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

席慕蓉

     1我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逸仙新村的一个小学里，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容颜。

    我的女儿是三岁多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也不过是去随便玩玩。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那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举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等到学校的广播通知一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操场。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饱满，身体结实，低年级那些小朋友们，更是扭得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而此时，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瞩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孩子都特别熟悉。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反而想去做一个潇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时，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灯下，我不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而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一切拥有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注】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

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选一，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进行。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地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朱丹披着雪花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急促，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座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不定，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账蓬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漫山的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零时，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账蓬，小心翼翼地循着她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着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在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

    我不再犹豫，快步从低凹处走了出来，来到她们的面前。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账蓬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账蓬和我了，只是也许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两母子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两母子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两母子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两母子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船歌

蒙福森

    张德贵是抚河镇的把船老大，水性甚好，人称“浪里白条张顺”。他胆色一流，技术更是一流。在整个抚河镇的船工中，无人能及。他从13岁开始，就跟着他的老爹在抚河上行船，不到30岁就开始掌舵。几十年虽风雨坎坷，却一直都顺顺当当，从来没有失过手。 抚河镇因河而得名，站在抚河镇最高处的望江楼上远眺抚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流过抚河镇。

    抚河从西向东，一泻千里，波涛滚滚，直至苍梧。抚河发源于猫儿山山脉，水流一路平缓，江面宽阔。然而至抚河镇时，水道突然变得弯曲，怪石嶙峋，两岸悬崖峭壁，杂树丛生，飞鸟鸣叫，猿猴嬉戏。 过了抚河镇不远，就是一个险滩，叫乱石滩。乱石滩水情复杂，滩险浪急，江水轰鸣，漩流咆哮声似鬼哭狼号，斯时要攻上险滩谈何容易！非要请抚河镇的船工不可，否则，外地人不知水情，十有八九翻船，葬身此地。

    张德贵和他的伙伴们，接了工，在望江楼要了一坛白酒、几盘猪头肉，吃饱喝足，一抹嘴，一甩上衣，奔江边去了。张德贵把舵，指挥他的兄弟们，下船的、拉缆的，把船缆挂上肩头、把竹篙顶在肩上，扎紧脚步，开始过滩了。张德贵一声令下，大伙齐心协力把船向着滩面攻上去，这时，船工们的号子如轰雷般吼出来——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那声音，悠扬动听，铿锵有力，在山崖间回荡着；那声音，充满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富有韵味……喊着一个号子，可过险滩几丈。 过了乱石滩，前面江面宽阔，一马平川，水流骤然变得平缓，老板递过钱给张德贵，道一声“辛苦啦！”，张德贵回一声“一路平安”，回去兄弟们分了钱，这档攻滩就算完美结束了。

    张德贵的老婆在镇上开了个裁缝店，两口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空闲时，张德贵在望江楼和兄弟们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在家逗逗孩子，教孩子念几个字。过几年，他们就可以入学念书了。

    日子就像抚河里的水，昼夜不停地奔流着。转眼，就到了1943年。 这年春天，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破了抚河镇几百年来的宁静。一队队日本兵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抚河镇。

    抚河镇的望江楼成了鬼子的司令部。鬼子以抚河镇为据点，四处烧杀淫掠，抢劫了大量的粮食，然后装到船上，准备运往前线。

    鬼子占用了老百姓的帆船来运粮，可他们不敢过乱石滩。

    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鬼子来到张德贵家——他们要张德贵和他的兄弟们帮他们运粮过乱石滩。

    张德贵断然拒绝。

    鬼子军官嗖的一声拔出军刀，架在张德贵的脖子上。张德贵冷冷地坐着，面不改色。鬼子军官恼羞成怒，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眼珠一转，放下刀，带人走了。他们抓走了张德贵的老婆孩子，撂下话来：“哪天答应为皇军效力，哪天就放人！”

    张德贵像困兽般焦躁不已，想了很久，终于，他到望江楼，跟鬼子说：“愿意替皇军效力。”

    鬼子放了人。当天晚上，张德贵把老婆孩子交给他的徒弟赵小雷，让他连夜送他们去乡下避风头。第二天，晨曦初露，江水苍茫，张德贵和他的十几个兄弟，像每次过乱石滩一样，有序分工，把运粮船带过乱石滩。张德贵的几个徒弟像往常一样，要一起上船，张德贵不让，他一个人跟着鬼子上了船。这一次，张德贵没有能够把运粮船带过险滩，在最危险的地方，运粮船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船沉没了。满满一大船大米和押运的十几名鬼子，连同张德贵一起，瞬间，就沉没在波涛汹涌的抚河中，再也不见踪影…… 船沉下去的那一刻，张德贵的兄弟们的号子声猛然如雷声般吼出来——“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两岸围观的老百姓不禁流下眼泪，那抚河上的船歌，铿锵有力，在山崖间久久地回荡着……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6期，有删改）

