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名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宏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件》

材料一：旧民本是时代呼唤君主集权的产物，新民本则是在时代试图解构君主专制制度之际应运而生的。所以旧民本中包含着浓厚的尊君思想，而新民本思想中则包含着强烈的限君意识。如果说“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集权来实行国家权力的整合，那么，手工商业时代到来之际那只“看不见的手”便开始排斥君主专制制度。新民本思想在尊君和限君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羁绊，最终选择了有限的君主制度，而未能顺利驶向近代民主的广阔海域。

———摘编自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新民本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途径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材料三：梁启超在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他认为先民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是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孙中山主张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重民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具有浓厚重民色彩的思想十分称道，并用近代民主观念加以诠释，主张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

材料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章句上》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荀子·富国》

材料二  近代以来，魏源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潮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梁启超等曾经将《明夷待访录》等书多次偷偷翻印，以此作为宣传民主的材料。梁启超高呼《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康有为、谭嗣同等也都对《明夷待访录》等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不但维新派对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极为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将之看作是提倡民主革命的先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的孙中山也曾评价“惟有黄梨洲先生，空传忠孝，卓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

——摘编自允春喜《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对民本传统的再诠释》

材料三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具有了民主的色彩，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

——摘编自朱宏军、张厚军《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