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看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分享经济又称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市场交易额较上年增长103%，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带动就业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预计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分享经济领域提供服务人数有望超过1亿，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规模及带动的就业机会

    分享经济将重新定义工作和就业：从全职全时工作走向兼职分时工作，从办公室与工厂走向更个性化的居家与旅途；“公司十员工”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平台十个人”所替代，参与者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减轻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程度。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劳动关系。一方面，劳动力的新流向会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招工难”现象，加大劳动关系运行风险。另一方面，劳动者就业从实体经济转向共享经济，也意味着从国家构建的劳动保护网络中脱离，不再享受劳动法律规定的劳动者的各种权利，从劳动关系转变为劳务关系或商务关系，以“自雇”的个体经济方式出现，这不仅是劳动者权益的一种损失，也使得劳动者面临更大的市场经济风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对共享经济带来的这些风险有警惕之心和防范手段。

（摘编自闻效仪《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享经济对劳动关系的影响》，2017年8月29日《工人日报》）

材料三：

    共享经济给我国就业形势带来了新变革和新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正在焕发“第二春”。目前国内为各类共享单车生产智能锁的制造厂商的劳动者大概有1万人，而老牌自行车制造企业如今有80%以上的员工在为生产共享单车服务。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改变了原有的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一，排他的雇佣关系，带来了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就业模式，就业环境更加开放，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这种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流动。未来可能带来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但也会带来结构性就业。

（摘编自孙飞等《完善就业保障成共享经济发展新课题》，2018年1月1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四：

    随着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介入市场，传统业态受到严峻挑战。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等非常注重维护各方利益，常常利用现有法律进行干预。法国自2018年开始实行载人车辆新法规：除了传统出租车外，只有经过统一培训、通过考试获得载人资质者，才有权利用网上叫车平台或应旅行社等机构要求提供载客服务。舆论认为，法国这一法规是社会面临新经济形态的一种选择，也是听取各方利益诉求后推出的一项平衡措施。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是各国都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中国也一样，甚至做得更好。

（摘编自张洽棠《共享经济“三伪”之辨：什么才是真共享？》）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刚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2019年3月3日，人民网）

材料二：

（摘编至《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材料一：

清代袁枚《续诗品》中，将“著我”列为二十四品中的一品：“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它一方面强调了风格的创新，另一方面强调了风格的独特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家书创作与诗文创作一样要强调自我，强调个性，强调艺术的独特风格。“著我”的家书，在创作中表现强烈的自我个性，表达了对艺术个性化的愿望和追求。

在家书审美创造、鉴赏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但凡优秀的家书作品，其中必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色彩，从而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欣赏朱自清的《给亡妇》，全篇既不是捶胸顿足，也没有呼天抢地，只是深情地细诉亡妻生前的一切，平实地回忆了她十二年来对自己和孩子的种种恩情，语气平淡冲和，不见任何突兀之处，但是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作者的哀悼之情。同样是写给亡妻的家书，并拥有相同的形式和内容，蔡元培的《致亡妻黄仲玉》却呈现不同的艺术风格。蔡元培的家书是一种直抒胸臆火山爆发般的感情，声泪俱下地哀悼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妻子黄仲玉。家书中感叹词“呜呼”前后出现了十三次，作者心灵的风暴翻江倒海般地扑面而来，让人感慨万千、涕泪横流。面对一封封血肉俱丰的家书，我们进行审美鉴赏时，一定要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把握作者的主体审美意识，将审美视角锁定在作品中的心理体验和深厚内蕴，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领略家书艺术的审美价值。

（选自《家书的审美风格》）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材料三：

当今社会，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不难想象，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所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

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一个领域，经常被简写成“AI”。AI的目标是用机器尽可能地模仿人的精神活动，或许还能在这些方面最终改善并超出人的能力。迄今为止，AI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呢？可以公正地说，AI的确做了许多聪明的事，但其对人类智慧的任何模拟都还远未成为事实。

柯尔贝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的电脑程序与图灵测试相连贯，它成功地模拟出一位精神疗法专家，以至于某些病人发现自己对电脑比对人类更愿意袒露自己的内心。虽然这会给人一种电脑具有某种理解力的可怕印象，然而在事实上它一点儿也没有，它只不过是遵循着某种相当简单的既定规则或算法而已。

