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庞朴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另一位学者声言，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

忧乐这两种精神，有时分别统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如西汉的雄浑与魏晋的清远。有时又常常分别代表着不同人士的神韵情采，如杜甫的沉郁与李白的飘逸。甚至同一个人，在一个时期里会意气风发，受“忧”的精神鼓舞，“猛志固常在”；到另一个时期里又超然物外，本“乐”的精神为怀，“悠然见南山”。以上种种忧乐杂陈的状况，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完整的性格，相反它们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的理想地结合，便构成了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入浅出的，大概要推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第一句“发愤忘食”是忧，第二句“乐以忘忧”是乐，第三句有从忘食忘忧而到达忘我的意思，便又无忧无乐可言，世界同一而无特定情感了。

    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因为他能以天下为己任；称伯夷为“圣之清者”，因为他洁身自好；称柳下惠为“圣之和者”，因为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三人都不及孔子集三人之大成，成为“圣之时者”。所谓“时”，是进退、出处、远近、迟速，都能因其所宜而为之，这是统摄忧乐而又超越忧乐的境界。

    在庄子谈到人格类型时，我们也看到了任、清、和、时的影子。在《应帝王》篇中，有一位壶子，能显四种相，其一是“地文”，相当于孟子的“圣之清”；其次是“天壤”，相当于“圣之任”；再次是“太冲莫胜”，相当于“圣之和”；最后也是最高的相叫“未始出吾宗”，相当于“圣之时”。

    佛学有所谓四门诀——无门、有门、亦有亦无门、非有非无门，与孟子的四圣、庄子的四相，完全是一个套路。这一切又都可以化约为忧和乐，归之于忧乐的圆融。

    圆融既被推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人格的最高境界，恰好成了检验他们的学说能否贯彻到底和考验他们的人格能否臻于至上的试金之石。所以，他们走了“仇必和而解”的光明大道，互相圆融起来建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圆融也成为一种优势，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变化是不大的。时至今日，它正迎接着新的挑战。

    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

（选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民众生活秩序依旧，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 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去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与之相对的，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 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不同地区相互影响，大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势，鉴于此，今后的环境保护或应从中得到启示，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环境保护应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共同的事业，因为它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彼此保护。

早先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煤炭污染是北京PM2.5的第二大污染源。石化能源造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借用《技术与文明》一书作者芒福德的话说便是：“一个地区一旦晴空万里，很可能就意味该地区工业不景气。”今天的中国，发展工业仍是头等重任，在环境保护日趋窘迫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国情所向，理应成为各方共识。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它可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并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体系。乐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初朝廷明确把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风靡。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军阵，也出现在汉画像砖作品中，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板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战略。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更加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材料一：

“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 · 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是就其理想人格“君子”发论，后世论者一般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孔子所说的“质”，有人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 有人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的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谓“文质备也”，或谓“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则无疑 义。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方有其文，所 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 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文”被 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一极端化的“文质”说，影响 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说。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他在《法 言》中说，“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认为只有“华”“实”相副，才能体现君子风 范，文质彬彬合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文轻质的倾向，特别是六朝的文学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且强调它们之间 的对立统一关系。刘勰还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 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使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唐人魏征在《隋书 ·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 “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宋明道学家多重质轻文，主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道胜而文不难自至。

清代的“文质”观念，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沿袭和发展。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 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质资文宣”，就是“质”待“文”现的意 思。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沿袭。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尚、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等，这则是 对前人文质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如桐城派主将方苞在《杨 千木文稿序》中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言公》中甚至认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总之，中国古代“文质”理论的深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在今 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摘编自陶东风《文质论》）

材料二：

孔子说“文胜质”之为“史”，实由史典礼“陈其数”而“失其义”而来。春秋时史以礼官身份 主持礼，大都按原有礼的仪式进行，要在仪式上陈礼数，但因礼仪已不再表现原有的“义”，有其仪 而无其义，于是有了社会对史官言而不诚、行而无实的印象，如《礼记 ·郊特牲》说：“失其义，陈 其数，祝史之事也。”尽管这责任不都在史官，但他们的身份为“史”，人们也就将他们这种“陈其 数”而“失其义”的行为谓之为“史”了。

