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最经典的表述是《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材料一：

    伟大的思想开始于纸上，教育是在纸上完成的，商业是由纸质确立的，爱情是由纸质给予认定的，重要的新闻通过报纸得以传播……

    纸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几十年来，文明的进步已经尝试超越纸而拥抱一个无纸化的世界，纸迅速地被像素和屏幕替代。它应该如何立足？将走向何处？为什么做出了如此多贡献的纸张必须不断 创新？

（摘编自百家号《鼓吹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无纸化世界还没到来？》）

材料二：

（摘自《无纸化时代已经开启——基于区块链的可信电子凭证应用》，《金卡生活》杂志）

材料三：

    我国是纸张使用大国，纸浆进口量逐年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纸浆进口量高达2107万吨，出版印刷企业用纸量64299.06万令。大量消耗纸张，不仅导致成本增加，还带来环境污染问题。1万张A4纸，就是一棵100公斤的大树。近年来，我国开始在办公、交易、物流等领域推行“无纸化”，居民也习惯了电子存储、电子阅读等方式。有专家解释，“无纸化”是对“电子化”的一种通俗表达，是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经历了移动浪潮、“互联网+”等技术洗礼之后的必然趋势，是信息时代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必然结果。

    …………

    如今，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习惯使用纸张，无论是订立合同还是获取交易凭证，依旧认为“白纸黑字”更可靠。同时，由于政策层面整体设计不够，尤其是一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衔接。有的部门还坚守纸质办公方式，不承认其他部门提供的电子材料，要求重新提供相关的盖章纸质材料才能通过。这给办事者带来麻烦，还造成纸张浪费。纸张替代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也影响了“无纸化”进程。比如，市场上有些电子书制作粗糙、定价不合理，导致公众电子阅读的习惯没有完全培养起来，不少人依然选择纸质书。有关人士表示，“无纸化”不意味着一定要取消纸张，但应从政策方面进行引导，培育健康的市场秩序。“我喜欢看书，阅读纸质书感觉还是很不一样，但培养‘无纸化’的意识和习惯也很重要。希望能加大宣传，规范市场，推动降低电子书的成本。”相关技术不够完善也是一大影响因素。信息的保密、电子签名的认定、电子发票的开具使用等，尚有拓展与改善空间。另有人认为，电子发票技术从开始应用到逐步普及需要一个过程，眼下还属于新生事物，系统正在逐步完善。现在通过电子签名等技术手段加密和认证，可进行比对，防止发票造假；如有需要，电子发票也可以打印出纸质发票，与传统管理方式有效对接。

（摘编自《“无纸化”生活，你准备好了吗？》，《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0日）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