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社科院和文献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的人口事件之一是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

    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第一，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据统计预测，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25年将抚养29.46人2050年将抚养48.49人.第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人口老龄化使养老经费大幅增加，给政府带来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第四，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第五，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加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子女需外出打拼，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渐弱化。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摘编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二：

    2008-2017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及人口出生率

    （注）人口出生率指某地在一个时期之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它反映出人口的出生水平，一般用千分数来表示。

    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比重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在国家还处于欠发达的状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为此，国家已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并争取以较短的时间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老年健康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不断释放。“十二五”时期，我国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尽管老年健康服务机构数量逐步增长，但适应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综合性、连续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强调要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重点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所需的医疗护理和长期生活照护服务，并以建立养老社区，中医药保健等方式使老年人健康服务更为多元化，推动老年病养护、防治。

（摘编《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亿》）

    狄青，汾州西河人，善骑射。宝元初，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延州指使①。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尝战安远， 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狄青是汾州西河人，擅长骑马射箭。宝元初年，皇帝下诏挑选卫士参加戍边军队，（后来）任命狄青担任延州指挥使。当时戍边的将领多次被贼军打败，士兵们大都畏惧胆怯，狄青出战经常自己做先锋。一共四年，前后经历大小二十五次战斗，八次被流箭射中。曾经在安远有一场战斗，狄青身体遭受很重的创伤，但是一听说敌人来犯，马上起身上马奔赴战场。他在贼兵中出入，贼兵都纷纷溃散没有人敢阻拦他。

    尹洙（朱音）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与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

    尹洙担任经略判官，狄青凭借延州指挥使身份进见。尹洙和他谈论军事，认为他非常擅长，就向韩琦、范仲淹推荐说：“这是良将之才。”韩琦、范仲淹一见狄青就认为他很出众，对他非常看重。范仲淹拿《左氏春秋》送给他说：“将军如果不了解历史，那也不过是有着匹夫之勇的人罢了。”从此狄青改变平日志向去读书，全面透彻地了解了秦、汉以来将帅的用兵策略，他也因此而更加知名。

    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②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 擢枢密副使。

    狄青从行伍中奋斗起家，十多年就显贵了，这时脸上刺的墨字还在。皇帝曾颁布文书准许狄青敷药除去字迹，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凭借我的功劳来提拔我，不责求我的出身，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只是因为这刺下的墨字的不断激励罢了，我希望留着它们用以鼓励军中其他的将士。”不久狄青凭借彰化军节度使的身份管理延州，后又被提拔担任枢密副使。

    皇祐中，广源州蛮反，岭外骚动。青上表请行。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

西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已而顿甲，令军中休十日。觇者还，以为军未即进。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贼既失险，悉出逆战。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还至京师，帝嘉其功。

    皇祐年间，广源州蛮谋反，岭南局势动乱。狄青奏上表章请求前去平定。狄青告诫将领们不要胡乱同贼兵作战，要听从自己的排兵布阵计划。广西的陈曙趁狄青还没到任，就带领八千步兵向贼兵发起攻击，结果在昆仑关溃败。狄青说：“命令不加整饬，是军队失败的原因。”早晨在堂上会合诸将领，将陈曙等人集中起来，审查失败逃亡的罪状，将他们赶出军门处斩。接着指示放下铠甲，命令军中休整十天。敌方窥探的人回去报告，贼兵方面认为朝廷军队没有马上进发的动向。狄青第二天却整顿军骑出击，只一个昼夜就跨越了昆仑关。贼兵失掉险要关隘之后，全都出来迎战。狄青手执白旗指挥骑兵，直冲贼军左右翼，出乎贼兵意料，大败贼兵，追逃奔袭溃败的贼兵达五十里之远。回到京城，皇帝嘉奖了狄青的战功。

    青为人慎密寡言，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 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免音）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

    狄青为人谨慎缜密很少言语，谋划事情一定看清机会以后才去施行。调度军队时先整顿队伍，明确赏罚，常常同士兵一起忍受饥寒劳苦，（因此）即使敌人突然侵犯他们，也没有一名兵士愿意落后于前面的人。因此狄青出战时大多会有战绩。狄青尤其爱把功劳推给偏副将领。当初，他和孙沔打败了贼人，计谋完全出自狄青，贼人被平定后，狄青把归劳都推给孙沔，自己仿佛是没出过什么主意的人一样。孙沔起初赞叹他的勇敢，这件事之后又佩服他的为人，自认为比不上狄青。

