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泛娱乐直播平台，指主要业务为传播泛娱乐直播内容，并提供用户与主播进行实时互动功能的平台。泛娱乐直播起源于秀场社区，自2008年上线后发展至今，在PC端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基础。2016年，移动直播迅速崛起，对PC端的追赶趋势明显，7月后用户流量激增，迅速赶超PC端用户规模，并逐渐拉开差距。艾瑞分析认为，移动直播的兴起除降低了直播的门槛、拓展了传播渠道外，也激发了直播的社交属性，激活了直播的潜在用户。直播的整体用户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PC端固有用户的大量转移，因而PC端的用户基础受移动端影响较小，仍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发展。

    伴随着泛娱乐直播的火热，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从2016年9月以来，广电局、网信办、文化部纷纷针对网络直播行为下发系列文件。针对直播平台的监控要求不断提高，内容愈加细化，不仅对表演者提出要求，对用户的互动行为也采取了一定的监管限制，这些监管措施将会推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遏制不良直播内容的传播。

（摘编自搜狐网，有删改）

材料二：2014-2022年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及预测

【注】e：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报告》）

材料三：

    仅仅两年的时间，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直播领域，在国内已经出现日渐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泛娱乐直播的细分化，往游戏、综艺、体育等场景下沉；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直播与泛娱乐直播之间的分水岭越来越明朗。据艾媒咨询分析，泛娱乐直播领域正处于瓶颈期。数据显示，相比于2016年，2017年的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主要是因为优质内容匮乏、内容粗糙和严重同质化，导致了用户的加速流失。其次，泛娱乐直播的发展环境在改变。艾媒咨询分析，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由于直播的投资热度冷却，资本趋于理性，资源趋于集中，导致行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不少泛娱乐直播平台开始谋求其他出路。最后，变现模式的固化也让泛娱乐直播平台的成本不断提高。用户打赏、网红抽成的变现模式，导致对网红争夺日益剧烈，泛娱乐直播平台疲于“抢人”，疏于改进用户体验，进一步造成用户流失，本来黏性不强的状况又雪上加霜。

    然而一时间，直播答题突然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新风口，仅仅是2017年年底到2018年新年的短短两周时间里，中文互联网上就有超过六款直播答题产品出现。直播答题的引入为过去奉行流量为王的直播平台找到了一条内容为王之道，益智问答以“知识竞赛”的面貌重塑了直播行业的形象，同时也收割了新的流量和用户。时参与的网友而言，直播答题开辟了新的娱乐消遣方式，甚至是益智、娱乐、赚钱三不误。因此，抛开当前出现的奖金透明性质疑、作弊外挂等问题．短期来看，直播问答是少有的负外部性较小的模式创新，非常有益于行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娱乐网《直播行业现状剖析》，有删改）

材料四：

    与国内的直播平台不同的是，国外的大直播平台多属于已成型的社交平台，如美国四大直播平台Fucebook Live、Youtube、Snapchat推出的Live Stories，Twitter旗下的Periscope等等，这些平台本身已经是大型流量入口，直播对于它们来说社交工具的属性要更多于流量工具，更直接的目的是用直播带来的社交体验重新激活已经越来越趋向沉默的用户，而不是导流新用户。依靠熟人社交奠定社交地位的Facebook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用户，它需要为日趋沉默的用户寻找新鲜感，让互动形式更为丰富，主打视频直播业务的Facebook Live上线后两个月便被放在了服务栏的明显位置。

    目前看来，比较统一的现象是直播更适合作为内容生产工具，而不太具备平台化的条件。国外直播市场Facebook，Youtube，Snapchat和Twitter四大社交巨头激烈角逐，国内直播平台则凭借BAT和资本上层，以及微博等大流量平台的互动来彼此竞争。缺乏稳固的社交和流量基础的国内泛娱乐直播，凭一己之力平台化的道路目前来看非常艰难。

