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志铭（节选）

【唐】韩愈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①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②先人墓侧。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注】①观察使：官名。②万年：柳宗元的故乡万年县。

    材料一：

    为何失实信息屡屡出现在网络中？在《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这是因为信息供给严重过载和用户注意力严重缺失。报告认为，尽管当前互联网新闻生产及传播的便捷性、时效性等优势已经充分获得网络新闻信息用户的认可，但新闻资讯的质量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在新闻的诸多属性中，真实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核心属性，脱离了真实性，新闻便失去了其所有价值。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媒体的被信任程度是相互作用的，新闻媒体信用程度越好，其生产的新闻可信性就越高，而新闻可信度越高，为受众带来的价值回报就越高。

    中国（商业）网络媒体的满意度图谱

    （摘编自《让新闻回归本真——记<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二：

    近年来兴趣推荐类资讯产品成为市场上一大趋势，并在2017年迎来井喷式发展，个性化推荐产品，符合用户对兴趣、娱乐化、个性化内容的需求，其用户活跃量增长迅猛也就不足为奇。但从工信部的报告中不难发现，在信息过载的媒体环境下，用户对网络媒体的可信度、真实度、责任感，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和期待依然强烈。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高品质的内容相较于个性化资讯，更能获得用户的好感度。兴趣推荐类资讯产品好感度排名靠后这一现象，也将会督促整个网络媒体平台行业提升其自身的媒体的公信力。

    （摘编自《2017年网络媒体现状：用户活跃量稳增公信力却没悉数跟上》）

    材料三：

    媒体公信力报告显示，体制内媒体的满意度整体高于商业类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以及人民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客户端表现较好；商业类媒体平台中只有少数媒体如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等跻身第一阵营。

    在用户信任度与社会责任感方面，位于第一梯队的新闻网站有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同样位于第一梯队的新闻客户端有人民日报、澎湃新闻、腾讯新闻。体制内媒体在用户信仕度和社会责任感方面表现非常好，商业类媒体较为欠缺，而腾讯网与腾讯新闻客户端位居商业新闻品牌第一位。

    在覆盖率与影响力的维度上，商业类媒体比体制内媒体表现更好。其中，位于第一梯队的腾讯网与腾讯新闻客户端，成为网民访问量最大、用户选择度最高的商业类网络媒体平台。然而，越是有影响力的媒体，就越需要提高用户信任度和加强社会责任感，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更要认真审核信息、深度挖掘新闻、杜绝有偿报道等，这样，商业类媒体才能在高覆盖率和强大的影响力下树立自身的权威性。

    （摘编自《工信部舆情中心报告：网络媒体公信力有待提升》）

    材料四：

    新闻素养应该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知识。这要求我们判断：新闻是什么内容；新闻的内容是否完整；信息源是谁，是否可靠；新闻提供了哪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有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

（摘编自江禾《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坚守新闻真实》）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的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为人类馈赠了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是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行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单，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轻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做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杨镐四路丧师，京师大震。累疏请练兵自效，神宗壮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列上十议。时辽事方急，不能如所请。光启疏争，乃稍给以民兵械。

未几，熹宗即位。光启志不得展，请裁去，不听。既而以疾归。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方议用，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复移疾归。天启三年起故官，旋擢礼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贤党智铤劾之，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还复申练兵之说未几以左侍郎理部事帝忧国用不足教廷臣献屯盐^①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擢本部尚书。时帝以日食失验，欲罪台官^②。光启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③法。元时尝当食不食，守敬且尔，无怪台官之失占。臣闻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帝从其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

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

御史言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乃谥光启文定。久之，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加赠太保，录其孙为中书舍人。

(节选自《明史·徐光启传》，有删改)

【注释】①屯盐：屯田和盐务。②台官：钦天监属下的五官灵台郎，掌管推算日月食等事。③郭守敬：元代天文学家，主持编制《授时历》，为我国历法史上使用最久的历法。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①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②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③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④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

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然非豪杰不能也。荀彧少时，以颍川四战之地，劝父老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彧独率宗族往冀州，袁绍待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去而从曹操。其乡人留者，多为贼所杀。

袁绍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独往荆州，刘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① ， 避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为表所害。

曹操牧兖州，陈留太守张邈与之亲友，郡士高柔独以为邈必乘间为变，率乡人欲避之。众皆以曹、张相亲，不然其言。柔举家适河北，邈果叛操。

郭嘉初见袁绍，谓其谋臣辛评等曰：“智者审于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与共济大难，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评等曰：“袁氏今最强，去将何之？”嘉不复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

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钦数见奇于表，袭曰：“所以俱来者，欲全身以待时耳，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许，俨曰：“曹镇东必能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诣操。

河间刑颙在无终，闻操定冀州，谓田畴曰：“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颙，天民之先觉者也。”

孙策定丹阳，吕范请暂领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众，岂宜复屈小职！”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欲济世务也。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从之。周瑜闻策声问^② ， 便推结分好，及策卒权立，瑜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服事焉。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起一见刘备事之不疑。

此诸人识见如是，安得困于乱世哉！

（选自《容斋随笔》，有改动）

【注】①本初：袁绍，字本初。②声问：名声，名望；“问”同“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