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弟也。石敦厚寡言，而器识过人。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为行军猛安。睿宗为右副元帅，引置军中，属之宗弼。拜参知政事。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注】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惟陛下无牵于众惑。”上意遂决，即日启行。

    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平章政事合喜之侄也，赃滥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问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为天下奸污未尽诛耳。”闻者悚然。石司宪既久，年浸高。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十六年，薨。

    石以勋戚久处腹心之寄内廷献替外罕得闻观其劾奏徒单子温退答宰臣之问气岸宜有不能堪者。时论得失半之，亦岂以是耶？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曰：“国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贫。”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复何忧。”史又称其未贵，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以事见石，惶恐。石曰：“吾岂念旧恶者。”待之弥厚。

    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有司谓兵为国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轻孰重？国家所恃以立者纪纲耳，纪纲不明，故下敢轻冒。惟当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无争，是为长久之术。”趣有司按问，自是军民之争遂息。北京民曹贵谋反，大理议廷中，谓贵等阴谋久不能发，罪止论斩。石是之。又议从坐，久不能决。石曰：“罪疑惟轻。”入，详奏其状，上从之，缘坐皆免死。北鄙岁警，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石曰：“不可。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议遂寝。

【注】正隆：金国海陵王的年号。

    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剪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永元七年，后与诸家子俱选入宫，入掖庭为贵人，时年十六。恭肃小心，动有法度，和帝深嘉爱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诚难及也。”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帝崩。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箧，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即时首服。左右莫不叹服，以为圣明。及殇帝崩太后定策迎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殉器及诸丧礼事事减约十分居一。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选自《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有删节）

    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材料三：

    互联网各类企业分布比例图

    （选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四：

    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1 5日）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题。

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转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缪公通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 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节选自《吕氏春秋》，有删改)

材料一：设想一下，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从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 当然，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是其中一点。就像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这个理论得到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做出了准确的而别的理论没能做出的预测。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验证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理论的另一个特性是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具体地说，如果你根据某个理论预测了某个数据或观察结果，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释了这个数据或观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是某种追溯预言。在20世纪早期，科学家发现水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奇怪。此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发表相对论。如果相对论在关于水星轨道的观察结果出现之前就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用来预测水星轨道的奇特情况，因为相对论可以解释这些特殊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希望从科学理论中得到准确的预测和解释，但是，只有这些特点是不是就足够了? 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反映现实事物的情况? 正是这个命题把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一个适当的理论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至于这个理论是否反映或模拟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而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事情恰恰相反，一个合理的理论必须不仅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而且要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情况。

在这里，让我们用托勒密天文学体系来理解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区别。托勒密体系由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公元150年左右提出。它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其他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转的地心说理论。托勒密使用了周转圆这套数学算法来预测和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相关天体的位置。托勒密并非周转圆算法的发明者，但与前人相比，他拓展了这个算法的使用范围。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复杂的宇宙模型，如果没有周转圆 (或类似的东西)，就无法准确预测和解释行星的运行。

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150年左右的工具主义者来说，“其他行星是否真的沿周转圆运行”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重要。托勒密的理论准确地损言和解释‘丿相天数据，这丿定唯一的重点。但与之相反，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尽管托勒密的理论做出了准确预言和解释，但现实主义者仍然要求这个理论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m以，如果兵他行星没有沿周转圆巡行，也就是说，如果周转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托勒密的理论就不能被接受。

一个人对某个科学领域的理论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领域的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举个例子，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现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秉持现实主义态度。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则对现代量子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

也有人可能分别用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来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举个例子，哥白尼体系 (一种日心说理论) 于16世纪50年代发布，到了16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大学里，同时教授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少见。在望远镜发明(大约在1600年) 之前，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相信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人们通常对托勒密体系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哥白尼体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被当作一个便于预言和解释的理论而被接受和广泛应用。总之，在1550年到1600年间，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和平共存。然而，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以及表明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证据被发现以后，这个相对和平的共存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

总结一下，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人们对待理论的怂恿。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准确预测和解释相关数据。但是，现实主义者同时认力，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描绘或塑造事物的真实情况。最后，混合了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情况，或者对某个理论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理论持工具主义态度的情况，并不万盾，也并不少见。

(摘编自理查德·德威特《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孙天译)

材料二：我们今天以一种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比任何人对于西方摆脱教会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枷锁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大。

诚然，希腊古典时期就有一些学者确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这种对宇宙的认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依旧坚守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阐述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难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直觉，也要掌握当时不易获得的天文事实。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为现代天文学铺平道路，也让人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一旦认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觉也就如过眼云烟了。可以说，哥白尼以其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逊。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出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因为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对哥白尼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人，难以用它来加以解释。

(摘编自爱因斯坦《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 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 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