息环境，在生态系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睡莲科的一员，芡实也有着十分标准的开花规律。在每一朵花开放之前的1—2日，花梗会逐渐将花苞顶出水面，直至感受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它那厚实的苞片和花瓣方才陆续张开，并在8：00左右完全开放。而随着一天内光照的不断变化，约16：00—18：00，花朵便会逐渐闭合。如芡实花这般几乎“朝九晚五，从无加班”的作息着实是让人羡慕，然而在“八小时工作制”的背后，芡实却有着十分高效的办事效率。由于其花朵的寿命较短，甚至于单花完全开放的总时长仅约20小时，为了尽快顺利完成传宗接代的古老使命，新长出的花朵往往倾向于选取最短的路径以近垂直的方向冲出水面，哪怕是过程中有叶片遮挡，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顶破。而在花朵完成授粉后，花梗便会延长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弯曲，将花头重新拖回水下，这一方面是由于水下环境较为稳定，相比暴露在空气中而言更适合果实的发育；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新生的花苞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这是汪曾祺对夏末的印象。每年的8—10月是芡实的采收期，此时便是采芡人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由于采摘下来的芡实十分容易变质，为了保证芡实的鲜嫩，整个收获过程便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赛，采芡人往往要赶在日出之前就下到水塘采摘，然后运输至加工厂内，争分夺秒地在一天内完成剥壳、清洗、分级挑选等层层工序，最后经包装运输，方才得以按时交付给各地的市场。或许是记忆里的那碗桂花芡实汤实在过于惊艳，每年一到初秋芡实上市之际，立马就能吸引到大批拥趸，而这难得的时令风物，也早已在一代代老饕们寒来暑往的等待之中跨越了万千次四季流转，见证了一次次的朝代更迭。

早在周朝，芡实就是祭祀大典中必不可少的一样贡品，并且需要用专门的容器——筠（biān）进行盛放并由专门的筠人进行布置。《周礼》中记载，“加筠之实，菱芡粟脯”。菱角、芡实、栗子、肉脯四样食物，是行加笾之礼时的标配。除此之外，在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祭孔大典”中，孔子像前所陈的十筠（盐、藁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之内亦包括芡实，并且需要按照“拣净实洁白者，颗颗砌起，下丰上锐，与筠相称”的标准进行码放。可见芡实在传统文化之中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

除此之外，芡实在古代还是一种重要的救荒本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言：“芡可济俭歉，故谓之芡。”而《本草汇言》之中也有记载：“年荒五谷之不登曰歉。此物能济荒充食以疗饥，故曰芡也。”这种彼时常见于野生池塘、湖沼的大型草本，凭借着满身的锐刺，在古时以收获难度大而著称，但由于其种子淀粉含量高，在粮食歉收的年代，可是十分优良的救济粮。《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淮西（今安徽省江淮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乱，粮食悉数供应前线战场，百姓无粮，饿殍遍野，因此百姓们便广泛“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而在梁简文帝大宝元年，由于江南地区连年闹旱灾、蝗灾，粮食几乎绝收，民间不论富贵与否，皆无口粮度日。彼时的难民沿山谷、湖滨一路逃荒，穷尽草根、树叶、菱角和芡实等为食，然而菱角、芡实虽富含淀粉，但因为其独特的生长条件，在大旱之年必然减产，难民终是食不果腹，纷纷倒在了逃荒的路上。在这饥馑荐臻、天降丧乱的年代，“千时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随处可见。

（摘编自徐一大《芡实——与人类跨越千年的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