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婆[注]

冯骥才

   酒馆也分三六九等。首善街那家小酒馆得算顶末尾的一等。不插幌子，不挂字号，屋里连座位也没有；柜台上不卖菜，单摆一缸酒。来喝酒的，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有的手捏一块酱肠头，有的衣兜里装着一把五香花生，进门要上二三两，倚着墙角窗台独饮。逢到人挤人，便端着酒碗到门外边，靠树一站，把酒一点点倒进嘴里，这才叫过瘾解馋其乐无穷呢！

   这酒馆只卖一种酒，是山芋干造的，价钱贱，酒味大。首善街养的猫从来不丢，跑迷了路，也会循着酒味找回来。这酒不讲余味，只讲冲劲，进嘴赛镪水，非得赶紧咽，不然烧烂了舌头嘴巴牙花嗓子眼儿。可一落进肚里，跟手一股劲“腾”地蹿上来，直撞脑袋，晕晕乎乎，劲头很猛。好赛大年夜里放的那种炮仗“炮打灯”，点着一炸，红灯蹿天。这酒就叫做“炮打灯”。好酒应是温厚绵长，绝不上头。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筋酸骨乏，心里憋闷，不就为了花钱不多，马上来劲，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

   要说最洒脱，还得数酒婆。天天下晌，这老婆子一准来到小酒馆，衣衫破烂，赛叫花子；头发乱，脸色黯，没人说清她嘛长相，更没人知道她姓嘛叫嘛，却都知道她是这小酒馆的头号酒鬼，尊称酒婆。她一进门，照例打怀里掏出个四四方方小布包，打开布包，里头是个报纸包，报纸有时新有时旧；打开报纸包，又是个绵纸包，好赛里头包着一个翡翠别针；再打开这绵纸包，原来只是两角钱！她拿钱撂在柜台上，老板照例把多半碗“炮打灯”递过去，她接过酒碗，举手扬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赛倒进酒桶。待这婆子两脚一出门坎，就赛在地上划天书了。

   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步远的地界，是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常常出事。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瞧她烂醉如泥，可每次将到路口，一准是“噔”地一下，醒过来了！竟赛常人一般，不带半点醉意，好端端地穿街而过。她天天这样，从无闪失。首善街上人家，最爱瞧酒婆这醉醺醺的几步扭——上摆下摇，左歪右斜，悠悠旋转乐陶陶，看似风摆荷叶一般；逢到雨天，雨点淋身，便赛一张慢慢旋动的大伞了……但是，为嘛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是因为“炮打灯”就这么一点劲头儿，还是酒婆有超人的能耐说醉就醉说醒就醒？

   酒的诀窍，还是在酒缸里。老板人奸，往酒里掺水。酒鬼们对眼睛里的世界一片模糊，对肚子里的酒却一清二楚，但谁也不肯把这层纸捅破，喝美了也就算了。老板缺德，必得报应，人近六十，没儿没女，八成要绝后。可一日，老板娘爱酸爱辣，居然有喜了！老板给佛爷叩头时，动了良心，发誓今后老实做人，诚实卖酒，再不往酒里掺水掺假了。

   就是这日，酒婆来到这家小酒馆，进门照例还是掏出包儿来，层层打开，花钱买酒，举手扬脖，把改假为真的“炮打灯”倒进肚里……真货就有真货色。这次酒婆还没出屋，人就转悠起来了。而且今儿她一路上摇晃得分外好看，上身左摇，下身右摇，愈转愈疾，初时赛风中的大鹏鸟，后来竟赛一个黑黑的大漩涡！首善街的人看得惊奇，也看得纳闷，不等多想，酒婆已到路口，竟然没有酒醒，破天荒头一遭转悠到大马路上，下边的惨事就甭提了……

   自此，酒婆在这条街上绝了迹。小酒馆里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她来。说她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她喝酒不就菜，向例一饮而尽，不贪解馋，只求酒劲。在酒馆既不多事，也无闲话，交钱喝酒，喝完就走，从来没赊过账。真正的酒鬼，都是自得其乐，不搅和别人。

   老板听着，忽然想到，酒婆出事那日，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掺假的那天吗？原来祸根竟在自己身上！他便别扭开了，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到底骗人不对，还是诚实不对？不然为嘛几十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

【注】选自冯骥才《世俗奇人》。该书共收录17篇作品，每篇记述一个奇人趣事，各自独立。内容虽互不相关，但“读起来正好是天津本土的‘集体性格’”。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

