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姑娘

      我家乡的小镇上，有一座小小的耶稣堂，还有一座小小的天主堂。乡人自由地去做礼拜或望弥撒，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当然两处都不去。但对于天主堂的白姑娘，母亲却有一分好感，因为她会讲一口地道的家乡土话，每回来都和母亲有说有笑，一边帮母亲剥豆子，择青菜，一边用家乡土音教母亲说英语：“口”就是“牛”，“糖糕”就是“狗”，“拾得糖”就是“坐下”。母亲说：“番人话也不难讲嘛。”

     我一见她来，就说：“妈妈，番女来了。”母亲总说：“不要叫她番女，喊她‘白姑娘’嘛。”原来白姑娘还是一声尊称呢。因她皮肤白，夏天披戴一身雪白的袍子，真像仙女下凡呢。

     母亲问她是哪国人，她说是英国人。问她为什么要出家当修女，又漂洋过海到这样的小地方来，她摸着念珠说：“我在圣母面前许下心愿，要把一生奉献给她，为她传播广大无边的爱，世上没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了。”我听不大懂，母亲显出很敬佩的神情，因此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尽量地捐献食物或金钱，供天主堂购买衣被等物资救济贫寒的异乡人。母亲说：“不管是什么教，做慈善做好事总是对的。”

      阿荣伯就只信佛，他把基督教与天主教统统叫作“洋教”，说中国人不信“洋教”。尽管白姑娘对他和和气气，他总不大理她，说她是代教会骗钱的，总是叫她“番女番女”的，不肯喊她一声“白姑娘”。

但有一回，阿荣伯病了，无缘无故地发烧不退，服了郎中的草药一点都没用，茶饭不思很多天，人愈来愈瘦。母亲没了主意，告诉白姑娘，白姑娘先给他服了几包药粉，然后去城里请来一位天主教医院的医生，给他打针吃药，阿荣伯的病很快就好了。顽固的阿荣伯这才说：“番人真有一手，我这场病好了，就像脱掉一件破棉袄一般，好舒服。”以后他对白姑娘就客气多了。

白姑娘在我们镇上好几年，几乎家家都跟她很熟。她并不勉强拉人去教堂，只耐心又和蔼地挨家拜访，还时常分给大家一点外国产的炼乳、糖果、饼干等，所以孩子们个个喜欢她。她常教我们许多游戏，有几样魔术我至今还记得。用手帕折的小老鼠会蹦跳；折断的火柴一晃眼又变成完整的；左手心握紧铜钱，会跑到右手心来。如今每回变这些魔术哄小孩子时，我就会想起白姑娘的美丽笑容，和母亲全神贯注欣赏她的快乐神情。

尽管我们一家都不信天主教，但白姑娘的友善亲切给了我们母女不少快乐。有一天，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她要回国了，以后会有另一位白姑娘再来，但不会讲跟她一样好的家乡土话，我们心里好难过。

母亲送了她一条亲手绣的桌巾，我送她一个自己缝的布娃娃。她说她会永远怀念我们的。临行的前几天，母亲请她来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摸出一条珠链，挂在我颈上，说：“你妈妈拜佛时用念珠念佛。我们也用念珠念经。这条念珠送给你，愿天主保佑你平安。”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说：“不要哭，在我们心里，并没有分离。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了。有一天，我会再回来的。”

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她悄悄地说：“我好喜欢你。记住，要做一个好孩子，孝顺父母亲。”我忽然捏住她的手问她：“白姑娘，你的父母亲呢？”她笑了一下说：“我从小是孤儿，没有父母亲。但我承受了更多的爱，仰望圣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讲这么深奥严肃的话，却使我当时非常感动，也牢牢记得。因此我长大以后，对天主教的修女总有一份好感。

连阿荣伯这个反对“洋教”的人，白姑娘的离开也使他泪眼汪汪的，他对她说：“白姑娘，你这一走，我们今生恐怕不会再见面了，不过我相信，你的天国，同我们菩萨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我们会再碰面的。”

固执的阿荣伯会说这样的话，白姑娘听了好高兴。她用很亲昵的声音喊了他一声：“阿荣伯，天主保佑你，菩萨也保佑你。”

我们陪白姑娘到船埠头，目送她上船，只见她一身白袍，飘飘然远去了。

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这位白姑娘，但直到现在，只要跟小朋友们表演那几套魔术时，我总要说一声：“是白姑娘教我的。”

