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触动年轻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优秀作品看，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绝佳的载体。

    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壮阔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与文化上的共识。作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录片创作领域愈加繁荣，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响应新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什么文化题材纪录片收获点赞无数，被寄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除了内容精良、画面优美等因素外，把传统素材引入生活场景，把传统价值对接时代需要，同样是重要原因。要看到，文化从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题材纪录片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解决好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价值、人生价值和历史资源的问题。

    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了“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合的态势。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传承传统技艺的故宫文物修复工匠，通过贴近生活式的拍摄手法，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匠精神和生活态度。

    可以说，纪录片是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所借用的主要媒介手段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机构都加强了对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持续推出大量优秀纪录片作品。但也要看到，仍然有相当部分作品观念陈旧、形态落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介绍还处于“开中药铺”的简单罗列阶段，有些甚至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和篡改，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失真与失质等问题。

    对此，进一步加强纪录片的创作质量和创新能力，就必须在更好研究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内容、形式、表现等问题。传统文化于我们并不遥远，但似乎又缺乏确切感。只有呼应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任务，采用融合创新的方式去挖掘和转化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增进传统文化的时代感、生活感、意义感，打造不负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传播到海外。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文化潜质的元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创新转化、有效传播，增进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借文化题材纪录片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带领观众领略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一定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人民日报：在纪录片中遇见传统文化》

    2003 年，有一个词语让中国人听起来一度感到恐慌，那就是“非典”。这种疾病并非 2003 年才新出现，也并非中国才有。在此之前，人们对“非典”十分陌生，加之此次在中国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的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疾病，人们显得束手无策。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没有有效的冶疗药物，传统的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开始发作时有流感一样的症状，如发烧、咳嗽、头痛等；但体温一般超过 38 度，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有时伴有畏寒。感冒一般没有肺炎的迹象， 而“非典”有明显的肺炎迹象。但它又不同于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的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等典型性肺炎，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腺病毒或其他较不寻常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它的传染力强多了。除了上述症状外，“非典”还伴有关节酸痛、乏力、腹泻，有时胸闷、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等症状。各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此次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这种病毒能在人体内繁殖，伤害自身组织， 破坏免疫系统，也可能引发无数并发症，致使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它可以在体外存活 3－6 小时。现在的证据显示，“非典”是经飞沫传播的，病毒在飞沫（口水珠）内。由于水珠比空气重，所以病毒只会停留在 1 米范围内的物体表面；另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或接触已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然后接触自己的黏膜（眼、口、鼻），也会感染。“非典”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 2－12 天（通常为 3－5 天），潜伏期的患者一般不会传染，病症一般会维持 10－14 天。

    “非典”并非无法可疗。事实上，现阶段医学已有新突破，在治疗过程中已获很高的成功率。专家认为，保持环境空气的流通；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心情愉快；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尽量不与病人接触，是可以有效地预防“非典”的。对未知的恐惧，莫过于人群对出现流行病的反应那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流行疾病的原因不明时尤其如此。随着对“非典”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恐惧感会慢慢降低，正如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样。

材料一：

每个伟大的时刻都是由无数平凡和渺小组成的。把“我”跟所有观众连接起来，释放每一位观众心里的情感，是这部电影的努力方向。正如电影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说“我们就是想把《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我’拍好”，因为他们最普通，但他们内心最深处有温暖，有情感，有伟大。

从为了新中国第一面电动国旗“万无一失”的林治远，到为了第一颗原子弹惊世一爆不敢与爱人相认的高远；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一秒不差”的升旗手朱涛，到把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地震孤儿的张北京……电影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击中了每一个“我”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夺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2015年九三阅兵，电影中人物的经历，见证了祖国每一次向前的坚实脚步，唤起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不管是身处繁华的首都，还是身处荒凉的草原；无论是生于建国初期的70岁古稀老人，还是成长于新世纪的青春少年，每个“我”都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重温了记忆，找到了共鸣，牵引出了与祖国最深层的情感羁绊。原来，那些镌刻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伟大时刻，那些熠熠生辉的璀璨画面，有他，有你，也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我和我的祖国》带领我们重温了新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激发了我们内心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中，在共和国的星河里，正是无数个“我”默默奉献、无私拼搏，用忠诚、执着、朴实的赤子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对事业坚守，坚定不移为国为民奉献，撑起了共和国的铮铮脊梁，筑起了共和国的雄伟大厦，铺下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摘编自《人民网评：<我和我的祖国>， 伟大的时刻有你有我！》）

材料二：

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儒学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 一国尽乱，无有安家； 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摘编自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

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一个领域，经常被简写成“AI”。AI的目标是用机器尽可能地模仿人的精神活动，或许还能在这些方面最终改善并超出人的能力。迄今为止，AI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呢？可以公正地说，AI的确做了许多聪明的事，但其对人类智慧的任何模拟都还远未成为事实。

