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的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2%）。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

    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

    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材料一：

    8月10日，基于以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的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国家气象中心天气业务内网建设小组历时一年研发，将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无缝接入中央气象台决策服务APP移动终端，标志着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服务正式跨入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时代。

    智能网格预报产品研发及其应用工作，是国家气象中心重点工作之一，下一步工作组会进一步明确定位，达成共识，打造以格点化实况预报产品为核心、面向预报服务的多终端应用体系，持续创新、改进完善，加强网格产品在影响预报和决策服务中的业务应用。

（摘编自中国气象局网《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跨入移动互联云时代》）

材料二：

    网格化预报针对每一个网格开展。与原来的定点预报相比，它在空间上更加精细，也更具针对性。以北京的预报为例，原来的预报仅以南郊观象台这一个点的气温、降水等来代表整个城市的天气情况；而通过开展网格化預报，针对北京的气象服务和天气预报可以精细地反映在整座城市每个不同的网格之中。目前，部分省份甚至可以做到分钟级的天气预报；在空间上，已有十几个省份可以实现3公里分辨率、2.5公里分辨率乃至更精細化的预报。

    网格化預报的精细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还反映在能以每天更高频次的更新和发布上。原来，一天的天气预报中只会涉及一种天气现象，現在网格化预报可以做到全国范围内逐3小时10天预报。随时随地，公众都能了解到自己当前所处网格是何种天气，能够清楚地了解气温、降水、风等多个基本气象要素。

    在原先的预报产品中，公众接触较多的就是气温、风和天气现象这3个要素，网格预报实现后，可以为公众提供更细致丰富的预报内容。当前的陆地和海洋预报产品就已细化到4大类18个气象要素。

（摘编自牧狐网《“网格天气预报”》，有删改）

材料三：国家级智能网格气象预报特点：

（资料来源于2017年8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气预报也变得越来越智能，那么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将无“用武之地”了呢?国家气象中心业务科技处副处长赵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气象是个复杂的系统，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降雨这种天气，即使水汽、湿度条件都满足了，但如果空气中没有“凝结核”，雨也下不下来。预报员的优势就在于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关键天气形势的把握。所以在智能预报的初级阶段，预报员多年的经验可以用来“培养”机器；当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人工订正的空间越来越小时，一部分预报员将会投入枝术研发的工作中，另一部分预报员将主要转向对关键转折性天气过程的气象服务工作。因此，在短期内天气预报员并不会被完全替代。

（摘编自人民日报《网格化预报，服务百姓个性需求》，有删改）

材料一：

    “十座城·十座文化地标”对于书店经营者而言不啻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必然与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有着强烈的互动呼应，这种呼应从书籍的安排到读者群的定位，都有不同呈现。南京先锋书店总经理周平认为，南京与先锋书店之间的关联是“历史尘埃注定了南京悲情而伤感的城市性格，而先锋书店则希望用先锋精神使城市人感受到新的气息”。像西安万邦书店注重历史风物的呈现，杭州晓风书屋以书传递理想、传递人文关怀的理念一样，每家书店都在展示着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讲述着植根于自己城市特殊土壤的故事。这也可以看作是实体书店转型后与城市精神的深度融合，对读书人文化自觉的促进。

（节选自《后书店时代，读者如何与阅读相遇？》）

材料二：

材料三：

    “新华书店开设网上商城了！”近日，这一消息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引发业内关注。打开该商城网页，便能看到一个设计简单大方的主页面。页面左侧标明了图书一些分类，有“学霸专区”“少儿启蒙区”等等。随意点开“少儿启蒙”一栏便可发现，里面收录的图书基本包括全国各大出版机构近期出版的相关童书，品类齐全。

    此外，在主页面上半部分，记者还看到了新华独家、中版好书、童书专区等分类，同时，该网上商城还为读者购书做出了“品质推荐”，如著名作家王蒙的《笑而不答》以及《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名著。注册账户登录后，便可以下单购买了。

    “2015年，我们开始启动这个工作，进行方案设计和合作洽谈。”新华互联总经理许维华介绍，从读者阅读习惯、消费理念发生改变后，各大电商平台发展势头迅猛，对实体书店影响越来越大，“而全国新华书店有一万两千家门店，但是却尚未有效在线上联合起来。所以，由新华书店总店牵头，联合全国各省市新华书店共建这样一个网上商城，恰逢其时。”