    熙宁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

    熙宁元年，宋神宗考核排列之前各时代的将帅，认为狄青起于行伍之间却能够声名震动中原和边疆各地，为人深沉又有智谋，能够凭敬畏谨慎保全终始，感慨之下非常追念他。              

取材于《宋史·列传第四十九》

【注】①指使：当时戍边军队职务。 ②面涅：脸部瘢痕。狄青出身寒微，因代兄受过而被刺字充军。

材料一：

数字阅读指的是阅读的数字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对象的数字化，也就是阅读的内容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的，如电子书、网络小说、电子地图、数码照片、博客、网页等等；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就是阅读的载体、终端不是平面的纸张，而是带屏幕显示的电子仪器，如PC电脑、PDA、MP 3、MP 4、笔记本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也正式上线开幕。今年的数字阅读大会主题是“e阅读，让生活更美好”，首次在云端举办突出了“5G+，新阅读，新体验”的办会方向。截至26日，云上大会参会人数超过2000万，可以说，云上大会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之举，更是适应数字阅读、适应未来发展的创新举措。

大会期间，中国移动云VR携手咪咕中信书店打造的云上VR书店，突破了线下书店的物理空间限制，360°实景还原线下场景，让读者仿若身临其境，让阅读实现了全时空、全场景、全介质的交互，大大丰富了用户的阅读体验。

“随着5G+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将是数字阅读行业的必然趋势。”咪咕数媒相关负责人认为，依托5G特性，更多细分及垂直的阅读领域得以萌发、进步。

(摘编自新京报2020年4月24日，央广网2020年4月28日)

材料三：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2019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7亿，人均电子书接触量14.6本，其中接触20本以上电子书占比53.8%，较去年上涨3.4%。2019年数字阅读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占比情况，手机为69.7%，电子书阅读器为44.5%，电脑为36.6%，平板电脑为32.9%。同时，白皮书还对比了2017年至2019年数字阅读行业收入结构以及2019年不同性别用户的数字阅读情况。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20年04月23日）

材料四：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低于2018年的4.67本；而数字阅读的时长则有所上升。有三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

于是有人担心；人们越来越不爱看纸质书了吗?如果数字阅读率不断攀升，纸质书会不会消失?

“这个降幅其实很小，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上网大多习惯使用手机，报纸和期刊因为时效性、短文章体裁等因素，更容易被快捷的手机网络、数字阅读取代，但纸质书一般是深度阅读，不容易被替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分析说。

大多数人选择数字阅读，似乎是快节奏生活方式下的必然趋势。人们忙于工作、学习，社交，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充满了整个生活，可利用的碎片时间少之又少。数字阅读非常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焦虑感。随着内容逐渐精品化，数字阅读作为一种新型阅读方式，呈现平稳、有序、快速发展态势。

纸质书爱好者则认为，触手可及的真实性、阅读带来的满足感和独特的收藏价值都是数字化阅读无法给予的。大多数读者对纸质书有着长久的习惯和认同。如今社会浮躁，纸质书更客易让人进入平静、专注地沉浸式阅读，没有了其他社交软件的干扰。这也证实了为何在数字化阅读盛行时代，纸质书的需求量依旧庞大。

(摘编自孙岱《纸质书会消失吗?》，光明日报2020年4月23日)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①____。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②____。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到创造新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倒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鉴。把握的 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例如“郊寒岛瘦”中，何谓“寒”？何谓 “瘦”？说这话的苏东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 郊、贾岛这两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

 那么诗歌的艺术分析依据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诗歌语言。当然，文学是 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语言。但小说、戏曲还有故事和人物，诗 歌(抒情诗)连故事、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予读者的就是语言。所以诗歌的艺术分析第一步就是语言分析。如果从语言学角度给诗歌一个定义，不妨说诗 歌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书面语言，成为了特异的语言形式。诗 歌另有一套属于诗歌王国的语言，中国诗歌对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 子成分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警 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言的启示性， 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甲】

 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 就是意象分析。诗歌的艺术分析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得意忘言是诗歌鉴 赏的法门。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上可以寻到不少。其一是词语的精炼 与意象的密集。中国诗歌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当丰 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乙】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意象占 据显著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中国诗歌艺术的另一个奥妙在于意象组合的灵 活性。在这方面，汉语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 靠意合而不靠形合，中国诗歌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连词、介词往往省略。词 和词，句和句，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 密度，而且增强了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更 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由语言和意象的研究再进一步就是意境和风格的研究。词语的组合构成诗 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看到诗 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察读者的鉴赏心理。诗歌的意境和诗人的风格也有密切 的关系，诗中经常出现某一种意境，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某一种风格。诗歌艺 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对诗人风格的描述，只能是一种近似值，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很自然的。

 诗歌的艺术理论、艺术分析、艺术鉴赏，单从诗歌本身入手，就诗论诗， 难以得其三昧。诗歌艺术和哲学、宗教、绘画、音乐有密切关系。诗的思维离哲学思维是很远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既深入到言、意、 象、境和风格的范畴，又旁涉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在广阔的文化 背景上遂能充分展示中国诗歌艺术的完美与晶莹。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

 材料二：

 从根本上说，文学的欣赏活动，凭借语言这种无所不在的符号来进行，从 符号再返回平富的世界中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诗歌的欣赏活动更是一种确切 意义上的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想像活动。想像不仅对于诗人的创作是 一种必要，对于读者的欣赏也是一种必要。可以认为，诗人通过想像创造出了 诗的形象，读者通过想像正确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 创造的形象。【丙】