（摘编自百家号《看看国外的直播“四大天王”都是谁》，有删改）

材料一：

    早在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就提出了“读整本的书”的观点。201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当前，“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更是“把课外阅读纳入教材体制”，不断加强对读“整本的书”的引领力度。

    整本书阅读得到了很多教师的重视，但是有的老师却缺乏语文的学科意识和一定的审视眼光，把语文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学科，不作边界设定，什么材料都推荐，比如《博物》《清朝十二帝》《世界名画背后的故事》等，而语文的文学名著等读本偏偏被晾在了一边。显然，《博物》是科学学科该读的，《清朝十二帝》是历史学科该读的，《世界名画背后的故事》是美术学科该读的。

    现在的学科分工已经很细，每个学科都应坚守自己的岗位，都应有本学科的整本书阅读。推荐阅读不是语文老师的“独担之任”，而是每个学科老师的“应尽之责”。只有各科老师都承担起来，作专而准的整本书荐读、导读，学生的阅读才会完整与丰富，文化素养也才会全面而丰厚。

（摘编自《整本书阅读指导需”三弃三重”》，《中国教育报》2018年6月4日）

材料二：

    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版）》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必修课8学分中的1学分固定下来，足见对整本书阅读的重视。

    然而，怎样理解和践行整本书阅读，目前还处在一种比较盲目的状态。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是把整本书阅读混同于单篇课文的教学，占用大量的课内时间进行整本书的解读和探讨。须知语文教学的课时安排是有限的，不可能腾出很多时间进行整本书阅读，因此，整本书阅读应该课内外相结合，且主要是一种课外阅读。对于高中生而言，由于“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被列入学习任务群，因此可以多用一些课时来完成，但也不宜像单篇课文那样，进行细化的解读。

    二是对学生课外的整本书阅读限制得太死，甚至对阅读的书目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不可胜数，为什么不能阅读“指定书目”之外的作品呢？语文的涵盖面十分广泛，那些“非语文的读本”莫不与语文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广泛涉猎，不仅能增长知识，而且有助于语文水平的提高。很多作家都有过读“杂书”的经历。因此，语文教师不应狭隘地理解整本书阅读，固守语文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应在提倡阅读经典作品的同时，允许学生在课外读一些其他方面的健康有益的书籍。

（摘编自《整本书阅读不应过于“课程化”》，中国教育新闻网2018年12月3日）

材料三：

    从阅读规律、教学规律出发，拿捏尺度，是整本书阅读的当务之急。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难题待解。

    如何开展整本书阅读？

    走进教学现场，教师要处理好讲解和活动的关系。教师应该对作品的关键处、难解处提纲挈领地分析讲解，但要注意避免不顾学生实际的“自我陶醉”。把学生发言放在前面，耐心倾听学生的观点，不轻易给出自己的答案，用评价学生发言吸引学生注意。同样，不妨拓展教学资源，丰富活动样式，但应始终坚持以文本分析、文献阅读、问题探究和论文写作等静态活动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教师的讲解不仅在课上，课后的个性化指导也非常重要。

    如何开展整本书阅读的评价？

    首先，应把阅读习惯纳入评价。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复述阅读内容，二是边阅读，边批注，记录阅读的发现。前者有利于掌握知识，提高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后者有利于激发灵感，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注重写作成果的评价。适当布置仿写、鉴赏论文等写作任务，并在选题、立意、结构、素材、语言等维度做好点评，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再次，鼓励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不妨引入纸笔测试的内容，让学生之间互相出题，互相检测，互相评阅。上述评价聚焦应试和素养的“交集”，把学生短期需求和终身阅读的关键能力统一起来，不失为“两难”之中的“两全”之策。

（摘编自《指导“整本书阅读”关键是拿捏尺度》，《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①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②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③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④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材料一：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方配套活动之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监管效能，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的强大决心。论坛欢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各国农业和食品企业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监管总局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界同仁共同努力、携手共治，为保障人类食品健康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本次论坛正向世界传递这一强烈信号。

