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专家指出，所谓“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是每一名学生获得成功生活、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都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素养，其发展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可教可学，最初在家庭和学校中培养，随后在一生中不断完善。

    近十几年来，核心素养的教育与测评日益引起全球的关注，甚至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教育政策、开展教育改革的基础。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全球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在思考如何培养未来的公民，以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与生活。

    （摘编自人民日报《今天，为何要提“核心素养”》）

    材料二：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注 “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基于全面发展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它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品质结构。对于“核心素养”一词，不同国家表述不同，如美国将其称为“关键素养”，澳大利亚称为“综合能力”，但都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公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具备怎样素质的追问。

    材料三：

    作为与终身学习战略并行的教育变革的指导体系，核心素养已成为近十年来欧盟教育发展的支柱性理念。欧盟希望以核心素养取代传统的以“读、写、算”为核心的基本能力，引发并指导各成员国的课程变革。2006年12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和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通过了关于核心素养的建议案，向各成员国推荐母语、外语、数学与科学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公民与社会素养、创业精神以及艺术素养等八大核心素养体系，每个核心素养均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进行描述。在这一建议案中，核心素养被定义为：在知识社会中每个人发展自我、融入社会及胜任工作所必需的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集合。

    欧盟核心素养的核心理念是使全体欧盟公民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其突出特点在于统整了个人、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的目标与追求。相比分科知识，欧盟的核心素养理念具有更强的整合性、跨学科性及可迁移性等特征，但它并没有排斥母语、数学和科学等传统意义上的基本技能，这印证了欧盟核心素养的基本理念是强调跨学科、综合性的能力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的基本技能，而是将其作为核心素养的基础。

     （摘自胡升平《核心素养·欧盟的观点》新浪博客）

    材料四：

    知识在人的外层，能力在人的中层，素养在人的内层。也就是说，素养跟人的关系最紧密。知识、能力一般只停留在人的认识领域和范围，但素养还进入人的情意、精神，乃至于血液、神经，它和人的整个生命融为一体，变成人的天性、习惯、气质、性格，所以它会在一切场合、一切活动中自然流露、表现出来，这是素养最本质的特点。

    素养具有综合性、包容性。一般而言，能力包含知识，而素养包含知识和能力。但值得强调的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能转化为素养，只有当知识由公共知识真正转化为个体知识、能力，由只在特殊情境表现出来的能力转化为具有广泛的迁移性的能力时，知识和能力才会成为人的一种素养。反过来说，最有价值的知识和能力就是可以转化为人的素养的知识和能力。

（摘编自余文森《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意蕴》）

材料一：王阳明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强调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圣贤，成就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他将读书之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记得”，二是“晓得”，三是“明得”。他主张读书不是为了“记得”，也不仅仅是“晓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读书来“明得自家本体”。

“记得”是指以记诵辞章为目的的读书。时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总是熟读经史并反复背诵，在考试中熟练地引经据典，以此显示自己在读书上所花的工夫。有人天赋异禀，读书能够过目不忘，成为“行走的书柜”，但更多的人需通过寒窗苦读、反复记诵，才能亲近经典。王阳明弟子中就有人苦于读书“不记得”，向他请教记诵之法。向王阳明请教记诵之法，大概是问错了对象，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记诵式读书。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的圣学之所以逐渐式微，正是因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行于世，引得天下读书人尽入“百戏之场”，以读书作文来粉饰自我、取悦当世，导致儒门正学被人淡忘，更导致世风日下。人们以为记诵经典、训诂经典乃至引经据典就是“尊经”“通经”，实际上这是对经典的割裂毁弃。经典中所记载的万事万理，是人之良知的文字化，如果不能够与自家良知相印证，纵记得千言万语，也不能于自己德性证成增添分毫。

“晓得”是指以理解经典文义为目的的读书。与“记得”相比较，“晓得”是更高的读书之境。“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读书明义意味着理解经典文字背后的蕴涵，由此来理解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所在。换言之，通晓文义是探求本意的前提。王阳明对学生讲“四书”“五经”常常作出新解，即是希望学生晓得文辞背后的意涵所指，即真正领会经典的意义。在讨论“经史关系”时，王阳明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明白了“五经”的“明善恶、示训诫”之意，也就是“晓得”“五经”的苦心孤诣处。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人之本心。“晓得”不是拘泥于文句，更不是记诵文句，而是要读懂著述者所阐发的根本道理。

