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智力是施诸一切对象都灵验的，像一把同时可以打开许多种锁的钥匙；特殊智力是施诸某一种特殊对象才灵验的，像一把只能打开一种锁的钥匙。比如说，一个人的普遍智力高，无论读书、处事或作战、经商，都比低能人要强；可是读书、处事、作战、经商各需要一种特殊智力。尽管一个人件件都行，如果他的特殊智力在经商，他在经商方面的成就必比做其他事业都强。对于某一项有特殊智力，我们通常说，那一项为“性之所近”。一个人如果要专门做文学家就非性近于文学不可。如果性不相近而勉强去做文学家，成功的固然并非绝对没有，究竟是用违其才；不成功的却居多数，那就是精力的浪费了。世间有许多人走错门路，性不近于文学而强作文学家，耽误了他们在别方面可以有为的才力，实在很可惜。“诗人是天生的不是造作的”这句话，对于这种人确是一个很好的当头棒。

①但是这句话终有语病。天生的资禀只是潜能，要潜能现为事实，不能不假人力造作。好比花果的种子，天生就有一种资禀可以发芽成树，开花结实；但是种子有很多不发芽成树，开花结实的，因为缺乏人工的培养。种子能发芽成树，开花结实，有一大半要靠人力，不管它天资如何优良。人的资禀能否实现于学问事功的成就，也是如此。一个人纵然生来就有文学的特优资禀，如果他不下功夫修养，他必定是苗而不秀，华而不实。天才愈卓越，修养愈深厚，成就也就愈伟大。②比如说李白、杜甫对于诗不能说是无天才，可是读过他们的诗集的人都知道这两位大诗人所下的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学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直到齐梁体诗，他没有不费苦心模拟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世所共知。他自述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西方大诗人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诸人，也没有一个不是修养出来的。莎士比亚是一般人公评为天才多于学问的，但是谁能测量他的学问的浅深?医生说，只有医生才能写出他的某一幕；律师说，只有学过法律的人才能了解他的某一剧的术语。你说他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医学、法学等等?我们都惊讶他的成熟作品的伟大，却忘记他的大半生精力都费在改编前人的剧本，在其中讨诀窍。这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完全是“天生的”而不经“造作”的诗人在历史上却无先例。 (节选自朱光潜《资禀与修养》)

村声

老向

    没有声响，不足以表现寂静；没有寂静，也不足以显示声响。这种情理，在居住乡下的人们很容易悟出来。

    从太阳没有了说起吧：爱吵爱叫的孩子们，都像小麻雀似的各自回家去了。所有的街巷，一齐入了睡眠状态。完全黑夜自不待言，就是有月光的日子，那路旁的树影儿，也不会把孩子们喊出来再玩玩不是？偶尔，纯乎是偶尔，有个小贩在晚餐以后会来的喝一声“老豆腐开锅！”那声调又高又颤，好像一只带伤的秋雁，飞到东西，飞到南北，终于又飞回来；因为四周都让寂静给塞满了，没有它的去路。

    “雄鸡司晨”，仿佛是鸡祖宗留下的老例。然而定县的雄鸡，很有一些“祖宗不足法”的创造精神，它爱几时叫了就几时叫。它的鸣声很草率，大概它并不指望着震动天下，也不管那些“打夜作”的人们听了发生什么感想。它仿佛是对于这黑夜的寂静有些胆怯了，所以要试着叫一叫。

    俗谚说：“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夜猫，俗名叫做秃枭。许多人家都把秃枭当作凶鸟，很厌恶它在深夜间大呼小叫的。本来夜里静得就有点死气，它的啸声仿佛使死气颤动起来，自然不免有些鬼气森森，无怪乎人们听了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我个人并不怎样讨嫌它；绕在我的住室前后的古树上，时常有一两只枭鸟夜鸣。在这无边寂静的秋夜，它的一声高啸，到底把寂静画了一个轮摩。