    中国政府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充分满足百姓消费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改革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最严谨的标准；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完善基础制度，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中外民众在经贸交流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获，是当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友好工作赢得广泛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坛愿与国内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企业加强合作，推介更多质量好、价格优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水平，让国内外民众共同分享贸易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摘编自《张茅：通过改革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

说明：16.8对应口味，按顺时针依次对应。

（摘编自《中国健康报》）

材料三：

    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世界性难题。若要有效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创新。我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研究我国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基本国情。纵观全球，独立监管、统一监管和专业监管，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定式。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的需求不会仅仅满足于食品的安全保障，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美味等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品安全领域，广大企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还需要企业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创新属于食品安全治理创新体系中最为艰难、最具创造、最富智慧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艺术、法律、宗教、习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是分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等形式。文化具有传承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征。食品安全的治理使命、治理愿景、治理价值、治理战略等，是食品安全治理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最精髓的内容。

（摘编自《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探索》）

材料一：

汉服分为古代汉服和现代汉服两个历史阶段。古代汉服源自黄帝创制衣裳，至清初行“剃发易服”政策而消亡，是自成一体的服饰文化体系；现代汉服是现代继承古代汉服基本内容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之所以划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是因为历史造成的中断，不仅有民族服装属性的消失，还有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传统断裂，双重断裂导致很多人对“汉服”这一概念产生误读，特别是在民族性和传统性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风俗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历史记忆，汉服在现实和历史记忆中都消失已久，与其他民族服装的一脉相承形成鲜明对比，使很多人认为只有其他民族才有民族服装。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民族服装是其他民族最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往往可以成为少数民族的身份标识和民族认同的象征，这是汉族所不具有的。

清初的“剃发易服”政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消解了黄帝以来的“衣冠之治”，也中断了汉服作为汉族唯一服饰的属性。汉族服饰从生活世界中消失，更不再作为国家公服、仪式礼服，只是在特定人群和场合中保留了部分结构和元素。与此同时，承载汉服记忆的穿着群体发生了变化，汉服由“汉民族服饰”解构为“古人的服装”。这也导致汉服的样式对当代人来说显得陌生，甚至被当作戏服、和尚服等特定群体的着装，而近日一些韩国网友竟认为“汉服源于韩服”。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向现代转型，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传统服饰都经历了应用场景的转换。日本和服与韩国韩服尽管不再是本民族的唯一服饰，但可以应用在仪式、节日等重要场景。而汉服在三百余年前的消失，导致它错过了现代演化的可能历程，一些人视之为被现代化、全球化淘汰的前工业时代产物。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在重构中传承》）

材料二：

汉服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现代汉服是现代人继承古代汉服基本特征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主流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平中交右、宽褖合缨”八个字，它不仅是对外观的描述，更蕴含了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的内涵，充分体现中华服饰崇尚含蓄内敛、端庄稳重的气质与美感。

第一个“平”字：指汉服运用平面对折剪裁的方式制作而成，前后衣身裁片肩线相连呈平面结构，整件衣服平铺时呈现出中线对折的形态，不论服饰的款式如何变化，都坚守“平裁对折”这一制衣理念。

第二个“中”字：指汉服的衣身前后均有中缝，体现了左右均分、守正执中的民族身姿和文明形态。保持中缝对称的剪裁习惯，与其他民族服饰形成结构性差异。又因前后中缝与地面垂直，被赋予“刚正、公平、正直”的含义。

第三个“交”字：指汉服穿着时通过“相交”完成闭合，如交领是左右襟交叠，裙腰是左右围合，裤腰是两片重叠等。衣裳叠穿、衣身前后闭合，也被赋予天地交泰、阴阳相合的含义。

第四个“右”字：指左衣襟向右闭合固定后的外观形态和习俗，这一原则扩展到下装也是向右侧交叠闭合固定。“右”作为汉服的本质特征之一，蕴含了文明有序的观念。衣襟向右掩视为阳，表示在世的人；衣襟向左掩视为阴，表示故去的人。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反映的正是当时汉民族服饰“右衽”的特点。

