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 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3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听说书

孙犁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常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他们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儿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40岁上下。

    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儿，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⑴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常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⑵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夜读周庄

许阳

    白天的周庄太喧闹，太嘈杂，成了一个拥满赶集人的商业街。就像一个大家闺秀，养在深闺人未识时是那样的贞淑娴静，一旦嫁为了商人妇，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韵。所以，陈逸飞无不伤感地说，是他害了周庄。

    黑夜，容易使人寻觅到细雨江南的灵气。到了夜晚，游客们走得差不多了，一家家的店铺都打烊了，周庄洗尽了风尘，褪尽了铅华，才归还她天然无雕饰的纯真素颜与本来模样。夜晚的周庄，才是真正的周庄。

    吮吸着湿润的空气，独自一个人走在周庄的街道上。夜色渐浓，月华如水，在古镇的老屋和石板上肆意倾泻。远处的房子，只能看见黯黯的轮廓，近处的老屋，则如一幅明暗色彩比照的水墨画，被磨得滑滑的石板也泛着幽幽的光。四周静静的，只有自己脚踏石板的声音清脆地传向远方。

    说是街道，其实宽些的就是小河垂柳依依的堤岸，偶有一两条迟归的小船缓缓驶过，摇碎一片片波光潋影；窄些的是小镇的胡同，两侧房屋几乎伸手可触，这使人想起那句“头顶一线天，脚踏青石板”是何等的传神与精辟!身处暮色里的周庄，突然很想回到那不谙世事的孩童时代，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树枝划过苍老的墙壁，哼着歌谣，听从远处人家传来的几声犬吠。

    周庄的灯笼亮起来了。挂成一排的大红灯笼，是夜晚的周庄诗意朦胧。青瓦白墙，一旦配上这串串灯笼，古朴典雅便立刻从骨子里显露而出。灯光辉映着脚下潺潺的流水，盈盈水波又摇荡着夜泊的小船，千年古镇已经从熙熙攘攘中真正回归。豪华恢弘的沈厅安静了，精致典雅的张厅也关上了古老的大门，唯有门前的大红灯笼，在不倦的诉说着江南巨富和世家官宦们曾经的显赫与非凡。

    吹着细细的晚风，我长时间在双桥边踱步，又在桥上静坐。双桥，这是陈逸飞的双桥。在陈逸飞的笔下，双桥古朴、空灵，你可以感觉得到，她的每一条石缝间都镌刻着几个世纪的古风和遗韵。一幅《故乡的回忆》，人们才格外注意到了中国还有周庄这样美丽的地方。要是徐志摩能来这里，会不会又有“再别双桥”的另一番韵味和感慨呢？

    小小的周庄，算上双桥在内竟然有十四座桥。不必说那被称为“升官发财桥”的富安桥，也不必说那已更名为外婆桥的梯云桥，无论哪座桥，看到了桥一定会看到树，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头顶的明月与星空。

    周庄的夜，是美丽的夜，由小桥流水、青瓦白墙与柔柔的月光、红红的灯笼构成。这是一幅出自王摩诘的画卷，这是一种庄禅的意境。周庄的夜，是醉人的夜，就像一位银发的老人，在宁静中释放着积淀经年的安详与悠闲；又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在清风里展现着她的婉丽与娇柔。

    站在石拱高高的报恩桥上，与周庄拉开一段距离，回望着周庄的座座老屋，点点灯火，思绪在不觉间已经穿越了几多流水的往事，几重渺远的时空。

    夜深了，降下阵阵凉意，夜凉如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静静地走过一个个老屋，穿过一座座小桥，还是忍不住地回头。我知道，与临走时说还会再来的三毛一样，自己是扔不下身后的那一片风景的。

    好吧，那就回去，做一个小桥当枕、水面为床的甜甜的梦。

【注】陈逸飞：上海青年画家，他来到偏僻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发现了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联袂而成的双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油画《双桥》，给九百岁的古镇周庄，插上翅膀，飞越大西洋，让全世界人民都能领略到古镇周庄的旖旎风光。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不轻易和人打招呼，也永远没得到过一封信。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他从局里低头独步回来，关上门，便坐在书桌旁边。偶然疲倦了，拉开帘幕望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何彬偶然答应几句：“人和人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腿摔坏了，每夜呻吟。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走到门边，却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禄儿罢，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时，忽然想起绳子忘了买了。他打开门，只见人影儿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的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进屋去了。

    累了两天了，何彬闭上双眼，又想起了深夜的病人——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微微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屡屡清香，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

    ……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下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阿芳的灯

王安忆

    走在那条湿淋淋的小街上，家家门户紧闭。雨滴敲在水泥路面上，滴滴答答，空寂的街上溅起回声。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家家户户半启着门，老人在门前择菜，小孩在门前嬉闹。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我走过这里，无心地回头，望见一扇大敞的门里，似乎已经是午饭以后很久了，可是桌上依然杯盘狼藉。一条壮汉横在竹榻，睡得烂熟，苍蝇停在他的脸上，十分安然的样子。一个老妇人，像是壮汉的母亲，背着门在踩一架沉重的缝纫机，粗钝的机器声盖住了汉子的鼾声。满屋都是叫不出名目的破烂东西，我甚至嗅到了一股腐臭味，于是便扭回头，走了过去。

    后来，我开始一日三回地在这条街上往来，因为我搬进新居，上班需从这里走过。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这街上多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摆在临街的一扇窗下。摊边坐着一个女孩，留着日本娃娃式的头发，浓浓的刘海儿罩着活泼泼的眼睛，面容十分清秀，只是略显苍白，可是，唇却有天然的红润。她穿的也是红颜色的衣服，一朵红云似的停在黄的梨、青的苹果、黑色的荸荠旁边，静静地看一本连环画或是织一件不仅限于红色的毛衣。如有人走过，她便抬起半掩在乌黑的额发后面的眼睛，如那人迟疑了脚步，她就站起来，静静地却殷殷地期待着。很少有人会辜负这期待。