    在这并不“夜不闭户”的年头，夜间有比枭鸣更足以使人提心吊胆的声音，那便是群狗狂吠。自然，狗有时也会“咬空儿”，所谓为了要叫而叫的；但是据说大部分是“有所见而叫”，人们怎么能不惊心？在有许多村狗向着一个目标叫成了一片的时候，留心门户的人们，会爬到房上，相应的有一两声表示他有戒备的假咳漱。

    夜间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刻起便宣告结束。黎明，首先进村街的是一面“蓬蓬蓬”的破皮鼓。敲鼓，在北平是卖零碎木炭的唤头，在此间却成了卖豆腐的了。无论多么困倦的人，听了这破鼓晨声，若还赖在炕上，那便是村中加料的懒人，便会失掉许多街坊的同情。像我们这些按照钟点作息的人们，有时感到这面破鼓惊扰睡梦，心里很不高兴。可是既而一想，这只能怪自己起得太晚，怪不着别人。而且这面破鼓，不论冬夏，也不论风雨，比鸡叫还靠得住，天天准是黎明即到，默默之中有着报时钟的作用。

    晨鼓之外，这一个整天儿还有一种经常的声音，就是卖烧饼麻糖的那面小铜锣。乡下人们，要不是去瞧病人或是哄孩子，谁能那么不知物力艰难，随便拿起个烧饼来吃吃？好，这样儿，一时售不完，那卖烧饼的可有活儿干了。他好像一人吃着双工钱的更夫，由早到晚，由东铛铛到西，由南铛铛到北。最初我们觉得他简直是发疯，以为敲一两下，大家都听见就得了，何必

那么不怕麻烦连续着敲？后来明白这道理了：说他深怕锣声一住，这个村庄便真个静得死过去，也许靠不住；说他自己忍不住这寂静，八成没有错儿。

    在寻常的日子，村子里再没有别的声音了。遇上城里大集的日子，有个把卖鸭梨的小贩，剩下了货底，在归途上路过这个村庄，也许顺便摆在街上吆喝两声。这时，许多人们不论买与不买，总要跑出街门来，看看，但是十集八集，这类小贩也未必来一回。

    村妇骂街，也不失为冲破沉寂的声音，可惜是也不常有。

    另外，在白天，碰巧了有“钱买杂皮”或是“猫皮狗皮换鞭梢”的小贩到了，村里的狗们一定会总动员去欢迎他，远远的向他狂吠致敬，也还有相当的热闹。

    晚饭以后，我们时常翻阅“皇历”，挑拣“诸事皆宜”的好日子，猜想会有谁家“娶儿嫁女”，会有一班吹鼓手来大闹一阵。及至到了那一天，并无此事，心里仿佛失掉些什么似的。

    有时觉得下雨也好，下雨可以听到檐前的滴水浙沥；刮风也好，刮风可以听到屋后的白杨萧萧。恰巧在这“春秋多佳曰”的季节，又少风无雨。

深山古寺里的和尚，不肯蒲团静坐，养性修真，偏要去听听鸟叫，听听泉鸣；早晚还要轻叩木鱼，低诵经文；有了这一切还嫌不够，不时的还要笙管箫笛铙钹钟鼓的大吹大擂。以前我不懂这是什么出家人的道理，现在，我明白了。街上一个小孩子随便大嚷一声，不是都能把我叫出去么？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阳光堆在犁铧上

晓寒

    ①犁铧是沿着墙角进入我的生活的，祖父说，它的年龄不知比我大了多少倍。不过看上去它一点也不老，时间的河流冷如刀锋，似乎从未与它遭遇，犁铧是一个叛逆的家伙，把自己丢在了时间之外。在一个初秋的早晨，它挣脱了时间的物锁，闯进我的视野和思维里，像一件刚刚铸好等着上战场的兵器，闪着傲慢的寒光。

    ②那时候我害怕锐利的东西，像刀斧锯凿之类，所以从来不敢去招惹它，就是从它身边经过，也是蹑手蹑脚，生怕惊残了它的好梦。

    ③它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停留在它生命源头的状态，用坚硬的目光，梳理这个村庄的筋脉，倾听暗夜里从遥远的另一头潜流过未的响动，思考它的命运和这个村庄的羁绊与纠葛。