“明得”是指与自己本心互相发明、明确心之本体并能落实于事的读书体验。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记诵，领会和理解也只是读书的“第二义”。那么读书的“第一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读书实际上是内在良知与经典文献相互印证的过程，读书是为了帮助人明白自家的良知本体，因此证明良知本体之所在并着实按照良知行事才是读书的第一义。王阳明认为，读书是以外在的文字来激发良知的觉醒，“读书以开其知觉”。良知一觉，才是真正“明得”。就读书一事而言，“明得”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到良知，在良知上用功能够彻底“晓得”经典之义，融会经典之义，讲求与自我意识的相互验证；另一方面则是致良知，真正超越经典文本的文义而将道德工夫用到实处，其目的是解决人生的困惑与问题。读书的“明得”之境，在于通过“读书”来激发良知的自觉，进而以经典文献验证良知之觉，并在处理伦常事务中落实良知之觉，这就是真正的“明得”，也才是“知行合一”。进而言之，在读书的过程中，“记得”“晓得”都服从于“明得”；一旦“明得”，则“记得”“晓得”无须刻意计较。

王阳明将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置于文字记诵、文义理解之先，这对人们在读书活动中超越文本局限，从而挺立自我意识并以解决实在问题为指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朱承《记得、晓得与明得：王阳明论读书三境》)

材料二：朱熹认为，读书做学问即“致知力行”。他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这一解释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更接近于“学习”的本义。在朱熹看来，学习既包括“求知求能”，也包括“力行”。他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在读书做学问的具体方法上，朱熹提出读书须立志自主。朱熹认为，“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事”。朱熹所说的“立志”，就是要树立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认为立志对于读书来说意义重大，“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朱熹重视读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认为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包办代替：“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种对自主学习、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倡导，符合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朱熹倡导读书要虚心。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朱熹所说的“虚心”，有“不先立论”和“专心致志”两层意思。“不先立论”指不预设立场，认真体会书中原意。“专心致志”指不被杂念干扰，一心一意读书。他说：“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摘编自马有《朱熹论读书》)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像与象：人的对象化

从严格意义上说，“意象”中“象”的含义应该更接近“像”，因为后者不仅更加具备主客统一的内涵，也可更好地对审美呈现进行囊括。“象”字属于象形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含义是“大象”。“像”为后起字，按照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说法，其含义为“似也”，在战国以后的小篆中被普遍使用，并形成与本字分庭抗礼的状态。由此可见，《系辞》将“象”释为“像”并非偶然，一方面它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人们观照外物时具备了更多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象”观念的逐渐产生和成熟。钟嵘《诗品序》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从气化生物、衍及性情的角度看待艺术的起源。在行文过程中又将“物”具体化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由此可见，真实性情与物象逐渐开始获得了统一，象与意合一的主观之“像”的内涵开始具备雏形。与钟嵘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窥意象而运斤”的表述，历来被视作“意象”概念施用于文学领域的标志，但是此处的“意象”更多是指创作者“想象中的形象”，或者说是外在物象在心中的投影，其中缺少了对呈现在作品中的形象（“像”）进行涵盖的维度。

唐代文人通过对各种艺术实践的理论言说，推动了意象理论的完善。皎然在《诗议》中称“境象不一”，承认形象本身的复杂样态，继而又说“义贯众象，而无定质”。按照他的说法，凡是熔铸了主观情思的想象都可纳入意象的范围，因此他已经注意到了意象在时代艺术中的普遍存在。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认为绘画可在点墨之间实现“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境界。到了晚唐张彦远则明确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里谈到了“形似”，又谈到了“立意”，而且前者要服务于后者，这一过程中“像”的含义变得丰满，魏晋“意象”理论中缺失的作品中形象（即客观之“像”）的维度被补充起来。

但客观而言，对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深掘还是在文学领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学的特殊属性，还取决于文人自身杰出的文化修养。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外之象”的命题，这是对文学意象高级形态的概括，亦可看成对作品中呈现的形象的肯定。至此，客观物象、主观意象、审美意象获得了统一，意象也成了统摄世界维度、主观维度、呈现雄度的综合性概念。

理与象：意象的现代化

实际上，宋代文论并不重视意象范畴，这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唐代和之后的明清。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理学大背景的整体影响，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宋人往往更加强调后者，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意象的看法。文学作品往往成了表达哲理的工具，其中蕴含的形象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经历了唐代的汪洋恣肆，宋型文化变得更加老成，在文学审美倾向上推崇以淡为美。这种趋势由欧阳修、梅尧臣开端，自然、古淡是他们的创作宗旨，到了苏轼更是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艺术批评原则。

到了明代，文学意象论实现了真正的自觉。意象范畴被广泛运用于诗文批评和诗文创作之中。比如李东阳评韩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两句时，称“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评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极桥霜”两句时，称“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他已经将“意象”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进行使用了，其含义与今天的用法已十分接近。同样，在其诗文创作中“意象”也被广泛使用，比如“气喷为云血成汗，意象矫矫腾高空”（《画马歌》）、“若有人兮街门之下，兰渚之滨，体貌质野，意象清真“（《见南轩赋》）。由此可看出，意象不仅被视作文学领域中的特殊形象，甚至也有将其泛化为超拔人物气象的趋势。这说明“意象”概念已被普遍认可，且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之中。