第五个“宽”字：汉服的用料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形成“松格宽摆”的特征，袖根宽松使腋下能自由运肘，裳或裙摆是腰围的两倍以上，形成文质彬彬、君子之服的形象，蕴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气韵。

第六个“褖”字，读作tuàn，字意为衣服缘边，是一种包边工艺。古人认为衣领若不加缘边则为粗陋之服，称之为“褴”；如又加以缝补，则称“褛”，成语“衣衫褴褛”形容生活困苦。现代汉服礼服传承《周礼》之制，保持“续衽钩边”的结构，即前衣襟加接一幅和缘边，遮掩交叠之处有传承礼义之邦的含义。

第七个“合”字，即“腹手合袖”，约束袖长和仪态。特别是礼服，根据《玉藻》和《深衣》篇的记载，“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指袖长遮住手外能反折至肘部，双手合拢时袖子褶皱堆积，袖口左右相合，阴阳互补，蕴含“和合共生”的含义。

第八个“缨”字，字意泛指用于固定的带状部件或穗状饰物，也是衣襟的固定方式，不同于西式服装的单纽式或拉链固定式，而是采用衣带或佩绶等部件收束和装饰，若用纽扣则隐藏于不起眼处，形成隐扣系带，佩绞结缨的衣冠风貌。

总而言之，汉服与西式服饰的差别，在于汉服几乎所有部件和结构都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即在自然之中寻找规律，进而赋予文化的解释。制衣理念的差异，表现为审美趣味的不同。从结构上看汉服是平面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就会随之呈现不同的曲线，其行云流水般的外形，给人以随风而动、潇洒飘逸的感觉。这一点与崇尚开放性感、强调人体曲线审美的西方服饰，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服饰类别，表现出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的文化密码》）

材料一：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历史学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这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作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

可见，考古学不管是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都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着共同之处，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钱益汇《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材料二：

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事实上又往往被其他学科所包括，例如被视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或古器物学的附庸。甚至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参与到考古学中，这就出现非考古学的考古学，模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也造成某些不必要的误解。正像新考古学派开山人物宾福德所强调的那样：“美国的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实质上，新考古学属于人类学的传统，他们从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理论出发，排斥了考古学的实证原则。当然，以今喻古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如果缺乏考古学的实证，那就变得无可检验了。难怪40年来，在美国由传统考古学到新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的演变，经过一番扬弃，又回到传统考古学的一些主题上来，成为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在美国考古学会第26届年会上，以“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为主题的讨论，进一步强调考古学本身的特色。曾力倡考古学即人类学的宾福德，也参加了该项主题讨论，并对当代考古学的独立性表示认可。

由于考古学已取得空前丰硕的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不同的学科也纷纷加入考古学的共同研究，并取得十分显著的成绩。于是不断扩大考古学的内涵，并出现若干所谓的考古学分支。严格地讲，考古学是以人类活动及其遗迹、实物作为研究对象，统属于人类过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范畴。目前流行的科技考古学，分别属于不同的科学部门，它们运用独立的科学方法，对考古学遗迹和遗物进行分析鉴定，以补充考古学方法本身之不足。实质上这是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它们包括自然科学的不同部门，并不能作为考古学的某些分支。如果是传世的标本或脱离地层关系，那么分析鉴定的结果同样是值得商榷的。严格地讲，科技方法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虽然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不能代替考古学，也不可能作为考古学的某一个分支。

某些历史学家或部分考古学家，往往着眼于古文献的记载，侈谈考古学文化的渊源，如把史前时期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作为传说上的黄帝时代，甚至三皇五帝的传说，也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了归宿。事实上，这些传说与考古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 目前信古和疑古的论战又在回潮，即使利用了一定的考古资料，但不符合考古学实证的要求。以“夏文化的探索”为例，便把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或年代相当的遗存，都作为夏文化来处理。这同样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至少目前的若干考古发现，还无从证实孰者为夏文化。从而以上的考古学文化还可适当地保留，以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摘编自安志敏《考古学的定位和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