木工刘建华

王安忆

    第一次看见刘建华，我就注意到他那双眼睛，特别地亮，烁烁地看着你，看到你先转开眼睛，他才转开。这样的眼神，使得他原本清秀的长相，变得尖刻起来。

    刘建华是我们的第二个木工。我们将刘建华带到老黄跟前，告诉他这是我们的监工，老黄将要做的木工活一一报给他，然后让他报价。刘建华一开口报出个天价，老黄一挥手：不可能！杀下去一半。照规矩，刘建华再报一个居中的价位，这就叫讨价还价嘛。可小刘不，他依然是报原价，老黄也跟着坚持半价。我们只得出面调停，居中。刘建华一挥手，少一分不行！最后，还是依了刘建华。这样一来，等于是老黄向他让了一步。可刘建华并没有困此满足。接下来，老黄向他交代如何如何做时，每一项，他都要反着来。我们的装修工程就在这样敌对的气氛底下拉开了帷幕。

    后来，我们才明白，刘建华和老黄没有仇，刘建华和我们也没有仇，只是一上来这关系就错了—我们将刘建华置于老黄的领导之下。这使他一直愤愤然，好像不是来做工，而是来报仇。每一样材料，他都要求最好的，倘若说“我们不讲究”，他便说“要有问题我不负责”。这样受刘建华折磨，真的不想再继续了。老黄也三天两头在我们面前撺掇，还暗示刘建华要不走，他走。可是，刘建华一直作出这样的姿态：谈得拢谈，谈不拢不谈。再有，看见刘建华干活的样子，不由地，你又被他感染了。

    首先，他们的工具特别齐整。电锯，擦拭得锃亮，锤、刨、键、凿，均是称手牢实，干起活来当当地响。其次，是刘建华的技术。连成见极深的老黄，都不得不承认：小赤佬基本功是好的，料忒坏！“料”是指人的品质。第三，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点，他们干活的气氛，称得上热火朝天。在一片锯刨声中，还响着乐声。那是一架小小的单放机，立在木屑堆里，放着憨直又带些委婉的淮剧唱腔。逢到副歌式的段落，刘建华和他的兄弟们便大声应和：哦唷喂，嗬嚯哉，咿兹唷嚯哉！他们穿着旧衣服，额头上冒着汗气，眼睛里放光，使你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骄傲。

    他们能做也能吃。中午一顿，比较马虎，有时就吃菜泡饭。晚上一顿就要认真对待了。有一日，我们晚上过去，看见刘建华正在电炒锅里煎一条一尺长的花鲢。锅比鱼小，可他周转腾挪十分灵活，一条鱼煎得面面俱到，黄灿灿的，然后放进一把葱姜蒜，喷香扑鼻。

    活做到一半的时分，旧历年也到了。起初，刘建华是说旧历年不回家的。临到小年夜，他才通告我们他要回家。我们说，当初不是说好的，不回家过年吗？他便微笑着反话：过年能不回家吗？这是他第一次对我们笑，虽然是带着狡黠，可我们心里还是软了。一年里不就这么一个团圆日吗？再想，不让他回，他就不回了吗？车票早二十天就订好了，倘是别人大约还可以试试，可这是谁？没有一件事，我们是较得过他的。不过，他说他过了初十，立马回来。我们自然也不敢全信了。

    他是小年夜晚上走的。人去楼空的房间里，木屑都扫净了，机器擦得锃亮，锅碗瓢勺也归置整齐。壁上的架子都打齐了，散发着松木的清香。长条地板解开包装，摊开放着收干，上面摆了几件他们干活穿的旧衣服。一切有条不紊，没有一点邋遢相。心里不由感慨：倘若不是与刘建华这样的雇主关系，又弄得有些僵，那么，刘建华这样的劳动者，其实正是我们喜欢和欣赏的。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客观地看问题了。

    元月初十这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了新房子。打开门，看见摊开着的白木长条地板上，搁着刘建华的大红旅行包，人不在，想必是去泡澡了。以后的几天里，人陆续回来，新房子里又响起锯刨声，还有放音机里淮剧唱腔，以及他们兴高采烈的应和：哦唷喂，嗬嚯哉，咿兹唷嚯哉！

    基本上在约定的期限内完了工，结清工钱。大约是一年以后，我们才发现刘建华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纪念。他将热水器百叶箱的门框打小了一圈，使得我们无法将热水器的铁罩拆下来，清除里边的煤烟，以示对我们的教训。

（有删改）

苦恼

契诃夫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车夫约纳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 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快点跑！”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腔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回到大车店。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文本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