当我第一次读崔颢的《长干曲》的时候，由于想像的展开所获得的愉快， 至今还记得。这一首诗只有20个字：“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 问，或恐是同乡。”整首诗不作任何描写叙述，但一个青年女子活泼、爽朗而 又令人亲近的形象跃然眼前：长江上两舟相逢，一个船家女，主动打问迎面而 来的男子家住何处，是哪里人，她不等对方答话，又立即作了自我介绍。后两 句，可以理解为女子的自语，或理解为她因自己的热情主动而显得唐突，想极 力掩饰自己的羞窘：“停船相问，别无他因，也许你我是同乡……”长江滔滔， 两舟邂逅，一对青年男女的友好相遇所引起的新鲜与亲切之感，通过读者自由 的想像得到了显现。这是想像在欣赏中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欣赏是一种再创造。

一般说来，优秀的诗篇总是避开直说。由于不直说，因而增加了欣赏者的 困难。诗人总是不直接向读者灌输，他们只是含蓄地点拨你，然后给你天女散 花般想像的自由。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是说明着什么，而是隐喻着什么。这是 诗的一般规律，也是欣赏诗歌必不可少的一种思想准备，或者叫做训练。

【丁】要善于寻找并判断诗人提供的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思，欣赏活动不可停 留在表面意思的掌握上。

 (节选自谢冕《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

材料一：

郭沫若的《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形式，这是一个还没有确定形式的、无可仿效的天才创造，就连郭沫若本人此后也再没有写出《女神》这样的诗作。很显然，在郭沫若的《女神》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新诗的发展就迫切需要出现形式与内容严格结合和统一、可供学习、足资范例的新诗作品，确立新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在新诗发展史上所担负的正是这样的历史使命。

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新月派所要做的：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即从旧诗的格律中探索新诗的创作方法；二是把创造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也即“使新诗为诗”。由此，新月派举起了“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旗帜，中国的新诗创作于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

在这面旗帜下，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性节制情感”的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造，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这种主观情感的客观化，使情感的表现蕴藉而含蓄，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并且能够激起读者更丰富的联想，积极参加审美再创造过程。这在新诗抒情艺术上是一个发展。

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为了创立“中国式”的新诗，闻一多进一步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曾这样明确划清了新、旧格律的区别：“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借鉴西洋与中国传统格律，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所进行的新的创造：闻一多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之外，还要有“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是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绘画美”的强调也是考虑了中国诗画相通的传统。闻一多等人用了很大力气来进行西方格律诗的转借，其中有得也有失。

总的说来，新诗格律化的倡导，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于精炼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

（摘编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材料二：

《红烛》并不是闻一多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格律诗，单是从外在结构出发，看它自由铺开似乎无规律可循，无法体现闻一多“三美”的诗学理念。然而联系诗人的情感，结合内在结构便可发现其诗行安排的慧心所在，直线发展线索中不乏跌宕起伏，有着起承转合之态，情感变化更具有和谐对称的特点，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建筑美”。

《红烛》引李商隐诗句不仅是因为这句诗概括了全诗的主旨，点出了蜡烛甘愿自我牺牲直至生命终止的高尚人格，更是安排内在情感结构的需要：诗人先验地知道并接受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事实，在心底生出赞叹、困惑、怜悯、认可和歌颂，而不是诗人在红烛下看着摇曳的烛光慢慢悟出红烛的精神，继而托物言志、引为知音。对红烛生出的一系列的感情变化，实则都是诗人的自我对话，诗人的志向得以一步步抒发，更加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理想去献身世人，由此，情感得以建构。

引用李商隐的诗句还取得了另一种效果，即与全诗结尾所引“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形成呼应，让诗歌首尾照应，加上中间部分的赞叹、困惑、疑问等情感，全诗体现出一种起承转合的美。闻一多在其诗学理论中就倡导诗歌的“建筑美”，注重部分间的和睦关系。《红烛》全诗构成一种冷静——热烈——冷静的圈形情感结构，引用李商隐的诗句点出吟咏对象和情感，是冷静的缓冲；接下来，经由对红烛颜色之红的赞美（第一节）、困惑于红烛的自我燃烧（第二节）、找到红烛燃烧的高尚理由（第三节）、感伤怜悯红烛的燃烧（第四节）、困惑于红烛的流泪而最终明白缘由（第五节）、开导安慰红烛（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引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重申红烛精神使情感归于理性沉静（第九节）。

《红烛》的情感经由平静的诉说到一系列起伏不定的变化最终又归于平静的领悟，由此构成富于变化而又不杂乱的情感结构，线条式的发展具有清新明了的线索可循，又避免了简单划一。

（摘编自李婷《论闻一多〈红烛〉诗的情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