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 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 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 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 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 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虽不排斥客观外象直接作用于感官认知，但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人生的本性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 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 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材料一：

人工智能推动“媒介生活”

马凌

    不久前，中国记协发布的2016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指出，“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原来以新闻为核心的“媒体生活”，将全面进入以信息为导引的“媒介生活”。

    有人读报、有人读屏，信息的载体虽然多样，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不再是单向度传播的信息载体，而是“个人移动终端”“人机互动的交互界面”乃至“身体的延伸”。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媒介生活”，意味着手机等媒介开始进入人和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发挥中介作用。更进一步说，媒介之“介”，在于它允许多元主体的共存，在于它可以跨越旧有的藩篱，融合各种手段、激发人们生活与想象的诸多可能。

    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势必将“媒介生活”推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以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比如依靠智能算法的信息精准推送技术，腾讯、阿里巴巴和今日头条三家互联网公司，都开展了“寻人”公益项目。从2012年底至2017年初，腾讯发布走失人口信息1444例，成功寻回437人；阿里巴巴协助公安部于2016年5月上线“团圆”系统，一年中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17条，帮助找回1274人；今日头条2016年2月启动“头条寻人”项目，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找到2500人，最快1分钟找到北京一位离家出走的女孩，找到的走失时间最长的一位已经离家57年。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寻找失踪人口方面有望做得更好。百度宣布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达到99.7%的识别率，如果智能机器人通过海量数据库的深度学习，掌握了跨越年龄的人脸识别技术，比如根据一个失踪孩子3岁时的照片推算他成人后的样子，精准寻人无疑会更上层楼。而应用算法服务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又一个例子，是诸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正在开发应用的网络辟谣功能。例如，今日头条于2016年底上线了辟谣功能，腾讯网在2017年上线较真事实查证平台，微信也在2017年6月推出辟谣助手小程序，用户可以主动搜索查证，阅读或分享过的文章一旦被鉴定为谣言，也能及时收到提醒。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推进后，这些新应用有望对互联网空间的清朗化、信息筛选的高效化产生作用。

（节选自201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当今社会媒介技术革新从未止步，媒体边界不断消失，功能综合、多样的视听媒介接连出现，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比如，电脑控、手机控、游戏控等群体不断出现，人们每天被各种无用信息占据大量时间，网络中人的非理性冲动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等。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早就指出，大量的信息媒介是“时间的窃贼”，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甘愿让这个窃贼盗走时间。如很多人痴迷于各种娱乐信息，他们关注各种娱乐动态，搜索明星八卦，如饥似渴地期待娱乐头条，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在媒介生态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精密的现代社会，信息沟通交流的便利不仅没有拉近人们的距离，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孤独更隔离，更容易紧张和焦虑。因此，身处信息海洋之中，我们如何根据个人需要选择有用的信息，避免被各种杂乱无用的信息占据宝贵的时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必须理性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变化，在信息海洋中获得主动权、选择权，使新媒体更好地为人服务。

（节选自2017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语言不够“纯净”，据说是新诗的通病。然而将不同的因素冶于一炉，而使之产生浑然一体的美感效果，是诗歌艺术的可贵之处。我们并不认为诗和说话居于平等的地位。诗是经验的艺术化的表现，不是日常会话的达意。其次，文言在日常生活上虽已僵硬难用，但在艺术品中，经诗人的巧妙安排，却能“起死回生”，加强美感。反之，如果欠缺艺术的生命，则尽管一首新诗通篇不用一典，不掉一文，那种“纯净”也只是“一贫如洗”的代名词罢了。说坦白些，在文学的国度中，新诗人们是带点贵族气质的。我们宁愿自己的作品成为滞销的奢侈品 ， 也不愿它成为畅销的牙膏 ， 人人皆可入口，而转瞬又必吐出的牙膏。

