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各方纷纷开展紧急处置工作。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湖南省政府协同其他部门组建诸多机构主导善后工作：开展灾民登记，完善收容措施，发放疏散费，清理火灾场所；提供小本借贷，为长沙民众提供谋生资本，使经济有所恢复；致力于城市重建，规划设计长沙新市区方案。但善后工作的具体实施遭受诸多阻滞，且城市重建因“大局敉平”迟迟未至，仅限于方案设计。

——摘编自郭辉《灾后救济与城市重建：1938年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各边区政府将代做军鞋作为战争勤务，要求根据地内凡符合条件的妇女均须承担义务，这也成为妇女投身抗日战争和拥军生产的重要方式。1947年5月，邓子恢在华东局支前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无限度负担，群众负担不起，全省的负担不能加在几个地区群众身上”，并制定了“以战养战”的军需供给办法，即政府摒弃过去发动妇女慰劳或征派军鞋的方式，改用按件计工的订购制，在城市与集镇设立小型工厂，规定军鞋制作标准和工资，交由妇女制作；或由政府出布，铺好鞋面鞋底，交妇女拉底抽线，按件给薪。

——摘编自梁馨蕾《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

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