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

莫言

    1982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火车晚点，车抵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通乡镇的汽车每天只开一班，要到早晨六点。举头看天，见半块月亮高悬，天清气爽，我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乘着明月早还家，一可早见父母，二可呼吸田野里的新鲜空气。

    这次探家我只提一个小包，所以走得很快。穿过铁路桥洞后，我没走柏油路。因为柏油公路拐直角，要远好多。我斜刺里走上那条废弃数年的斜插到高密东北乡去的土路。土路因为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挖断了，行人稀少，所以路面上杂草丛生，只是在路中心还有一线被人踩过的痕迹。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几乎没有风，所有的叶子都纹丝不动，草蝈蝈的叫声从庄稼地里传来，非常响亮，好像这叫声渗进了我的肉里、骨头里。

    路越往前延伸庄稼越茂密，县城的灯光早就看不见了。县城离高密东北乡有40多里路呢。除了蝈蝈的叫声之外，庄稼地里偶尔也有鸟或什么小动物的叫声。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有些凉森森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与沉重起来。我有些后悔不该单身走夜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越走得快越感到背后不安全。终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

    继续往前走吧。一边走一边骂自己：你是解放军军官吗？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马列主义教员吗？你是，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有鬼吗？有邪吗？没有！有野兽吗？没有！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依然浑身紧张、牙齿打战，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前边有货郎挑子的嘎吱声，细细一看，只见到两个货挑子和两条腿在移动，上身没有……一个人走夜路碰到一个人对他嘿嘿笑，仔细一看，是个女人，这女人脸上只有一张红嘴，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光面”鬼……一个人走夜路忽然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吃青草……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溻湿了。

    我高声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杀——”

    自然是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红日将出未出时，东边天上一片红晕，村里的雄鸡喔喔地叫着，一派安宁景象。回头望来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

    正欲进村，见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定睛一看，是我的邻居赵三大爷。他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他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我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匆匆跟他道别，便急忙进了村。

    回家后，爹娘盯着我问长问短，说我不该一人走夜路，万一出点什么事就了不得。我打着哈哈说：“我一心想碰到鬼，可是鬼不敢来见我！”

    母亲说：“小孩子家嘴不要狂！”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三大爷，他说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了眼了吧？”

    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还敬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狗眼

聂鑫森

    季兴决定今晚去叩访曹真。

    临出门时，老婆对他说：“你提点什么东西去吧，几年没上曹真家了。”季兴说：“俗！我们是大学的同学，而且玩得挺铁，提着东西去像什么？”老婆讥讽地说：“我听说他家那条哈巴狗，见了送东西的人就格外亲热。”

    “胡扯！”

    季兴就这样潇潇洒洒地出了门，然后走在社区铺满灯影和树影的大道上。十年前，在大学念中文系时，他们住在同一间宿舍，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毕业后，一起分到市里惟一的一家党报工作。干到第五个年头，跑党政报道的曹真，突然调到市税务局去任办公室主任，很快就当上了副局长，副处级待遇。而季兴呢，还只是报社新闻部的主任，但他不后悔，他喜欢新闻这个行当。

    季兴和曹真几年前都先后搬到了这个社区，偶尔在路上碰到了，寒暄几句，就匆匆而别。曹真永远是一副忙忙碌碌不容人打扰的模样，而季兴则全身透出一股清高自居的劲儿。当然彼此都知道对方家里的电话和手机的号码，彼此也会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时候闲了，我来拜访你”之类的客套话。今晚季兴要去曹真家，目的不是要去叙旧，而是有一件事要当面通报一声，要不老同学的面上说不过去。

    季兴所主持的新闻部，底下有一个“内参”小组，早几天写了一篇《长兴街税务所白吃白要成何体统》的批评性稿件，作为不公开发表的“内参”已分送给市委各个常委。季兴今晚揣着这个用信封装好的影印件，就是想拿给曹真看一看，也让他知道某些部下的劣迹，赶快进行严肃的治理。

    季兴在二十分钟后，按响了住在八栋中门二楼曹真家的门铃。

    门徐徐打开，胖胖的曹真大声说：“快进来，快进来。”

    紧接着一只浑身洁白的哈巴狗蹿了过来，并张着嘴亲热地叫了两声，然后立了起来，两只前脚在空中摆动了几下，分明是表示欢迎的意思。

    季兴暗笑老婆的无稽之谈：我手上什么东西也没带，这狗照样对人亲热！

    曹真让季兴在大客厅正中的真皮沙发上坐下，沏上一杯“特级龙井”茶，递过一枝“大中华”香烟。

    季兴问：“嫂夫人和孩子呢？”

    “她爸住院了。她领着孩子去看看。”

    那只狗此刻安静地伏在季兴的脚边，狗的身上分明飘逸出香水的味儿，季兴忍不住用手去抚抚它柔细的毛。

    季兴说：“这是一条挺可爱的狗。”

    曹真笑了，然后问道：“怎么今儿来看我了？”

    “想念老同学呗。”

    假话，假话。这么多日子不想，今晚想了？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管说。”

    “没有事找你帮忙就不能来看看你？当官的思维就和我们不一样。”

    曹真似乎有些遗憾，嘴角扯了扯，又扯出一脸的笑，说：“季兴，你来了，我倒有事要找你帮忙哩。”

    “行，你说。”

    “长兴街税务所是我‘蹲’的一个‘点’，税收任务完成得好，作风也正派，你能不能派几个记者，搞出一个典型报道，当然，你大驾光临更好，我来亲自接待怎么样？”

    季兴说：“我回去向总编汇报一下，好不好？”

    “行。”

    季兴本想立即把那个“内参”影印件拿出来，但又忍住了。他心里想，是曹真高高在上，根本就没下到长兴街税务所去呢，还是下去了，却对那些歪风邪气姑息纵容？要么就是自个儿有所染了。季兴真的没有想到长兴街税务所是曹真的“点”，原以为他不过是个副手，这事与他没有直接的联系，现在看起来，他真是个当事人了。如果猛地一下把影印件抛出来，会大扫曹真的面子，弄得双方都很尴尬。

    季兴此刻极想换一个轻松的话题，比如谈一谈大学的生活，谈一谈孩子什么，曹真的手机却响了。

    “我是曹真。啊，半个小时后来我家，谈点工作上的事？好吧，我等着。”

    季兴松了一口气，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辞了。于是他站起来，说：“曹真，以后我再登门拜访，好吗？”

    “好。真是对不起。这些人也是，非得上家里来谈工作。”

    季兴走向门边。那只狗突然蹿过来，一口咬住了季兴的裤管，咬得紧紧的。

    季兴一下子愣住了。

    曹真的脸变得通红，说：“宝宝，让客人走，听话。”狗就是咬住不松。

    季兴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着影印件的信封，说：“曹真，忘记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这是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哎，老同学，还这么客气。”

    狗松开了咬住的裤管。这狗眼倒是挺亮，这样的场景它定是见得多了，可它不知道那信封里装的只是一份稿件！

    季兴逃也似的离开了曹真的家。

（《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留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减）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 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

孙犁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周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飘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现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得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提了活的去！”

1945年（选自《孙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