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也只能语焉不详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厨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加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人，一会儿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在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

    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

    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

    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鼓神 王雁

①那一年冬天，我流落到陕西省略阳县。这里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坡陡民穷，是李白为之嗟呼的蜀道第一关。因为生意亏了本，我流连在这里贩点山货，倒点野味，甚至到了春节年关还不敢作归乡的打算。

②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鞭炮锣鼓从街巷小院传出，听得人心烦意乱。无奈中，我裹掖着衣服离开县城走向一个熟悉的山村，谁知这里也在操练锣鼓作春节上街游行的准备。既然躲不掉就留下来听听吧。于是我就混在一帮老头婆姨姑娘小孩中间，看着坝中十来个中青年汉子把锣鼓敲得震天价响。

③敲锣打鼓的汉子敦实威风，这些平时在山中辛苦刨食的人此时一个个精神抖擞，红光满面，A卖着狂傲，逞着威风，显得不可一世，这气氛使我这个异乡人感到更加的凄惶悲哀，孤身孑孑^①。我准备悄悄地离去，正在这时，敲打大鼓的壮汉把双槌^②一收，摸了一下额头的汗水，用眼光把人群扫了一遍，最后目光定在我身边的一个瘦老头身上，说：“张伯，你来耍一把。”“别，别……”这个叫张伯的老头既瘦弱又邋遢，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布棉袄，双手操在袖管中直往后退。我感到他也是像我一样的怕过年的落魄人。但姑娘媳妇儿却揪住他，往前推搡。说：“鼓神，来一个！”打鼓的汉子一脸虔诚，把有如婴儿手臂粗的双槌直往他面前送，那些打小鼓腰鼓铜锣铜钹的后生们也是满脸殷殷地望着他……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

④可能感到再也推辞不了，张伯突然像运气似的抡了抡双臂，脱袄，扔衣，几蹿，大步流星，就站稳在了大鼓前。他拉开架势，将双槌高擎过头，布满皱纹和胡碴的脸上突然焕发豪气万丈。一个在黄土中长大的像黄土一般普通的汉子忽然间像天神降临高耸在鼓阵中间：一个在群山中滚爬像山石一样平凡的山民一瞬间如金刚发威挺立在群峰之上。他的眼睛充满了光辉，脸上透出神圣，在轻敲几下鼓沿后，双臂猛一挥，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嗖地刺进了我的耳膜和心脏，接着小鼓铜锣一起轰鸣，一股原始混沌的神秘冲动和古老意念的混乱音符猛地从地底窜出来，通过双脚直抵进我的心中，使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剧痛的快感。

⑤我像被魔语诅咒了似的，双目紧盯着他，只见他急敲慢叩——急如狂风暴雨，缓似岚^③岗生月；重擂轻掠——重如万马奔腾，轻似惊鹿踏雪，把一面鼓指派得出神入化。除了力的迸射，还有技的绽放。B老人时而槌抹鼓沿，时而肘杵鼓面，时而跃腾猛捶、时而低伏轻抚，柔时如丝绸无骨，刚时像枪挑滑轮；乱则乌云横飞，齐则兵阵突进。铁马兵戈飞鸣镝，细雨轻风荷叶清、劈山开路是男儿，再闻堂前机杼声……

⑥C轰鸣！呼啸！冲突！纠缠！齐整！狂乱！

⑦就在敲击出的声声鼓鸣中，我似乎听到了天庭的意志，大地的精神，男人的粗犷，女人的娇弱，还有生命，婴儿落地开始的生命，老人撒手西去的生命……这些奇妙的幻像在锣鼓声中交织而成的音韵的罗网中不断地冲突、纠缠、呼啸、狂乱……它们似在演绎着生命，似在点拨着生命，似在操纵着人类奔向着精神将要达及的终点……

⑧我虽然肃立在山民中间，精神却是跪着的。但形似卑微而神不卑微，处身卑微而心不卑微——调度这阵势，创造这奇迹的老者已不再是一个蔫耷汉，而是一个飘逸的精灵，这个人中的英杰此时就代表着人类在顶天立地！我惊愕了，世上竟有着这样的声音，这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一团无形的罡声^① ， 我醒悟了，生命中原本就没有卑微和可怜，卑贱者豪迈，低微者挺拔，全在于自己。

⑨我从人群中慢慢地退了出来。充满敬意地望着他们，我想我该回家过年了！

【注释】①孑孑（jié jié）：孤单。②槌：敲鼓的小棒。③岚（lán）：山中雾气。④罡（gāng）声：强烈的声音。

回顾“两弹”实验秘闻

罗坪

①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张其彬到基地后，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②然而在实验前一天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很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③据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④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⑤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移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包括张其彬在内的七个人。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⑥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此后，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誉为“七勇士”，又称“敢死队”。

⑦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涨。

⑧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⑨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瀚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三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当时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

（选自《人民周刊》，有删改）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令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