春秋时将作为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赋予了人格本质与外现的关系属性：礼之“义”即伦 理道德被视为“质”；礼之仪、即礼义的行为表现在文饰意义层面被视作“文”。《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 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动作有文”，即以外在的符合礼之义的施舍、 进退、周旋、容止、作事、德行、声气、言语为内涵。《韩非子 ·解老》亦谓：“事有礼而礼有文； 礼者，义之文也。”礼既为外在的“文”，故人既有仁义道德，又在施舍、进退、周旋、容止、作事、 德行、声气、言语诸方面合于礼仪，便是“文质彬彬”；如果心有仁义道德，行为不合礼仪规范，便 是“质胜文”；如果心无仁义道德，仅行为符合礼仪规范，便被认为“文胜质”。“文胜质”和史家为 礼“陈其数”而“失其义”一样，都是行而无实，故也被视之如“史”。

（摘编自赵辉《文胜质则史》）

材料一：

色彩观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独特的“五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中重要的文化因子。弘扬色彩文化，丰富色彩的表现语言，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尚书》较早有关于“五色”文字的记载：“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由此可知，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中的青、黄、赤即现代色彩理论中的蓝、黄、红三原色；在有色物质中，白与黑是通过其他任何颜色混合后难以得到的颜色，白与黑应归属为无彩色系的原色。西周时又提出“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正色即原色，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黄、青、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统治者视五色为尊贵和权威的象征，用五色规范章服等级制度，服务于社会机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色彩美学装饰性的统一，形成独特的惟五色独尊的色彩文化，在世界色彩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反映。

“五色体系”确立，红色被列为“正色”之首。周代章服中，以朱红服饰为尊贵。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续了祖先尚红的喜好，红色被视为吉祥、喜庆、革命的代名词，办喜事、过年节、庆丰收等都离不开红色。

“五色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紫色不入五色之列，却是间色中地位最高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以紫色为章服，大胆穿紫袍上朝，公然挑战五色礼制，以此显示齐国的实力，色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是“五色体系”的忠实捍卫者，他从“礼”的规范出发，为最终实现“仁”的目的，反对“以紫夺朱”。紫朱之争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色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可见一斑。汉唐之后紫色被视为代表天帝居所紫微星的色彩，天子所居之地皇宫则对应称为紫宫，明清皇宫称“紫禁城”由此而来。“紫”天、“黄”地、“红”人的“天、地、人”的色彩象征自汉唐始一直影响后世。

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集先秦五行之大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五音、五德、五官等事物相配属，色彩自然也被对应配属于其中。

在秦朝，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或说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但凡有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要穿黑色的服装。宋以后，黄色象征帝王之位，成为皇室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色彩，不可僭越。

（改编自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

材料二：

中国色彩观尤其是“五色体系”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促使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一直贯串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之中。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两家色彩观记录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发展过程。

儒家色彩观的一大特色是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朝时期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儒家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等级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除了用色彩来规范“礼”这一特点之外，儒家色彩观亦推崇其斑斓绚烂的“纯粹”美。两千年来，儒家色彩观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山水画固然不能例外。古人寄情山水，期望在自然之中培养完美的人格。山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江河、亭台、楼宇之中游玩、捕鱼、闲谈，展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的静态之美。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体现了“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儒家色彩观的另一主要特色是“比德”，即用色彩暗示人的品德，这一象征性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国戏剧脸谱色彩，以不同色彩代表不同寓意，暗示剧中人物性格和品德，形成特有的用色程式：红色表示恋秀，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色彩观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为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道家以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高居于其他一切色彩之上。道家对黑色的选择本质上是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出发的，是“法自然”的色彩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玄（黑）色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的建筑以及服饰多用黑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道德经》中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色令人眼花缭乱，而趋于无彩色——黑白、玄素、水墨……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即焦、浓、炭、淡、清）……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在浓淡间实现超然的艺术境界，追求以墨造型，达到黑墨虚白的艺术境界。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地位——“运墨而五色具”，五颜六色无需色料敷染，仅用水墨便可传神写意，因而中国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深邃却也荒寒淡远之境。中国水墨山水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灵世界。

（改编自王志惠《论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