计算机下棋也许是机器被认为能够“智慧作为”的最好例子，因为一些机器在与人对弈时实际已达到极受尊敬的“国际大师”的水准。其实，下棋机除了精确的计算能力外，还大大地依赖于博学多闻。如果落子动作要求非常快，下棋机总的来说比相当多的弈手都要高明一些；如果每一着允许的时间更长，则弈手的表现相对地要比机器好。人们可以依照如下事实来理解这一切：电脑是基于准确和快速的计算来决策，而弈手则依赖于利用相对缓慢的意识作出“判断”；当有时间时，弈手可以得到比不用这类判断而只用简单计算和直接排除可能性的机器更深刻的分析。

一些人宣称人工智能已经为理解精神品质——譬如快乐、痛苦、饥渴等提供了途径，他们以格雷·瓦尔特的乌龟为例。乌龟的行为模式在电池快用完时就要改变，然后它以被设计好的行为方式补充自己的能量存储，这和人类或任何动物感到饥渴时的行为非常相似。当瓦尔特乌龟以这种方式行动时，我们说它饥饿了，并非错误的语言表达。瓦尔特乌龟设计中的某些机制对其电池的状态很敏感，低到一定点时就会让乌龟转换到不同的行为模式。但是人类的行为模式的改变会更加复杂，更加微妙。人类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行为模式改变到另一种行为模式，而是存在一种以确定方式行动之下的倾向性变化，当补充能量供应的需求增加时，这些变化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人类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像人工智能这么简单：我们有时似乎特地去招惹痛苦，或者故意回避某种快乐——很清楚的一点是，人类的实际行为实在是由比这些复杂得多的判断依据所导引的。这可由一个人触摸热火炉的经验得到旁证：一个人在甚至还未感到痛楚之时就采取了抽手回来的动作，这种不情愿的动作比痛苦或快乐的实际效应更接近于仪器设备对自己苦乐度的反应。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AI实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创造。

（摘编自罗杰·彭罗斯的《皇帝新脑》）

材料二：

和人类智能相近的AI系统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极大风险，广泛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顶尖的AI实验室也已经承认。正如AsiLomarAI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高级AI可能意味着地球生命史上的深刻变革，我们应当关注，并对资源进行规划和管理”。不幸的是，这种规划和管理没人去做。而最近几个月，AI实验室正在开发越来越强大的数字思维，竞争逐渐失控，包括它们的创造者在内，没有人能理解、预测或可靠地控制它们。

如今，AI系统在一般任务上已经具备了与人类竞争的能力，我们必须自问：是否该让信息渠道充斥着机器写就的宣传和谎言？是否应该把所有工作都自动化，包括那些有成就感的工作？是否该开发机器大脑，让它们在数量上发展得比人脑还多，在思维上表现得比人脑还聪明，最终淘汰我们取代我们？是否应该冒文明失控的风险？这样的决定绝不能委托给未经选举的技术领袖来做。只有当我们确信强大的AI系统是积极的、风险是可控的，才应该继续这种开发。而且AI的潜在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需要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其可靠性。OpenAl最近关于人工通用智能的声明指出，“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在开始训练新系统之前可能需要进行独立审查，而用于新模型的计算的增长速度也应加以限制”。我们深深认同这份声明，而那个时间点就是现在。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正在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的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至少暂停6个月。实验暂停应该对外公开；如果不能迅速实施，政府应该介入并发布禁止令。在暂停期间，AI实验室和独立学者应针对高级AI的设计和开发共同制定和实施一套共享安全协议。这份协议的审计和监督应由独立的外部专家严格执行，确保AI的安全性不超过合理的怀疑范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暂停人工智能的总体发展，而只是从目前这种会不断涌现出具有新能力的、不可预测的黑匣子模型的危险竞赛中退后一步。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应该重新聚焦于优化最先进的系统，让它更加准确安全，值得信赖，对人类忠诚。与此同时，AI开发人员必须与决策者合作，大力推进强有力的AI治理系统的发展。人类可以和AI共创繁荣未来，我们已经成功地创建了强大的AI系统，现在我们可以享受“AI之夏”，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回报，设计监管系统，造福所有人，并给社会一个适应的机会。我们已经暂停了其他可能产生灾难性影响的技术，对于AI我们也应如此。

（摘编自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停止大型AI实验：一封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