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15年以后英国逐步取消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1846年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但欧洲大陆国家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采取更具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19世纪初新兴的民族主义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进程起因于工业革命和大不列颠工业的先进性。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的著作对幼稚产业保护进行了论述。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禁止自由贸易，1858—1860年制造品进口只占总进口的3.8%。德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也推行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

——摘编自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

材料二：自1928年起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形式上获得关税自主权。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关税税制进行了改革。进口税方面，国民政府1928年12月7日通过的《海关进口税税则》规定，进口货税率为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1日起施行《海关进口税税则》，进口货税率从5%到50%不等；1933年对进口货税率进行了修改，税率从5%到80%不等；到1936年，平均进口税率达31.2%，最高达80%。出口税方面，1931年税率分别为7.5%和5%；1934年6月，对出口税则作了修订，税率分别为5%、7.5%、10%三个等级。在此前一年，财政部先后宣布对生丝、纯丝制品、米谷、小麦、荞麦、高粱等免征出口税。1936年度，关税收入共计3.46亿元，其中进口税及附加税收入为2.76亿元。

——摘编自史仲文、胡哓林《中国全史》

①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②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③国民政府明确要求实现关税自主权

④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赢得了国际地位的提升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