    一旦超越了起码的“纯净”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文言宜于表现庄重、优雅、含蓄而曲折的情操，而白话则明快、直率、富现实感。许多意境，白话表现起来总嫌太直接、太噜苏，改用文言则可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艺术当然也追求和谐，但那应该是成品的，不是原料的和谐。愈能使不同的因素化合成和谐的整体、愈能以不类为类，愈能显示作者艺术的精湛。愿“纯净主义”的信徒们多想一想。

（节选自余光中《谈新诗的语言》，有删改）

“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稳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现在人们提及的碑碣，一般指各种各样的刻石，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但在古代，碑、碣则是石刻家族众多成员中相互独立的两类。

    碑是指长方形的刻石。汉以前的碑是无字的，其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立于祠庙门前，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二是立在皇宫中，作为观测日影和计算时间的工具；三是竖在墓旁，在中间的上部穿一个圆洞，用来把棺材放到墓穴中去。碑上刻字，大概应追溯到西汉晚期，当时有人在墓前石碑上刻写亡人功绩，便于他人看到。随着此风的盛行，碑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而不刻文字的石板反倒不能称为碑了。

    碣是指圆形的或形状在四方和圆形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在唐代，碑和碣还是有区别的。唐代丧葬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准许立碑，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立碣。古代刻石中，极少有名符其实的碣。有的是名为碑而实为碣，有的则是名为碣而实为碑，天长日久，碑碣就成为一个概念了，并以此来统称刻有文字的石刻。值得一提的是，碑的出现晚于碣，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就是碣，其形状上小下大，顶部圆形，底下则是平的，四面近似于四方形，刻辞就刻在这四个面上。

    这些刻辞，最初仅是记录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后来又加入了有关死者的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颂扬和悼念的诗铭，文辞逐渐增多，碑文便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路人可凭此详细地了解墓主的情况。这种立于墓前的碑，叫做墓碑。

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拴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南北朝时，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人物，开始有了记事、颂扬功绩的成分。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书法艺术的碑。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选自《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二：

    ①碑首是碑的最上部分。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早期的碑首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唐时，碑首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好后装配而成。此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②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碑阳。其反面则称为碑阴。有些较厚的碑版，两边也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一块由碑阳、碑阴、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③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阳上。碑阴一般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款式包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有的碑阴则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这一类碑阴文字，凡与碑面有关系的，除题名外，都称为“碑阴记”。还有许多碑，碑阴原来没有刻字，后人利用这块空白石面，或磨灭原来的碑阴文字，另外镌刻新的碑文。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了，但做著录时，还应以早先所刻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④有些较厚的碑版，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在左侧续刻。但一些名碑的碑侧主要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饰。

    ⑤有些碑碑身沉重，为防止其沉陷，人们就另刻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板，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

    ⑥碑各部分的大小要根据碑身的尺寸来确定，目的是突出碑身的庄严高大。以碑座为例，常见的鳌座长度等于碑身宽度的两倍，高度为碑身高度的百分之四十五。

    ⑦我国碑碣的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一些流传在世的碑碣及其拓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而且，这些碑文多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所书，篆、隶、行、楷各种书体都有，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这些碑碣大多摹刻精良，神完气足，风格多样，是人们欣赏书法艺术、临习书法的范本。此外，古代的石碑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装饰和图案花纹，使碑刻成为书画俱佳的艺术品。

（取材于《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三：

    纪念碑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它的安放场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场所往往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让参观者感动、记忆，并受到某种精神感召，实现自我反省，以独特的方式达到纪念的目的。

    我国纪念碑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为了纪念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决定在北京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为此，特别成立了建设纪念碑的专门委员会，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1年8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将挑选的三种方案送呈市政府审查。时任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正在病中，他认为送呈的方案缺点甚多。于是在病床上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该方案）无论在整体形体上、台（碑座）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象征性建筑。因此，两者不宜采用类似的形体，否则，二者不能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梁思成还在病床上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北京市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方案，在纪念碑建设委员会进一步的设计下，完成了纪念碑的设计。纪念碑于1952年正式动工，1958年建设完成。建成的纪念碑碑首采用庑殿顶形式，碑身高大，用天然花岗石镶面。它坐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中心，正如梁思成所设想的：“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取材于《中国小品建筑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