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分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分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累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有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雠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不是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然。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材料一：

    劳动节假期年年有，但又有多少家长在劳动节上好了“劳动”这一课呢？

    放学途中，书包在父母长辈的肩上，孩子们却两手空空；午餐时，小学一年级的众多孩子不会剥虾，导致无从下口；更有甚者，大学生不会自己洗衣服，每周带一大包脏衣服回家。

    对于劳动，家长们各有说法。

    家长1：儿子2岁多，开始自己用微波炉热牛奶。4岁多，站在小板凳上煎鸡蛋。现在6岁，可以自己煮西红柿鸡蛋面。

    家长2：儿子10岁了，还不太会系鞋带。每次看他系得那么费劲，我很着急，干脆把他所有的鞋子都买成带粘扣的。男孩就是没有女孩那么细心，生活能力差点儿就差点儿吧。

    家长3：我觉得孩子的任务就是读书，只要学习成绩好，长大了自然有出息。至于劳动教育，对孩子意义不大。

（摘自“校长会”微信公众号）

材料二；

    2019年9月到12月期间，××省在八所中小学对450名师生就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省中小学就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调查统计表

（选自《追寻教育之源：对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审思》）

材料三：

    劳动教育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这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共识。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劳动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成就幸福圆满人生的有效途径。

    劳动教育对于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形成勤俭节约、踏实肯干、意志坚定、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使之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劳动可以促进学生形成基本的生活生产劳动技能、初步的职业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和动手实践的能力。劳动教育要在增长青少年的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引导青少年在做中学，学中做，在社劳动实践中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

    劳动教育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形成以劳育美、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审美观，让青少年学生在劳动创造中形成发现美、体验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离不开劳动教育的支撑。要把劳动教育融入劳动课程、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实践、家务劳动各环节，整体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1日，有删改）

材料四：

    在国新办9日举行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意见》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表示，劳动教育是当前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短板。因此必须加强。《意见》在劳动教育上单独列了一条，作为“五育”之一，德智体美劳单独表述。

    加强劳动教育，须加强制度建设。准备制定两个文件，一个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进行顶层系统设计。二是制定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纲要。通过制定劳动教育的指导纲要，明确具体内容和实要求，确保劳动教育能够落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最关键是要调整、优化课程设置。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是要把劳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第二是要有专门的劳动教育课时，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和要求，按照规定和要求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

（选自国新网，有删改）

本巴(节选)

刘亮程

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和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

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25岁，美男子明彦也长到25岁，本巴国所有人约好在25岁里相聚，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

能预知未来99年凶吉的谋士策吉，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每日站在班布来宫的瞭望塔上，往几十年远的路程上眺望。

后出生的美人阿盖姗姗来迟，在她12岁的早晨，江格尔隔着13年的距离拉住她的手。 多远年月里的美人，江格尔的手都能伸过去拉住。

还有摔跤手萨布尔，他在23岁时突然想起一桩往事，掉转身跑回到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然后，他两天走完20年的路，在晌午前赶上班布来宫的隆重酒宴。

萨布尔说，好多我们熟悉的人都在童年里贪玩。

还有快嘴判官贺吉拉根，他刚打完一场13岁里的官司，把明彦小时候被人夺走的牛石头牧场判回来，让这位美男子，脸上有了来自少年的灿烂阳光。然后，他急匆匆往25岁里赶，这位嘴比腿快的大判官，他的嘴巴已经伸到班布来宫的酒宴上，腿却还在一年远的戈壁上蹒跚。

还有，牧马人哈尼赶着成群的马匹过和布河，上游的河里蹚满彩霞般的枣红马，中游的河里蹚满夜色般的铁青马，下游的河里蹚满蒲公英花般的雪青马，河水被千万只马蹄溅起，在半空中飘成另一条河。 站在宫殿瞭望台上的谋士策吉，看见这条年老的河流里，蹚满一岁两岁的马驹。而牧马人哈尼，正在赶马蹚过他24岁的那段河，他离班布来宫，只剩下一声马嘶传到的距离。

还有，挥双斧的大肚英雄贡布，已经在25岁里待了七年，他的年龄停住了，左右手的金银斧头却不愿停住。左手的金斧头追着阳光往前走，杀尽未来年月的敌人。右手的银斧头循着月光往后走，把暗中跟过来的大鬼小鬼全砍死在黑夜中。

整个本巴只有洪古尔一人没有长大。

洪古尔本来可以和江格尔一起长大，他父亲蒙根汗把长大的机会给了江格尔。

当本巴草原还是巴掌大，天上的月亮还是指甲盖大的时候，江格尔出生了。

江格尔一出生便成了孤儿。

他的父亲乌仲汗，晚年沉迷于一场一场的酒宴。 一代汗王和他的勇士们，都老得骨头变薄，经不起草原戈壁上的风吹雨打，老汗王和他创建的本巴，却早已风雨飘摇。

策吉的父亲，那位只能看见前后20年凶吉的老谋士，醉醺醺地站在宫殿前的瞭望塔上，焦虑地看见五年八年远的路上，扬起冲天尘土，四面八方的烟尘在朝本巴围拢过来。

老谋士已经没力气走进宫殿，给比他还老的乌仲汗汇报军情。

早年，他的智谋还管用。 当老汗王和骨头变薄的勇士们，借着酒劲，七嘴八舌地说他们年轻时打过的胜仗、杀死的莽古斯时，老谋士命马夫把宫殿所有的窗户打开，让那些骇人的大话随风飘去，一次次把远路上的敌人吓退。