    有一次，她见我过小迎上来：“今日的哈密瓜好得很，昨晚才从十六铺码头进来的，虽然贵了一些，可是划得来的。”

    我没买哈密瓜，而是挑了几只苹果。我看见她举秤的手是一双极大的手，关节突出，掌心有些干枯。她的脸却是极其年轻的，脸颊十分柔滑、白晳，眼睛明澈极了。她称好苹果，用一个极小的电子计算器算账，粗大的手指点着米粒大小的键钮。数字显现了，她爽快地免了零头，帮我装进书包。

    天黑以后，这里的生意便忙了许多，除了女孩，还有个男人在帮忙，听他叫她阿芳。我猜想这个男人是她丈夫，可又觉得她委实太年轻，远不该有丈夫。有一日，我忽然觉得阿芳有些异样，来回走了几趟，观察了几遍，才发现她的腰身粗壮了，显然有了身孕。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很惋惜似的，又很感动。再看他们这一对，也觉得颇为美好。他结实健壮，而她清秀苗条，叫人羨慕。他干活不如阿芳利索，态度也欠机灵，可是，对人的殷切却是一样的。

    有一日，我问她：“水果是谁弄来的呢?不会是你自己吧。”

    她说：“是我男人。他下班以后，或者上班以前，去十六铺。”

    “那么执照是你的了?”我问。

    是的，我是待业的嘛!”她回答，脸上的孕斑似乎红了一下，我便没有再多问。

    有了阿芳和她的水果摊，这条街上似乎有了更多的生机，即使在阴霾的日子里。

    后来，水果摊收起了，大约是阿芳分娩了。这条街便格外地寂寞与冷清了。阿芳的门关起来了。关起来的门，如同汇入大海的水滴，退进那一长排、面目如一的门里。我竟再也不记得哪一扇才是阿芳的门。偌大的世界中，一个小小的阿芳，又算得上什么?几个来回以后，我便也淡忘了。

一天傍晚，我忽然看见了阿芳。她依然是罩到眼睛的刘海儿，眸子明亮，皮肤白晳，穿了一件红花的罩衫，安然地守着一个色彩缤纷的水果摊。她怀里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有着和她一样鲜艳的嘴唇，看上去是那样惹人喜爱。她似乎并没认岀我，用一般的热切的声音招呼：“买点儿什么吧。”

    我挑了一串香蕉，她将孩子放进门前的童车里，给我称秤。我看见她的无名指上，多了一枚粗大的赤金的戒指，发出沉甸甸的微弱的光芒。

    从此，这里又有水果摊了，又有了阿芳、阿芳的男人，还有阿芳的孩子。阿芳也渐渐地认识了我，或是说记起了我，过往都要招呼，要我买些什么，或问我昨日的瓜果甜不甜。我还可以自由地在那里赊账，虽然我从来不赊。

    毛头渐渐地大了起来，阿芳也渐渐地圆润起来，却依然容貌俏丽，只是脖子上又多了一条粗重的金项鲢，腕上也有了一只小巧的手镯。夜晚，她男人将电灯接出门外，阿芳织毛衣，阿芳的男人看书，毛头在学步车里学步。摊上的水果四季变化，时常会有些稀奇而昂贵的水果，皇后般地躺在众多平凡的果子中间。

    这一幅朴素而和谐的图画，常常使我感动，从而体验到一种扎实的人生力量与丰富的人生理想。

    一天夜间，下着大雨。忽听有人招呼我，原来是阿芳的男人，正站在门口。他说，今日有极好极好的香瓜，不甜不要钱，或者买回吃了再付钱。我朝他笑一笑，便收了伞进去。毛头睡着了，盖着一条粉红色的毛毯，伸出头，口里还含着手指头。阿芳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越剧大奖赛的实况，那是一台二十英寸的彩电。屋里有冰箱、双缸洗衣机、吊扇、录音机等等。我从筐里挑好香瓜，付完钱，阿芳的男人又邀我坐一坐，避过这阵大雨。

    我站着与他说话。我问他：“就你们自己住这里吗?”

    他说是的，姆妈在去年去世了。

    “水果赚头还好?”我问道。

    “没有一定的，”他说，“像去年夏天的西瓜，太多了，天又凉快，价钱一下子压了下来，蚀了有几百呢!国营商店蚀得更多了。”他笑了一下。他虽长得粗壮，眉眼间却还有一丝文气，像读过书的样子，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只不过是车工罢了，插队回来，顶替姆妈的。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起很多年以前，从这里经过，有一扇门里的邋遢而颓败的景象。那里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母亲。或许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定是这里。我激动起来。阿芳随着电视里的比赛选手在唱“宝玉哭灵”，她是那么投入，以至竟然没有在乎我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我看着她，心里想着，难道是她拯救了那个颓败的家，照耀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黯淡的生计，并且延续了母与子的宿命与光荣?

    可我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那里。这里所有的门，都是那样的相像。我极想证实，又不敢证实。我怕我的推测会落空，就像怕自己的梦想会破灭。我很愿意这就是那个家，我一心希望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我决定立刻就走。雨比刚才更大、更猛，阿芳的男人极力地挽留我，连阿芳都回过头来说道：“坐一会儿好了。”

    可我依然走了。我逃跑似的跑出阿芳的家，阿芳的灯从门里幽幽地照了我好一程路。我没有再回头。我怕我忍不住会发问、去证实，这是那么多余而愚蠢。我不愿这个美丽的故事落空，我要这个美丽的故事与我同在。

(有删改)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