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如何加快转型，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全球传统媒体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讲话提出，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融媒体中心建设，是破解传统媒体内部运行机制创新难题的龙头工程，直接决定媒体融合程度。从2015年两会报道开始，人民日报开始尝试“中央厨房”工作机制，打通全社采编资源，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传播”，形成“移动端讲快、PC端讲全、报纸讲深”的既融合又错位的发展格局，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融合产品。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相继成立全媒体或融媒体工作机构，努力使“中央厨房”运行常态化，带动采编资源整合与体制机制创新。地方各级媒体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以及各地广播电视台，都围绕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多层次推进的“融合发展方阵”。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数字技术与不同媒体融合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融合成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运用到全媒体采编平台之中，移动直播、H5应用等技术在采编制作环节普遍采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从无到有。这些技术进步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技术也为融合发展的传播效果评估提供了便利条件。融合发展的效果如何，包括内容传播效果和项目建设效果是否达到了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目的，都要进行准确的反馈与评估。应以传播效果评估为重要环节，倒逼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尽管同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前列、处于“第一方阵”，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更胜一筹，但在内容生产上还要进一步努力。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主，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内容是满足受众需求的“第一指标”’技术与渠道都是为了方便内容到达受众。

（摘编自崔士鑫《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人民日报》2017年2月19日）

材料二：

    4月2日，人民网研究院发布2017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报告对全国296份中央、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主要报纸、301个中央及省级广播频率、37家拥有上星卫视的电视台的融合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分析2017年媒体融合传播的总体水平和特点。

表1  报纸、广播频率、电视融合/网络传播力TOP10

表2  传统媒体渠道拓展情况

（摘编自人民网研究院《2017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

材料三：

    日前，《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7—2018）》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蓝皮书指出，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媒体改革的必经之路。虽说新兴媒体依靠互联网和移动新载体而生，依靠先进的传播技术具有信息海量化、传播立体化、传播高效化等先天优势，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信息同质化、内容低俗化等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媒体在信息加工处理上具有专业优势，多年积累的媒体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更是不容忽视，传统媒体在数字化环境下依然拥有自己的情怀和梦想。从融合演化路径来讲，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过程，而是全面的深入“相融”过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既不是“弱弱联合”，也未必是“强强相加”，而是优势互补，强弱结合，最终形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协同共进的良性发展局面。

    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打造一个新型的适应受众、用户需求的信息传播平台的过程，也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发现经济新增长点的过程，更是创造内容与载体相互助益的媒体新生态的过程。2016年以来，报纸杂志停刊的消息密集发布，这是纸媒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痛点”，给行业内从业者带来紧张和压力的同时，部分纸媒的停刊也给其他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启示：传统媒体通过资源整合，以转移或者搭建传播平台的形式开拓融合道路，继续进行新闻内容生产，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发展的新思路。

（摘编自“中国皮书网”，2018年2月11日）

    材料一：

    网络动画是为互联网而生的动画类型，目前比较准确的定义应是：网络动画是根据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制作，并且以互联网为主要发行渠道的动画作品。网络动画技术表现形式为GIF（1994-2000）、Flash（2000-2005）、Video（2005-今）以及新兴的VR动画等，接收终端也经历了PC、手机等智能终端变化。

与传统动画相比，网络动画在作品的审美倾向、题材选择、表现尺度、类型细分，叙事节奏、视觉呈现上有较明显的特征和差异。网络动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视觉形象等，吸引着大量年轻粉丝，成人化倾向明显。数据显示，网络动画在20岁以下及20-30岁年龄段群体中覆盖率分别为43.8%和43.6%，其中以月收入较高人群（超过10000元）和无收入人群覆盖率最高，分别为36%和35.4%。这说明网络动画主要受众群以无收入的学生和有较高收入的都市白领为主。

    网络动画产业在融资渠道、成本控制、制作周期、评估手段、产业价值链条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特点。网络动画大多是周更，长度在几十集、甚至上百集，大量网民参与以及互联网海量存储能力使日益增多的网络动漫平台储备剧增。基于互联网特性，经过网民或从业者大量原创产品在网络上“试错”，这些作品有了与市场对接的机会，也减少了作品后期开发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孙平《中国网络动画产业现状探析》）