传菜师傅

王春迪

    ①老街首富海爷，花钱大方，办事儿讲究，府里雇个粗活儿佣人，都挑得像在剔鲫鱼刺儿似的。贴身的佣人自不必说，哪个不是眉眼精神、脑子灵活、手脚利索、口齿伶俐的?就连雇个喂牲口的，都得熟悉骡马的习性，闻一下马粪，张嘴就能说出这畜生的病根儿在哪儿!至于轿夫、工匠、厨子……里里外外，哪个没有一手绝活儿?

    ②海爷府里的锅灶，有大小灶之分，小灶是给主子用的，做饭跟绣花一样，玩的都是红白案上的真功夫!大灶则是给佣人设的，可就这儿，也不养闲人，个个有手艺，天天忙得脚不沾地。

    ③这天，府里大灶上，进来一个伙计。是个年过半百的老汉，身材瘦小貌不惊人不说，终日闷声不吭俩眼朝天，像是来和石头赛呆似的。大灶的活儿零碎，装炭、烧火、掏灰、择菜、洗米、剁肉、和面，哪儿都要人手，可任你忙得跟陀螺一样，人家那屁股就跟粘在马扎上面似的，挪都不挪一下。大伙儿心里鼓着气，但嘴上都不敢言声。毕竟，这人是管家亲自领进来的，也没交代啥具体的事儿。大伙儿私下里嘀咕，莫非是管家亲戚，来这儿吃闲饭的?

    ④海爷好热闹，得个由头就要宴请亲朋。每逢此时，大灶小灶就得齐上阵。这次，海爷过寿，更是少不了吃吃喝喝、唱唱跳跳。请客这天，老汉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进门时，还带来一张一人多长、一臂宽的木托盘，边上还镶有约两厘米深的木挡条。大伙儿不知道干啥用的，就见他靠在井边，用一块抹布里里外外地擦。

    ⑤烧火时，老汉开了口，交代灶上的伙计，一会儿上菜时，把菜放在这托盘上，其他的事儿，交给他来办。

    ⑥大伙儿不知其意，等着看他的把戏。

    ⑦海爷开始说祝酒词了。往常，海爷一张嘴，就意味着灶上的菜要下锅了。

    ⑧这时，只见老汉将鞋一脱，换上一双草鞋，用白头巾将头一裹，就和伙计一道，将盛满菜的盆盆碗碗，密密麻麻地搁满了托盘。随后，他马步一蹲，几个人将托盘搬到他头上，那托盘便像粘在他头顶一般。老汉长长地吆喝了一声“上菜喽”，而后，就见他在席间健步如飞，或转弯下蹲，或金鸡独立，任由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灵巧穿梭。眨眼间，这一托盘的热菜，稳稳当当地送完了。转了一圈回来，大伙儿看那托盘，愣是一滴菜汤都没洒!而那老汉，气定神闲，大气都不喘!六六三十六桌亲朋，每桌二九一十八道热菜，全是这老汉一人传送的，整个过程，不过三两袋烟的工夫。搁往常，十几个人来来往往，手忙脚乱的，菜送错桌的，撞人怀里的，把菜汤滴到别人身上的……什么岔子没出过?

    ⑨平日里，大伙儿哪见过这样的绝活儿?席上亲朋纷纷拍手叫好，直夸海爷府上能人多!海爷得了脸，散了席，招手让管家把老汉喊了去，当面赏了二两银子，还嘱咐管家，把他转到小灶上去了。谁不知道，那儿活儿轻，油水还高。

    ⑩事儿传到了灶里，大灶小灶的师傅都不服气，自个儿烟熏火燎地忙了一整天，三十多桌的席面，哪道菜里没花心思？手都累得拿不动筷子了，也就赏了一两银子，这还得是掂勺的大厨。现如今，这个老汉不过是传个菜罢了，东家一时兴起，竟给了二两银子，这东家眼里还有人吗？ 这天，小灶里的大厨，见老汉散着手，闲坐在马扎上搓裤脚的泥巴，心里不爽，便招呼老汉：“喂，老哥，帮我切个土豆吧。晚上，大奶奶想吃酸辣土豆丝。”