柯尔贝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的电脑程序与图灵测试相连贯，它成功地模拟出一位精神疗法专家，以至于某些病人发现自己对电脑比对人类更愿意袒露自己的内心。虽然这会给人一种电脑具有某种理解力的可怕印象，然而在事实上它一点儿也没有，它只不过是遵循着某种相当简单的既定规则或算法而已。

计算机下棋也许是机器被认为能够“智慧作为”的最好例子，因为一些机器在与人对弈时实际已达到极受尊敬的“国际大师”的水准。其实，下棋机除了精确的计算能力外，还大大地依赖于博学多闻。如果落子动作要求非常快，下棋机总的来说比相当多的弈手都要高明一些；如果每一着允许的时间更长，则弈手的表现相对地要比机器好。人们可以依照如下事实来理解这一切：电脑是基于准确和快速的计算来决策，而弈手则依赖于利用相对缓慢的意识作出“判断”；当有时间时，弈手可以得到比不用这类判断而只用简单计算和直接排除可能性的机器更深刻的分析。

一些人宣称人工智能已经为理解精神品质——譬如快乐、痛苦、饥渴等提供了途径，他们以格雷·瓦尔特的乌龟为例。乌龟的行为模式在电池快用完时就要改变，然后它以被设计好的行为方式补充自己的能量存储，这和人类或任何动物感到饥渴时的行为非常相似。当瓦尔特乌龟以这种方式行动时，我们说它饥饿了，并非错误的语言表达。瓦尔特乌龟设计中的某些机制对其电池的状态很敏感，低到一定点时就会让乌龟转换到不同的行为模式。但是人类的行为模式的改变会更加复杂，更加微妙。人类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行为模式改变到另一种行为模式，而是存在一种以确定方式行动之下的倾向性变化，当补充能量供应的需求增加时，这些变化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人类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像人工智能这么简单：我们有时似乎特地去招惹痛苦，或者故意回避某种快乐——很清楚的一点是，人类的实际行为实在是由比这些复杂得多的判断依据所导引的。这可由一个人触摸热火炉的经验得到旁证：一个人在甚至还未感到痛楚之时就采取了抽手回来的动作，这种不情愿的动作比痛苦或快乐的实际效应更接近于仪器设备对自己苦乐度的反应。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AI实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创造。

（摘编自罗杰·彭罗斯的《皇帝新脑》）

材料二：

和人类智能相近的AI系统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极大风险，广泛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顶尖的AI实验室也已经承认。正如AsiLomarAI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高级AI可能意味着地球生命史上的深刻变革，我们应当关注，并对资源进行规划和管理”。不幸的是，这种规划和管理没人去做。而最近几个月，AI实验室正在开发越来越强大的数字思维，竞争逐渐失控，包括它们的创造者在内，没有人能理解、预测或可靠地控制它们。

如今，AI系统在一般任务上已经具备了与人类竞争的能力，我们必须自问：是否该让信息渠道充斥着机器写就的宣传和谎言？是否应该把所有工作都自动化，包括那些有成就感的工作？是否该开发机器大脑，让它们在数量上发展得比人脑还多，在思维上表现得比人脑还聪明，最终淘汰我们取代我们？是否应该冒文明失控的风险？这样的决定绝不能委托给未经选举的技术领袖来做。只有当我们确信强大的AI系统是积极的、风险是可控的，才应该继续这种开发。而且AI的潜在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需要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其可靠性。OpenAl最近关于人工通用智能的声明指出，“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在开始训练新系统之前可能需要进行独立审查，而用于新模型的计算的增长速度也应加以限制”。我们深深认同这份声明，而那个时间点就是现在。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正在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的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至少暂停6个月。实验暂停应该对外公开；如果不能迅速实施，政府应该介入并发布禁止令。在暂停期间，AI实验室和独立学者应针对高级AI的设计和开发共同制定和实施一套共享安全协议。这份协议的审计和监督应由独立的外部专家严格执行，确保AI的安全性不超过合理的怀疑范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暂停人工智能的总体发展，而只是从目前这种会不断涌现出具有新能力的、不可预测的黑匣子模型的危险竞赛中退后一步。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应该重新聚焦于优化最先进的系统，让它更加准确安全，值得信赖，对人类忠诚。与此同时，AI开发人员必须与决策者合作，大力推进强有力的AI治理系统的发展。人类可以和AI共创繁荣未来，我们已经成功地创建了强大的AI系统，现在我们可以享受“AI之夏”，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回报，设计监管系统，造福所有人，并给社会一个适应的机会。我们已经暂停了其他可能产生灾难性影响的技术，对于AI我们也应如此。

（摘编自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停止大型AI实验：一封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