    材料二：

    2017年，腾讯、优酷、爱奇艺等国内主要互联网播出平台在引进海外作品的同时，也自觉加大了原创自制的力度。一系列制作精良的网络动画，有效改变了国产动画的形象，使得“古风”“国风”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新审美。网络动画由于互联网受众本身的年龄特征，体现出以“青春”为代表的主题关键词。例如，《全职高手》根据蝴蝶蓝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网游高手叶修在遭到俱乐部的驱逐后，召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重返巅峰之路的故事，充满激扬奋进的正能量，《一人之下》的架空世界观把玄幻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发掘人性的光辉。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淀，中国网络动画的主流，不再是以俊男美女、神鬼妖狐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英雄、个性、梦想等青春主题来与观众产生深层次的情感沟通，逐步从注意力经济发展到情感力经济。

    （摘编自《2017年中国动画的理性回归》）

    材料三：

在中国网络动画发展的前期，各网络动画公司几乎都是亏损状态，网络动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开始探索出一条与日本和欧美都不同的盈利道路。动画的制作成本一般都很高，10多分钟一集的网络动画一般要50万元以上，如果没有一条可持续的盈利途径，中国网络动画很难会再有新突破。现在网络动画的盈利模式一般是通过视频网站购买播放权能够收回一定成本，再授权给一些公司销售动画的有关漫画、图书、衣服、手办、玩具等动画衍生品也能收回一些成本，像秦时明月和不良人授权拍真人剧也是一个不错的模式，有些动画公司还将动画播放权卖到国外赚取版权费，同时一些优秀的动画作品会得到一些国家奖项的奖金，政府的扶持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综合下来，只要动画公司能够制作出优秀的作品，盈利将变得简单。

（摘编自李国正《中国网络动画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大多数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

（摘编自《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还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

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很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没时间。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而工作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材料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孕育出来的独特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与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契合之处，这使得继承革命文化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文化源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信互助、上善若水、天人合一”等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美德追求。这些优秀道德基因和价值元素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就革命文化而言，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都体现了爱国、为公、自强、勤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继承与弘扬。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论，其基本理念和内容如爱国、诚信、友善、和谐等，也都充分体现了对忧国忧民、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崇尚和合等中华传统美德的辩证汲取和发展，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

从内容上看，革命文化内容丰富，既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人格、心理、精神、行为方式的综合，又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心理的重大文化成果。可以说，革命文化不仅凝结着高尚的道德资源，还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真理文化。它从形式到内容，从表面到深层都蕴含着民族的独立与国家富强等政治目标，社会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共产主义价值诉求，敬业奉献、艰苦朴素等精神品格，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都有着相通和契合之处。这意味着弘扬革命文化其实就是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和精髓，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理解。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精神文化系统，虽然在不同时空出场，但若将它们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便会发现，二者在目标导向上有着共同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致力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革命文化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在革命时期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坚定革命信念，凝聚革命力量，齐心协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提供支撑。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重温和发扬革命精神，是为了激励民众克服改革阻力和困难，进行伟大斗争，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宗旨就是引领与整合多元价值，树立共同的价值标杆，抵制各种错误价值观，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汇聚精神动力，从而助推民族复兴目标实现。由此可见，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还有着共同的长远价值目标，在“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两个重要方面保持了高度统一。这样的内在统一性有助于彼此产生深度共鸣，从而助推革命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编自田旭明《革命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材料二：

怎样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认真做好这一工作，要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下苦功夫。

第一，在认识上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特别是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任务、方法途径的认识，打好认识上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文化工作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使得我们对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增添了新的认识。

第二，在实践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将其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也只有当红色革命文化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为综合国力中的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所以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在实践中的复杂工作过程。建设这一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主要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

总之，凡是有利于发展繁荣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事，都应当而且积极主动地开展起来。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之事也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重在实践，重在行动，重在从我做起，重在从当下做起。

（摘编自荣开明《红色革命文化：内涵、特征与弘扬》）

古代诗人的生活和情感相对统一，极少出现分裂型人格和自毁型悲剧，虽然陶潜、苏轼等人也有忧患和矛盾，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对统一的整体。而在现代新诗史上，自杀、沉沦、精神分裂等现象却频频出现。也许我们该重新审视一下诗性阅读了。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史诗时代已经落幕，一个更加日常化的“散文时代”开启。在日常生活中发掘生命的诗意和人性的丰富性，大概是现阶段诗歌最重要的意义。