    ⑪别小看切土豆丝这活儿，小灶里的这个师傅切出来的丝，条条细得能穿针眼!大厨坐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锅子。捏着土豆，老汉也不说话。一把刀，三两下，一个土豆就变成了一个圆柱形。而后，他用刀沿着圆柱，开始削出一张又长又窄的片，将圆柱全部削完后，将切好的长片再卷起来，最后像切面条一样切好抖开，瞬间变成一根根一臂长的土豆丝……

    ⑫那天，在一旁看傻了眼的爷们，终于明白，为啥老汉平时不靠锅边不拿刀勺，只是偶尔传个菜了。人家能耐收着使，是想给你留个饭碗罢了。

    （有删改）

谎 言

相裕亭

    盐河北岸，有一小村，依河而居。几十户人家，却散落在一条两里多长的古河套里。远看，乌蒙蒙一片，恰如零零散散的旧船被遗弃到河岸边。走到跟前，透过河堤上茂密的竹柳，才可辨出一家一户错落有致的小院及房屋间的石巷黛瓦。

    此村，名曰犯庄。乍一听，此处是出土匪、罪犯的地方。其实不然。

    日伪时期，那里曾上演过一场貌似影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有两个偷偷摸进村里的小鬼子，被村里的男人打死，扔到村外的芦苇荡里。驻扎在盐河口的小鬼子追查下来，把全村的成年男子集中到盐河边的小码头上，架起机枪，限定时间，逼他们交出“凶犯”。否则，将统统杀死。

    关键时刻，村里的陈铁匠站了出来。陈铁匠说，小鬼子是他杀死的。

    日本兵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队长，看到陈铁匠站出来，嘲讽般地独自鼓起掌来。随后，那家伙满脸狐疑地走到陈铁匠跟前，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变换着指间的数字，问他：“你的，一个人，杀死他们两个？”

    陈铁匠脖子一挺，说：“是。”

    小鬼子“呦西”一声，随之，目光转向旁边陈铁匠的儿子，怒吼一声：“你的，不明白吗？”

    小鬼子不相信陈铁匠一个人，能杀死他们两个日本兵。当即，陈铁匠的儿子也被拉出队列。在处置了铁匠父子后，小鬼子们仍不肯罢休。他们把村里的男人押上河边巡逻舰。说是要带他们到“据点”内继续盘查。其实，是强征他们到山东招远金矿做劳役。

    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写信回来。

    小村里，许多妇人听说那户人家有信来，都纷纷跑去看。信中提到几户人家的男人，在半道上逃跑，或是在开采金矿时不守纪律，被日本人给杀了。那几户死去男人的人家，先是有妇人滚在床上或地上哭。随之，就有人帮着焚烧火纸。另有妇人们帮着收拾庭院，支起灵棚，支起锅灶，办一桌酒菜，来祭奠那家死去的男人。此时，陈铁匠家的女人，一定会在这些妇人当中。因为，当初她家男人与儿子被日本人杀死后，村里的妇人们，就是这样帮她的。

    但是，此番铁匠家的女人，在帮衬那户家人料理后事时，如坐针毡！她从那户人家的哭声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人家的冤屈与愤懑。

    “死鬼呀，你死得好冤！你跟着人家白白送死呀。”

    盐河边的女人，哭亡夫时，都是那样称其“死鬼”。人家哭她家的死鬼死得冤，白白地跟着去送死！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家男人是不该那样死的。究其原因，自然就落到铁匠父子的头上了。整个村庄的男人被日本人掠去做劳役，都与她家的男人打死鬼子有关。所以，铁匠家的女人在那户人家做事时，半天不说一句话。

    村子里的女人，表面上看不出她们是怎样恨铁匠家的男人和女人。但是，那些女人的心里，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怨恨铁匠父子招惹祸端，给大家带来麻烦。以至于，性格刻薄的女人，在街面上与铁匠家的女人走个对面，都不搭理她。这样一来，村子里再传来哪家男人死去的噩耗，她干脆缩在家里，不想去做帮手了。再后来，她悄无声息地带着孩子隐居娘家。

    解放后，陈铁匠的后人想为他们因打死鬼子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先祖树碑立传。他们找到盐区地方政府。编写盐区地方志的同志告诉他们，当年死在芦苇荡里的那两个“鬼子”，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两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盐工，并不是真的日本兵。他们之所以要自编自导那样一场惨剧，是为了向金矿输送劳工。

    这就是说，铁匠父子打死鬼子之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过，地方政府还是追认陈铁匠父子为革命烈士。为了一村村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不是烈士，又是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