    ④只有到了翻耕的季节，土地的脉动才把它召回，加入到村庄的烟大中来。祖父把它提倒在饱满的河水里，拿一把稻草慢慢擦拭。反复地擦，反复地洗，连一条小缝隙都不放过。祖父认为收拾得一尘不染之后，背回来放到屋坪里，让太阳慢慢把它晒干。祖父拿起他那把发黑的长烟杆，装一袋烟点燃，边味味地吸着，边圈着犁铧转圈，不时用手抚摸一下，嘴里念叨着，真是一张好犁，又吃泥，又扯不断。

    ⑤太阳满满地堆在犁铧上，犁铧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冷艳的光芒，水珠给镜面打上稀疏的斑点，但还是能把人的眼睛刺得一塌糊涂。

    ⑥第二天，祖父出去翻地，牛在前面走着，祖父和犁铧走在后面。外边到处能听到赶牛的吆喝声，一张又一张犁铧插进村庄的泥土里，泥巴翻起来的那个空隙，阳光正好打在劳作的犁铧上，透过浅水折射回来，周围的路上屋顶山上有数不清的光斑在游荡，像是村庄里的一个个游魂。空气的成分陡然变得复杂多义起来，那是青草混合着新泥、牛类、汗臭的味道，对准路人的鼻子长驱而入，想伸手去遮挡，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发现这味道竟是生活的枝框，早已沉埋在身体的某一处皱褶。

    ⑦到了黄昏，祖父赶着牛从地里回来，屋里已经点上了煤油灯，灯火里的犁铧还沉浸在劳作的时态，像一条小溪一样淌着水，祖父把它轻轻放回墙角。我有些不明白，一张犁铧，随便丢在哪里都可以，为什么偏要放在屋里呢？弄得屋子里水汪汪的。

    ⑧后来我才知道，犁放在外面，夜里会打露水，沾了露水就会长锈，长了锈就容易坏。这是祖父的原话。别看祖父长得五大三粗，其实很温和，成天笑呵呵的。祖父告诉我，这张犁是他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留下来的。曾祖父小的时候，家里开了一家药铺，后来家道表落，药铺关了，地和房子也卖了，四十岁的曾祖父租了人家的一块地学做农活，用一张犁养活一家人。我无法想象一双瘦弱的抓惯了药材的手怎样驾驭那张犁铧，顺溜地把土地翻开？

    ⑨虽然我知道了犁铧的来历，打着沉重和温暖的烙印，但我还是怕它，它那冰冷的雪光里，好像总带着一股腾腾的杀气。

    ⑩祖父慢慢老了，用不动犁铧了，父亲接了过来，还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把古老的泥土一页页翻开。新翻的一页泥土，就是祖父曾经翻过的一页，只是祖父的那一页已经找不到了。父亲留下的犁痕，就是祖父当年犁出的沟壑。原来，土地和人一样，都在延续着同一条血脉。

    ⑪犁铧转到两个哥哥的手里时，没用上几年，村庄里的犁铧使在机器的麦鸣声中败下阵来。我家的犁铧也随着大流，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路，走到了谢幕的时刻。