后来不行了，那些老英雄没牙的嘴里，连一句硬话都没有了。

本巴就在那时被莽古斯彻底吞噬。

一世英主乌仲汗，在酣醉中被莽古斯掳去，只留下嗷嗷待哺的江格尔。

洪古尔的父亲蒙根汗把出生不久的江格尔藏在山洞，让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洪古尔冒充江格尔被莽古斯掠去。聪明的莽古斯并不相信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家伙就是江格尔，他们把洪古尔拴在车轮旁看着他长大，只要长到车轮高，不管他是不是江格尔，他们都会杀了他。

洪古尔就在那时候停住不长了。

藏在山洞的江格尔却迅速长大，那个漆黑的山洞让江格尔仿佛又回到母腹，他一场一场地做梦，在梦中学会父亲乌仲汗打仗治国的所有本领，并在梦中把一辈子的仗打完，赶在山洞盛不下他之前，跑了出来。

那真是地动山摇的一天。

那座让江格尔第二次出生的高山，有了一个名字，叫赛尔山。 对面的另一座叫哈同山。 一个是王，一个是妃。

相传还没投生人世、形似一颗晶莹露珠的美人阿盖，就在哈同山顶的草尖上，望着赛尔山头云阵般升起的一场场梦，等待那个做梦的人出世。她等到石头开花，又在江格尔出世后，等到地上的露水积攒成一条河，连接起两座山，她才迟迟来到世间。

这条连接起赛尔山和哈同山的河，也有了一个名字，叫和布河。

话说江格尔一出世，便将吉祥平安还给了本巴，占领了他父亲草原的莽古斯，都被江格尔消灭在一场场的梦中。

那些蛮狠的莽古斯，白天在本巴草原上横行霸道，每到夜晚，眼睛一闭，江格尔便提刀跨马出现在他们梦中。江格尔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捕捉他们。那些可怜的莽古斯，大白天睁开的眼睛，天黑后再不会合上。江格尔把他们统统消灭在梦中。

洪古尔眼看长得威武雄壮的江格尔，从山洞出来，几乎没动手便收复了本巴，当了汗王，还娶了天下无双的美人阿盖做了夫人，他便知道自己再不需要长成大人。

洪古尔从那个铁链拴他的车轮旁被解救出来。他仗着自己年龄小身体轻，脑子里没装世上沉重的事情，借一阵风便可到达千里之外，轻松追上那些逃跑到连江格尔都梦不到的天边躲起来的莽古斯，把他们的头砍了，揪住头发抡圆，扔到七场风远的另一重天边。

在人们纷纷离去的童年，还有好多不愿长大的孩子，他们或孤独一人，或成群结队，留在变成往事的白天黑夜里。

那里树不往高长，河水不往两岸上荡漾，太阳和月亮，在人们的念想里发光。

洪古尔的岁月在那里停住。那些孩子用稚嫩的童音喊洪古尔的名字，让他去做搬家家游戏。

可是，一直不长大的洪古尔没去玩这些小孩游戏，他跟长大成人的勇士们坐在一起。 江格尔安排他坐在十二英雄右手的首位，人们叫他吃奶的少儿英雄。

洪古尔吃了多少年的奶，她母亲都记不清。

当巴音温都尔山刚刚抬起的时候，洪古尔就在吃奶了。他拒食人间任何食物，除了奶水和酒。

(有删改)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大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黑格尔就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大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品格，海洋特质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逐渐丰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数次东巡，并派徐福率众东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庄子》《山海经》等大量早期古代经典文献中也都不乏对海洋的描述，特别是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记载，都是时人利用海洋的真实写照。汉代则有了国人走向远海更为具体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扬帆远航，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三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魏国曾在青、兖、幽、冀四州大造海船，当时东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船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隔舱技术，即使个别船舱受损进水也不影响航行。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东南亚等地。唐代不仅陆上疆域广阔，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影响也实现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城都有新的发明。在与日本等国的海战中，唐朝船队多次取得胜利。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泉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对于当时海洋贸易、对外交往等的记述更为详尽，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转至海洋，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各历史阶段的总体性特征的研判，不难看出其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一个生动例证。宋代以来，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发展，如今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妈祖信仰蕴含的大爱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来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但中华海洋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早在两汉时期，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就以各国的相互交流、往来互信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大海波涛汹涌，深广难测，这一自然属性令海洋文化富于开拓冒险精神。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各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