白姑娘教我的，不只是有趣的游戏，还有她临别时的几句话：“要做个好孩子，好好孝顺父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

（选自琦君《青灯有味似儿时》）

杜甫传（节选）

冯至

    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会发现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痴。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至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因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平。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至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粒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至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至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至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岸边

朱以撒

    春潮带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这条从夹峙的两山间穿出的江流，越发显得急了起来。

    我坐在高高的岸上，闲看流水浮动着泡沫，捱搡着枯木朽株向前。没有航标的江流，它一以贯之的流动只是惯性的作用，或直前，或转弯，就看两岸的笔直或者弯曲。我不太愿意乘船外出，缘于不愿投身于激流的颠簸之中，在岸边的时光静止着，以不变观万变。

    自然之岸成形的巧妙非人工可比。常常是两边高耸的巨石相接，断岸千尺，江流无法逾越，这使许多巨石成为规划江流走向的标志。这些巨石是上苍安放停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听说的变与不变，就是从某一种物来证实的。岸正是不变之物。如同易变的一样，我看到了岸边的树林，那是一片杂树林，种类繁多，长相迥异。挺拔者接收了大量的阳光云霓，横撑者占据了大量的湿气，而更多的则是斜的、歪的，暮色中更暴露了随意和无人管束的野性。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已经不用这类杂树绿化了，树的品种明显得到了改良，种在两边街道，更不至东歪西倒。每过一段，有园林工人持电动剪刀前来，修剪伸出的枝桠。远远看去，是无数把一律朝天的乒乓球拍。这和岸边野生的形态，是一种极不相称的悖反生长规律。树的种植，原本就是为这个平庸无奇的城市增添天然之趣的，生机被不断地压抑着，如果观者在深夜被惊醒，一定心存惋惜——这些横生出来的原始生态，传递着自然气息的前锋，被刀斧手们扼杀了。

    分辨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差别，简易的办法，那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动的岸与永动的江流，启迪了人最原始的认识——动与静、行与止、存在与流逝。千百年间有过许多不动的东西，岸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这种无从飘流的物质，嵌在一个位置上，几乎就是永生。消耗极少，变化无多。可靠，就是由这种不动而生发出信赖。岸边坐定，坐享入眼的动荡之美而不须耗费自己的能量，即便多年之后，在许多江流由盛而竭，再也寻不到当年的簇拥之势，我们要寻找屹立不移之岸，还是轻而易举。

    暮色苍茫的岸上，可以眺望到遥远星星点点的灯火，只是耳边一片静寂。没有被人开发成景点的岸是寂寥清冷的。幽暗使岸变得绵长而朦胧，只有下面的江流在泛动着寒光，即将穿过灯红酒绿的都市。不可移易的岸，有点像一个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家族，最终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无声。爱品头论足的倒是那些外来者，夸张地比划着一些皮相的感受，好像他们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原委了。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躲着记者的镜头：“不讲不讲。”再说讲了也没用。这和岸的冷峻有相通之处。我们喜欢用长江大河来比喻某一种行进中的气势，同时包含这种气势下发出的咄咄逼人的煽动声响。人间有什么像江流这样，由涓滴而积聚，脱离岸的规划，变得动荡不安不可收拾呢？那就是记忆中各种典型的飞流激荡。潮水浸湿了每一个边角，触目的都是冲刷留下的伤痕。我们形容“泛滥”，说明已经无法捉控了。人被冲撞着，失去了站稳的根底，许多人性的本质也在这些潮水中翻开着，让人吃惊地看到绝然相反的部分。失去了秩序的日子除了让人不习惯之外，也打破了那些平民只想规矩木讷过好日子的美梦。当变动幅度远远超出他们具有的生活经验，于是茫然无措，甚至恐慌起来。我不喜欢“席卷”这个词，席卷意味着残酷的深度——没有谁可以幸免。许多良好的初衷，并没有因展开获得良好的结局，我的判断就是——在汹涌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变质的成分恣肆地膨胀起来了。