    ⑫圣·埃克佩里说，人们不是为了犁铧才去耕种。有谁会为了一张犁铧去耕种呢？

    ⑬现在，犁铧放到一栋空房子的楼上，燕巢已经空了，燕子不再来去，蛛丝横织竖结，四周草丛里的爬虫迁移过来。犁铧沦落到这步田地，很快衰老了，锈蚀攻陷了它的眉心。

    ⑭犁铧，没有人再提起它，都把它给遗忘了。犁铧在空荡里看得到时间的来来回回，它在时间的来回里反刍着自己的傲慢和辉煌，反刍着一个村庄的来路。

    ⑮村庄太小，已经容不下一张犁铧。我偶然回去，还能看到它，只是我不再怕它，我和它默默相望，从它衰败的眉眼里，能感知到传递过来的泥土的温度。

    ⑯擦去时间堆叠的锈迹，上面有一行清晰的字：光绪二十四年。

    ⑰它是我家唯一的古董，是我那个村庄的图腾。

（有删改）

角峰上飘动的白云

吴小军

    十多年前，我曾在粤北一个山区支教。我支教的学校叫角峰小学。学校只有一幢一层两间的老房子，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从角峰最高峰往下看，它像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上绑着的一个灰色小盒子。弯的是山路，灰的是教室。稻子渐渐黄了的季节，这个小盒子就成了一阶一阶梯田上黄金拥簇着的幸福魔盒，孩子们笑声里的快乐总是不断地从盒子里溢出来，溢满角峰村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们的快乐感染着我。每天我都要哼着歌儿从借住的村长家出发，一蹦一跳地走过一片一片金黄之间那瘦瘦的绿色，踩着这诗一般曲折的田埂，听着虫鸣啾啾泉响叮咚走向教室。

    角峰小学是个小村子的麻雀学校，有三个低年级共十个孩子，就一个老师在教。村子是个自然村，离行政村有五六公里山路。村里的孩子要上高年级就要到行政村小学去。因为那里没有宿舍，大部分孩子上完三年级就不读了。要么在家干农活，要么随父母漂在城里。今天我给三年级的三个孩子上堂作文课，题目是《有意思的一天》。在说明写作要求后，我给了他们十五分钟时间。时间到了，我点名让他们起来念自己的作文。

    最高的孩子也最瘦，一双大眼睛写满了山村孩子的羞涩与腼腆。他小声地念自己的作文：“昨天，我去放牛。牛很听话，没有乱跑。这一天真有意思啊。”

    我表扬了他。然后叫起了第二个孩子。孩子有些胖，圆圆的小脸上红通通的，鼻头上还挂着细密的小汗珠。他扑闪着眼睛，大声地念道：“前天，我去放牛，牛很听话，吃得很饱，牛牛你快长大！”

    我笑了，小声说：“啊，又是放牛啊？”我知道村里的大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个年纪的乡村孩子，放牛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我点头示意孩子坐下，点名让第三个孩子站起来念她的作文。

    这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个头最小，她站起来“哇”地一声哭了：“老师，他们把我的作文写了！”我拿过她的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地写着两行字：“今天早上，我去放牛。我把牛绳拴在荔枝树上，让它吃草，然后我就来学校了。一路上刀子像金子，我数着金子到了学校。”

    我好奇地问：“一路上有刀子么？”男孩子们笑了。

    小女孩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此时是一片汪洋。她一边抽泣一边指着窗外金黄的稻田说：“就是有刀子啊。”

    我笑了，开心地说：“孩子，你的作文最棒！这是诗啊！”三个孩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招手让孩子们跟着我走出门外，站在教室前面，我指着那棵拴着牛的荔枝树问：“孩子们，现在，你们是这棵荔枝树了，请告诉我你会看到什么。”有说看到牛，有说看到山，有说看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我指着高高的角峰说：“现在，你们是高高的角峰了，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有说看到下山的路，有说看到远处的村子，有说看到山下的小河水流呀流。

    我指着高高的角峰上飘着的白云说：“现在，你们是天上自由的白云了，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一个孩子问：“是哪里都可以飘吗？”我认真地点点头。孩子们笑了。高个男孩说：“我看到了县城！”胖的男孩说：“我看到了大海！”

    我看着小女孩。小女孩哭了：“我看到了爸爸妈妈打工的鞋厂！”

    三个孩子都哭了。

    我搂着三个孩子，眼角也湿润了：“孩子们，把你们看到的写下来吧，你们就是白云，高高的角峰顶上飘动的白云！”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角峰，这一别就是十几年。一直到去年秋天，我陪摄影协会的朋友到那拍梯田才回到了村里。老村长好不容易才认出了我，他说：“那三个孩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现在都在外面工作哩。”他看看金黄稻田拥簇中的角峰小学，又说，“那个女孩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前段时间带了一帮人回来考察，说要回来搞乡村旅游，要将咱们这漂亮的角峰变成金山银山哩。”

（选自《惠州日报》，有删改）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