诗歌是非常独特的文体，它最富有情感性、想象性、象征性。诗歌的艺术世界与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有着巨大的异质性，或者说它是一个超现实的艺术空间。因此，我们倡导最有效的阅读方式——诗性阅读。所谓“诗性阅读”，就是尊重诗歌特质的阅读，尊重诗歌的情感性、情绪性、想象性、象征性、超现实性。这些特质都具有弥散性、非直接言说性。“诗性阅读”重在体会，是读者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忘我的浸入，是不带“思想预设”和“解释企图”的浸没。“解释”显然不是这种阅读方式的手段，更不是目的。体会往往具有瞬间性的特征，它发生在读者阅读作品的第一时间，读者暂时忘记了对历史—现实的价值提问，全身心的参与使读者的本能感受在瞬间复苏。“体会”的结果是读者接触文本时产生的“快感”。引起这些快感的，可能是诗歌意象蕴含的“思想”“本质”，也可能是意象本身的鲜明质感，还可能是语言本身的质地。

必须指出的是，诗歌的风格是丰富多样的，不同风格的作品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应来“抚慰”心灵。面对优美的诗，我们的心情获得愉悦；面对悲伤的诗，我们的心灵经受洗涤；面对荒诞的诗，我们会在非理性的勘探中获得理性精神的韧性……这就有必要破除关于“诗意”的“唯美化”定义——“语句优美、诗情画意、意象鲜明、主题明确”，而应该专注于各种风格所营造的深邃而绵邈的艺术境界，去激活自己的生命感受。有些并没有直接呈现“思想性”的作品，依然可以唤起积极的情感体验，比如泰德·休斯的《马群》。我们不必匆忙地去寻求《马群》里“马群”象征的是什么“思想”。事实上，意象自身的意味足以令人无法忘怀。面对“马群”意象，我们犹如面对一组冷酷、犷悍的青灰色铜雕。我们在设身处地的阅读与体味中，灵魂获得一种有效击打！这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有效治愈与激活。

现代汉诗的境界越来越追求更大的审美张力，越来越趋向于更多复杂性与含混性的表达。因此，我们不必刻意去提纯“诗意”，以削弱诗歌的表现力和诗思的丰富性。现在的诗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往往将“诗意”理解为“唯美”，将诗意提纯为积极情感的直接表达，而摒弃了“复杂性”。文学所表现的世界不应该只有“唯美”，越是复杂世界的表达，越是能够加深读者的认知，使其能够形成更加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广义的“诗意”是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独特而丰富的感性生命形态，而不是唯美的、抽象化的认知。它是整体性的生命观照，既呈现美好的一面，也呈现并不美好的一面。譬如，海子自杀不值得提倡，但他无论面对多么荒谬的现实，总是在自足的艺术王国里葆守着一份本真与纯粹，宁肯自毁也不愿被玷污。这种纯洁的乌托邦精神，唤起的是积极的价值观念。正如殷国明所说，对于诗人来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再次堕入深渊”。所以，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悲剧，在悲剧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而不是回避悲剧。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元宇宙概念的兴起，人的具身化逐渐使人的情感创造功能转移到技术媒介，从而让行动媒介理论主宰了“人”的精神活动，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后人类时代”。当前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对诗歌艺术的情感价值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是，情感的立场、人性的立场，才是诗歌艺术最终极的立场。尽管出版了诗集的机器人小冰和小封都声称是IQ和EQ的综合体，但是，究其实质，其创造机制都是基于数据和算法技术。算法是以一种“可计算”的信息产制模式将“数据转换成可读的故事”，是一种高智能化的文字组合游戏；而诗歌艺术的情感世界远远超越了AI算法所遵循的“可计算”逻辑及其“数据关系”。无论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如何使人具身化，人自身的主体性是无法让渡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现实生活的波澜壮阔与丰富多彩，只有经由诗人主体的情感的浸润和灵魂的重构，才能转化为优美的诗篇，触动万千读者的心灵。在高度物质化、技术化的时代，更有必要重提诗歌的人文精神和诗教价值。

（摘编自赵思运《新媒介时代的“心学”》）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