    许多的岸继续它的沉默和稳固，让许多的飘零过眼，成为虚无。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带着探险气味的举动刺激着我们的心灵。对此，我只是旁观，绝无仿效之意。从不动的长城上飞车的好手、从不动的雪山攀援的学生，有的就一去不回头了。没想到有人还在赞赏着这种精神，不痛惜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开裂。许多静止中观察的迹象表明，流动的确能引起关注和喝采，可是千万谨慎，生命宛如一件易碎的陶器，持抱不紧，比生命刚硬的东西四处皆是。

    我倾向的是，如岸一般静止不动中，它的美感更易持守久远。

（《岸边》有删改）

最后一个目标

周国华

    电话响起，霍克医生拿起话筒接听，目光钉子般钉在桌上的笔记本上。

    挂了电话后，医生左手握了握拳，右手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了“293”三个数字，眯起眼看了很久，才点了点头：好，全了，刚好，感谢上帝。

    手术室内，护士们忙碌地准备着。医生消了毒，把大家叫到一起，鞠了个躬：今天的手术对我很重要，拜托各位了。众人愣了愣后，齐声道：一定。

    十多分钟后，遇车祸的年轻人被送了进来。大家看了看，都低下了头。——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很明显，病人已经死亡！

    有人想为年轻人盖上白布，霍克医生摆摆手，手持两块电极板，为他做电击除颤，几次下来，毫无起色。助手劝道：没用了。霍克医生一瞪眼：谁说的？！

    助手一惊。印象中，医生话不多，尽管刻板了点，但从不冲人发火。

    医生放下工具，用双手为病人胸外按压。十几分钟过去，医生额头的汗水被擦拭了好几次，可年轻人依然没有血压。

    看着老人手术帽外露出的白发，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医生在小镇的这家医院工作几十年了，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曾经有大医院想高薪聘他，他没去，说等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后再说。至于是什么心愿，他从未对人提起过。

    助手抢过医生手里的活，大家轮流为年轻人除颤按压。半个多小时后，医生无奈地摆摆手：都尽力了，谢谢。

    医生解下口罩，眼眸中满是无奈和哀伤。

    上帝啊，医生明天就要退休，为什么要对他如此残酷？众人默默叹息。

    医生走出手术室，步履沉重而迟缓。回到办公室，他取出笔记本，沉思良久，找来红笔将刚才写的那三个数字圈住，随后缓缓写下几个字。

    窗外，一只苍鹰无精打采地飞向不远处的丛林，头也不回。

    那片丛林，医生再熟悉不过。那儿，埋葬着小镇的英雄弗兰克上校。

    战争刚开始时，弗兰克的未婚妻死于入侵者的炮弹下。弗兰克医生放下手术刀，扛起了钢枪。历经数百场大小战役后，他成了令敌军胆寒的将领。侵略者一宣布投降，上校就捧着鲜花去告慰心上人，却被敌军卑鄙的狙击手夺走了生命。

    弗兰克情侣安葬在小溪边，溪水清澈，长流不息。医生很喜欢去那边散散步，拔拔坟头的杂草，或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退休后的第三年，医生躺在养老院里，再也无法下地。得知消息后，小镇几乎所有的人都赶来探望他，并劝他用药。医生淡淡地说：我的病，自己清楚，没必要浪费，这是上帝的安排。

    医生的固执惊动了镇长。镇长亲自上门了解情况。在战后缺医少药的年代，医生主动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几十年来，医治病人就好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可当小镇想回报他时，他却拒绝了。人们突然间想起，甚至于他来自何方，也没一个人知道。医生对镇长说了很多，语调平静。走时，镇长心事重重。

    没过几天，医生去世了。

    医生的墓地选在一片树林里，和弗兰克情侣相距三百余米。在他标记的地方，人们挖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狙击枪。镇长派人把枪送到弗兰克上校纪念馆里。

    医生的胸前放着一张发黄的旧报纸，还有一本笔记本。旧报纸上，详细记述了弗兰克上校的牺牲经过。笔记本上，则记录着一长串数字和名字，那些都是医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重病患者，总共有292个。而第293个，竟赫然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哈斯勒！当年打冷枪的，正是敌军王牌狙击手、号称“丛林之鹰”的哈斯勒！战争中，有293人死在他枪下，其中大多数是指挥官、反坦克手和机枪手。

    这“幽灵”谁也没见过，也没有他的照片，战后不知所踪。

    墓碑上，刻着“霍克医生之墓”几个大字，这是全镇人的意见。唯有这一点，他们没有遵从医生的遗愿。

（选自《2018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