（节选自《开网店、布局线下，实体书店融合发展渐成趋势》，中新网2018年8月30日）

材料四：

    为加强山西省实体书店建设，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发改委等11个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推动实体书店创新发展。

    根据《实施意见》，山西省将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为主要业态，以阅读服务、创新发展、复合经营为主要特征，以大型书城为中心，各类特色书店相配套，乡镇发行网点和社区书店、校园书店为延伸的布局合理、体系完善、贯通城乡的出版物流通网络，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主业突出、经营多元、特色鲜明、环境优化的实体书店发展格局，使全省实体书店发展达到全国中等水平，实现实体书店网点总量与出版物销售额稳步增长。

    为此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各市县根据当地城乡规划、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合理布局，到2023年建成一批规模适宜的实体书店；二是创新实体书店经营发展模式，鼓励开办特色书店、24小时书店等；三是鼓励实体书店参与文化强省建设，推动三晋文化传播，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全民阅读月”“书香漫晋”“全民阅读报刊行”“人间四月读书天”等具有全省影响力的阅读活动，着力打造“书香三晋·文化山西”品牌。

（节选自《山西出台政策支持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山西经济日报》2018年12月12日）

材料一：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由来已久。它是城市里的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登堂入室。

地摊经济具有“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高学历、技能要求；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是如此。地摊经济由于属于边缘经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流动商贩自身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对合法经营商户构成不公平竞争，妨碍交通，各种扰民以及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摘自《百度百科》，有增删）

材料二：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5月28日）

材料三：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某物业管理人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地摊经济的基础。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金台咨询报道称。

“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对地摊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地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的公共素养，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自觉维护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才能让地摊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一市民向谷河传媒表示。

（摘编自《以史为鉴，地摊经济如何发展长久？》）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 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

 材料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半期，长安城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后半期情况却不同了。

 唐定都长安后，表面看来，其城市规模和繁荣情况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艺术的昌盛，似乎都在汉代长安之上。不过和全国各地区比较，它的经济基础已远不像汉代长安那样在全国中占有优越地位了。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冠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还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堕，自然也是事实。总之，除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是已经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来说，它已经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日趋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游牧部族，随着唐帝国内部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趋激化，也加强了对边方的劫掠和入侵。自有史以来，中国的东北方，从未遭遇过如此连续不断的进攻力量，而北京所在，作为华北平原 北方的门户，也正是外族首先要占领的地方。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方的急剧 发展，使北京城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之开封、南宋之临安(杭州)， 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曾先后和北京形成了相互争夺的局面，但却未能取得胜利。

 (摘编自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

 少数民族在都城变迁中的作用实在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外患主要偏集西北，如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和唐初的突厥，不时构成对中原的威胁，甚至西周被犬戎所灭而被迫东迁，后来秦汉隋唐建都关中，乃正视边患，具有天子戍边的作用。唐末以后，中国的边患则主要来自正北和东北。崛起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趁五代之乱建立了辽朝，势力侵入华北。北宋统一中国，初期的主要边患仍来自契丹。后来兴起于东北部的女真族消灭辽朝建立金朝移都北京，以此为基地进而占领了整个淮河以北。不久蒙古族卷土重来消灭金和南宋，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辽、金、元、清各朝皆建都北京，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北京离这些民族的本土不远，缓急 可以得到本民族的援助，形胜可以此为基地进攻，势危可从容退回原来的游牧地区。明代迁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是为了平衡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亦具天子戍边的作用。

 到了宋初，漕运的重要性对都城去向影响更加重大。当时，尽管宋太祖在洛阳建立了宫殿，打算在 那里建都。但是大臣们力荐“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终于打动了太祖心思，使他改变主意，遂东移建都于开封，一举解决了隋唐两代未能解决的供给困难。以后国都进一步东移近海，特别是长期停驻北京，除了其难以替代的国防意义和镇抚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有便利的漕运条件。北京不仅有京杭大运河联接江南经济中心，更可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据史书记载，元代时国都所需漕粮四百万石，大运河每年只能运输数十万石，从至元二十年到天历二年的四十年间，海运的漕粮由四万六千石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五十万石。明迁都北京，亦是河海并用，每年至少海运漕粮近百万石到国都。由此可见国都东移近海，是经济中心转移和包括河海漕粮在内的经济因素制约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庞德谦《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