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监察制以专制王权为中枢；监察制以服膺皇权为最高原则；监察官为维护皇权而监察百官，是天子耳目之任等等。

——方乾《论中国古代监察制的不独立性》

材料二：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树立了“国民全体”作为“国家主权”拥有者的崇高地位，……废除了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是革命党人将权力关进牢笼的一次勇敢的、大胆的尝试。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①民族资本占比得到提高 ②白话文逐渐普及开来 ③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增长 ④城乡上下普遍用阳历

材料一：经庚子“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与两千年来的历代王朝相比，清廷仍然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王位争夺又是无情的斗争。要破这个怪圈，就必须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度。西方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及民族主义、民主共和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助推力。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权在官收商办铁路之不合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掠，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二：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东方杂志》（1913年）

鲁迅在《故乡》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的经济凋敝，不仅是润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中所显示的精神的麻木，以及把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烛台的迷信和愚昧。《阿Q正传》则更塑造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典型的落后不觉悟、带有精神病状态的群众形象。

——摘编自《鲁迅评传》

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