“意象”范畴在明代既已建构完成，清代学者在论述深度和广度方面并未有实质性推进。意象问题在清代原地踏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一理论本身经过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人的建构，留下来的开掘空间已少之又少；其次，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蓬勃发展，诗词的地位开始动摇，清代的情况更为明显，这种背景下文人对意象问题的热情被对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所淹没。因此，清人往往从广义形象的大维度来重新审视“象”的问题，章学诚的总结最具代表性：“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六艺”中除了《诗》与《易》以外，《书》《礼》《春秋》《乐》大都带有叙事特征。章学诚的这种认知一方面有还原“象”之本来含义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意象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抒情文体（尤其是诗歌）之中，其对叙事作品同样适用。这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中形象的合法性找到了根据。可以说，这种认知既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也为现代文论中意象范畴的再度扩容提供了基础。

（摘编自韩伟《“意象”范畴三段说》）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①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②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③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④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

材料一：

鸟类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鸟类资源可以造福生活在其活动范围内的人类和生态系统。迁徙鸟类是地球上最具流动性的生物类群之一，借助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鸟类极大地影响了迁徙途中相关联的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基于一年当中利用不同区域栖息地的需求，鸟类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生态系统间进行迁徙，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鸟类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且低风险的生活环境，因此鸟类被视为对栖息地质量和变化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依据《湿地公约》当湿地承载的水鸟数量高于某一阈值时，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规定将水鸟和湿地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了保护鸟类栖息地就是保护鸟类的思想。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全球迁徙鸟类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水鸟数量下降尤为严重。

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文和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淡水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2%，但是储存了几乎所有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冰川和地下水除外），同时还支持了世界上超过40%的物种的生存，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全球已经丧失了50%以上的湿地。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了水鸟数量锐减，开展水鸟和湿地的监测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笔者团队绘制了水鸟全年利用湿地的热点图，从中可以看出，迁徙水鸟在年周期中长时间利用的湿地高度集中，开且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洪泛平原。过徙水鸟集中越冬和停歇的湿地面积之和不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5%，却在非繁殖季节承载着亚洲20多个国家的水鸟。其中，长江中下游湿地已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鸟越冬区域，鄱阳湖承载了长江湿地约30%～50%的鸟类，因此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湿地。

湿地围垦和水坝建设等大型工程，会改变湿地的面积、地形地貌和涨落区面积等，对湿地功能和迁徙水鸟生存威胁很大。

1978—2008年，中国湿地总面积下降了33%。围垦和修建大坝等人类活动是过去60年长江流域迁徙水鸟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1950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1000多个湖泊消失。

（摘编自曹垒、孟凡娟、赵青山《保护湿地，让水鸟不再“无家可归”》）

材料二：

人类活动对湿地退化消失具有强烈影响，负“直接责任”，比如开垦湿地、破坏植被、水污染等等，其中过度开垦湿地是中国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自然演变对湿地的影响相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缓慢持久的，负“间接责任”。但是自然过程很难逆转，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弥补。

以沿海湿地为例，有专业研究人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1999年至2019年期间沿海湿地（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潮滩）损失达13700平方公里，新增加的沿海湿地面积为9700平方公里，最终20年间沿海湿地净损失达4000平方公里。这些变化中27%与转为农业用地等人类的直接活动有关，还有人类对河流集水区的影响、海岸带的广泛开发等，其他变化则主要归因于自然驱动因素，如自然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等。

气候变化对湿地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全球变暖主要通过水源补给方式和水文过程影响湿地的分布和生态功能。同时，气候变化通过对大气降水和陆面蒸散等环节的影响，间接影响湿地水位、面积等水文特征；区域性降雨和径流的变化会影响湿地蓄水量的季节性变化。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给滨海湿地带来极大冲击和变化，许多滩地、红树林和沼泽在海浪的不断水淹和冲蚀中逐渐消失。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是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吸收海浪的冲击力，降低海浪、风暴潮和海啸的强度，减轻极端天气对海岸带的破坏。但根据预测，到21世纪80年代，仅海平面上升就将使全球22%的盐沼和红树林丧失。许多红树林和盐沼植物群落是水鸟和湿地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生物的生存也将同样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湿地既是水源，又可滞洪、净化水源和空气，同时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被冠以“绿色水库”“生物贮水库”“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等多种称呼。

湿地退化将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或丧失。因围垦、泥沙淤积和开垦，湿地、沼泽的草根层和泥炭层蓄水、防洪能力下降，水资源紧缺和洪涝等问题加剧。

湿地水质被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许多河段和湖泊丧失使用功能，影响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湿地植被的破坏还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土地肥力、生产力下降，湿地生物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

湿地的破坏和退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泥炭地。据计算，泥炭地占地球表面积的3%，却储存着地球30%的碳，是全球森林总碳储量的两倍。当泥炭地沼泽森林和土壤被抽干、焚烧、开采和过度放牧，贮藏的碳就会被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进程。

（摘编自中国气象数据《进退之间，湿地退化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