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中国的环保工作由专职的“虞衡”部门负责。配合虞衡职司的还有一定的惩罚法令。《唐律》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措施及对违反者的处罚标准。当时，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污水排放、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等都纳   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政府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

——摘编自李玉皎、刘丰《从中国古代环保制度看现实环保法律的完善》

材料二：表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演变

——摘编自吴舜泽等《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 40 年演变》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材料一 商鞅要求君主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他主张颁布成文法，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上下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人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要求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习惯。不管卿相、将军、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鞅变法实施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段战平《商鞅变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材料二 自从清政府通令各省兴办学堂以后，“天下知朝意向西学，哄然改书院，卖积谷，加亩捐。凡天下有血气者，莫不以办学为先务矣”。到1911年改设、新建学堂达52500所，学生达156万人。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扫除了一大障碍，1901年以前全国留日学生不过一、二百人；1903年达1300余人；1905-1906年又增至8000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邓亦兵《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

材料三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