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两千余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

    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般僵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航天器热控制又称温度控制，是随着航天技术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多学科的新技术，是任何航天器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系统之一。它涉及材料学、热学、计算数学、化学、光学、流体力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试验测量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它的任务是通过合理组织航天器内部和外部的热交换过程，使航天器各部位的温度处于任务所要求的范围内，为航天器的仪器设备正常工作提供良好的温度环境。

    航天器热控制技术种类很多，使用的场合也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一般可分成被动热控制技术和主动热控制技术两类。被动热控制技术是一种开环控制，在控制过程中被控对象的温度无反馈作用，一旦状态确定后，基本上没有调节的余地，通常选择具有一定热物理性能的材料，并通过航天器的布局，合理安排与空间环境及内部仪器设备之间的热交换，使航天器各部分处于要求的温度范围内。被动热控制部分除了布局上的合理安排之外，主要通过包括热控涂层、多层隔热组件等各种不同热控材料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航天器和周围宇宙空间不可调节的热交换，以控制和调节外部恶劣的热环境及其变化对航天器的影响，这样可以减少航天器内部的温度波动，以满足大部分仪器设备的温度范围要求。被动热控制技术是航天器热控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各种热控材料是重要的实现途径，在各类航天器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研制成功多种热控材料。日前，应用最多最广的有涂层、多层隔热材料、热管、电加热器、导热填料、控温仪和测控温元件，在某些情况下也使用过百叶窗、相变材料、热扩散板和环路热管。在载人飞船上还使用厂泵驱动单相流体回路、风扇等装置。这些热控材料，确保我国航天器热控任务顺利实现。

    热控涂层按其组成特点可分为金属基材型涂层、电化学涂层、涂料型涂层、薄膜型涂层、二次表面镜型涂层、织物涂层等。

    在热控涂层的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温度要求、部位、底材、工艺实施等因素，如对于航天器的散热面，选用低太阳吸收比、高红外发射率的涂层，提高表面的散热能力，航天器内部一般采用高发射率的热控涂层，以增加辐射换热。

    热控材料的性能对于完成航天器热控分系统的任务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性能的导热和隔热材料技术、可变发射率技术、新型功能型热控材料，对未来航天器的热控和总体设计非常重要。高性能的导热和隔热材料的研究重点是在减轻结构质量的情况下，提高其导热和隔热性能。在可变发射率技术的未来研究方面，降低智能型热控涂层的太阳吸收率、提高其发射率的变化范围、扩展其使用温度范围是智能型热控涂层研究的重点。

（节选自张静《航天器热控原理与材料》，有删改）

材料一：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由来已久。它是城市里的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登堂入室。

地摊经济具有“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高学历、技能要求；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是如此。地摊经济由于属于边缘经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流动商贩自身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对合法经营商户构成不公平竞争，妨碍交通，各种扰民以及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摘自《百度百科》，有增删）

材料二：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5月28日）

材料三：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某物业管理人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地摊经济的基础。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金台咨询报道称。

“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对地摊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地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的公共素养，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自觉维护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才能让地摊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一市民向谷河传媒表示。

（摘编自《以史为鉴，地摊经济如何发展长久？》）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材料一：

红色故事要塑造鲜活的英雄群像

杨洪涛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近期一些类型多样、风格各异的党史题材影视作品集中上映，以矩阵式、接力赛的方式，生动记叙我们党在百年征途上筚路蓝缕、艰难求索的壮阔历史，以星星之火的红色故事，塑造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英雄群像。

塑造鲜活的英雄人物，首先要摒弃机械僵硬、老气横秋的创作语态和脸谱化、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在观众的审美经验和媒介接触日臻熟稔的当下，标语口号式的宣教无法打动观众。新时代的影视创作，要在立足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具有现代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的艺术视角切入，重新认识、重新发现英雄，用足够令人信服的戏剧桥段和情节铺陈，为普通人成长为英雄、锻造成先锋的过程提供充足的戏剧逻辑和现实依据。英雄的诞生，有赖于其生命轨迹中蓄积的能量迸发，有赖于其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的坚守笃定，也有赖于其在危难时刻、非常时期的果断选择。在影视创作中，只有牢牢把握诞生英雄的逻辑起点，才能够塑造出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悬崖之上》里凝视深渊、心向光明的红色特工们，在冰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在敌人残酷狡诈的严密监控下，与敌人巧妙周旋、殊死搏斗。作为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情趣，也有自己的儿女情长。但是信仰的力量召唤着他们，在面对随时到来的牺牲时，他们以革命者的无畏与勇毅向死而生，诠释了无名英雄的隐秘而伟大，让观众看后走心动情、肃然起敬。

塑造鲜活的英雄人物，要避免主题先行、居高不下的思维定式。要赋予角色活泼的生命质感和作为普通人的意趣情怀，注重人物在性格特征和行事作风上的深度挖掘，从还原本真的角度出发走向崇高。“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要挖掘领袖人物、革命先驱具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生活点滴，从性格塑造走向人格塑造并最终完成信仰塑造。《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肆意洒脱、意气风发，喜欢和三五知己把酒言欢畅谈理想，也会为苦难的老百姓号啕大哭泪流满面……一个个有着真性情、侠客范儿的革命者形象呈现在荧屏上，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要捕捉普通党员、平凡英雄的生活梦想和人性微光，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并最终实现精神攀登。《在一起》塑造了坚守在各自岗位抗击疫情的普通人。从面对灾难时的内心恐惧、手足无措，到振作精神、振奋斗志携手抗击疫情时的戮力同心，创作者把每个角色的心理轨迹都刻画得传神到位，给普通人的英雄情怀铺设了足够令人信服的光荣之路。

随着党的百年华诞临近，屏幕上的红色故事已成燎原之势。这些影视作品，沿着一百年来的历史脉络，撷取经典史实、融入独到视角、结构新鲜故事，瞄准观众的共情点和同理心，生动记叙一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塑造出熠熠生辉的英雄群像，让红色故事的当代价值和荧屏魅力愈发历久弥新。

（摘自2021年4月2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阐释文物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缺乏革命性文物的历史资料和展览方法。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碑等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基地，会使更多的人接受革命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教育。

革命性的文物是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最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它们具有独特且不可代替的优势。每一份革命性的文物和真实的故事都表现出中国英雄的崇高理想和抱负，表明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加强革命文物工作，是发展文物的重要途径，也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迫切需要。

革命文物是对革命纪念馆进行思想道德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力量，解说员的讲解是展览内容的延伸和补充。叙述者向观众提供所有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的信息内容。从不同角度对革命性文物和历史资料进行科学解释，叙述者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可以让受众更好地了解革命文物、因此叙述者的文字力量和业务素质必须足够高。叙述者应充分研究历史和文化以及目标人群的收藏，每一个文物、每一张历史图片和图表、每一个事件，都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和历史背景相关的内容。

文物的收藏和展览是博物馆运作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增加文物的数量，博物馆的展览才能得到加强和进一步发展。文物收藏与口述历史相结合，在博物馆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口述史料翔实，有利于文物原始记录的收集。口述史的进一步研究也是今后文物研究的一个方向。此外，口述历史方法已被用于发抵文物，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展览和宣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努力把每件文物和每一张照片都记录下来，收集起来，在展示文物的历史视频资料时，公众可以更好地接触这些资料，进一步理解其深层含义，从而扩大文物本身的现实教育意义。

（摘自2021年4期《参花·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