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制定出了一系列的自然环境保护法规及其配套措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斧斤不登山林，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数罟不入川泽，以成鱼鳖之长。”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些也许可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了。但形成法律条文，当首推秦王朝制定的《田律》。它有一部分专讲环境保护，几乎包括生物资源保护的所有方面，如山丘、陆地、水泽以及园池、草木、禽兽、鱼鳖等，非常全面。《田律》中明文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到七月而纵之。”秦以后各朝代，也曾对环境保护制订过法令。如公元前六十三年，汉宣帝曾下过一道诏书：“令三辅(今西安周围地区)毋得以春夏捅巢探卵，弹射飞鸟，违者徙。”唐朝《唐律•杂律》载：“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

    在环保机构的设置上，古代各朝也非常注重适应和符合环境保护的客观现实和规律。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这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早的环保管理机构，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尤其是周朝，其环保机构的建制极为完整。根据《礼记•地官》的记载，周代的环保机构归地官司徒管辖。当时的司徒是朝廷六卿之一，主管农业林牧渔业的税收；虞人则专管“山泽所生之物及其禁令”，据《史记》和《尚书》记载，《周礼》中规定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蓄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这些机构与官员具体职责是监督生态保护法规的执行，禁止破坏和损害生态的行为，引导合理开发山林川泽，以保护自然生物资源。秦汉以后，历朝都设置有类似的环境保护机构，只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及其名称有所变化。汉武帝时的主管官员改称为水衡都尉。隋唐以后，除元朝设置有专门的虞衡司外，其他各朝都由工部负责环保的工作，主管山林川泽的开发和保护。古代环保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各朝都将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统属于某一上级部门，比如周代，虞部直属于司徒，隋唐以后由工部统辖，所属的这些上级部门除负责环保禁令的发布以外，往往还兼管农林渔业、手工业、各项工程等与之相关的部门。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便于协调各部门的冲突，帮助环保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利于各部门的配合以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规律。

    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近几年，以汉服圈为代表的古装文化实践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态势。在文化传播领域，例如方文山在2013年创办“西塘汉服文化周”，建构了一个以汉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产业资本领域，与汉服相关的产业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现在，身穿汉服的身影已经时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商业广场和地铁公交等公共场域，进一步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有的汉服爱好者却表达了不同的焦虑，“现在的汉服圈都很浮躁，很多人已经退圈，因为已经背离了初衷”。有人曾对汉服文化内部的构成做过普及：一是汉服爱好者，即已接触汉服，对汉服有一定了解，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二是汉服生活者，即将汉服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汉服复兴者，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或负责引导社团、举办活动，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显然，一种内部的阶层被呈现了出来。在公共场合身穿自制汉服的第一人王乐天等，同汉服生活者一起，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和塔身。而汉服爱好者则是金字塔形结构的基座。汉服复兴者规定汉服文化的边界，而汉服生活者则以一种与世俗生活决断的决心进行实践。例外的是汉服爱好者阶层，他们的参与程度显然要低，远没有生活者“壮士断腕”式的决心。因而，在汉服文化越来越被关注的当下，汉服圈内部的焦虑情绪，也许可以解释为汉服爱好者同另两个阶层的脱节。而这种愈发不稳定的结构，则正是汉服文化在持续冲顶过程中的隐忧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发展壁垒。

    汉服爱好者介入汉服圈的动力，往往来自动漫文化的影响。如果要进一步厘清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则必须首先将他们从汉服圈中剥离出来，去放置在青年亚文化实践的脉络中进行观察。汉服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亚文化实践的满足，形成的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性抵抗策略和沟通尝试。

    然而，汉服文化复兴者和生活者强调汉服文化的正统性，这就造成汉服圈内出现了爱好者同“考据派”的二元对立。随着汉服文化热度升高，传统影楼写真为代表的行业也开始介入古装拍摄。此时，为了维护亚文化内部的纯洁性，汉服爱好者又斥其为“影楼装”，拒绝承认同汉服文化的关系。这种内部分裂导致的不稳定结构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如何尽快理解汉服文化金字塔基座的庞大人群的构成成分和文化诉求、保护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夯实传统文化复兴人群基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一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具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醋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提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增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肉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浮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鸭汤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投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浙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制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种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二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妻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美。“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氨基酸——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氨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氨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氨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中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三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

即使是娱乐，“粉”什么也很重要

    时下，粉丝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所谓粉丝，又叫追星族，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也有可能是物），产生了非比寻常的认同之感与钦慕之情。这种对优秀人物或事物的钦慕与追随，说起来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古已有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据载唐朝有一个荆州人叫葛青，仰慕白居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至于在自己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歌，共刺了30多首，想一想都怪吓人。

    诸如此类的粉丝行为，历史上真是绵绵不绝，但是到了今天，已不再是“不绝”那么简单了，而是发展成了一股潮流，人多势众。

    数量上的扩充只在其次，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角色转换。粉丝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仰慕者与追随者了，而开始变成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粉丝们的行动越来越有组织性与策略性。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一夜之间爆红的邮筒，只因某位明星偶然间与它合了一张影，随后大批的粉丝蜂拥而来，夜以继日地自觉排队，只为了也跟那无辜的邮筒合一张影。这是无聊吗？是空虚吗？恐怕都不是。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粉丝们正是要以这种吸引社会关注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这位明星是非常优秀的，值得我们仿效。在追星或造星过程中，粉丝们享受的是自己的审美趣味能够成为流行的那种满足感。

    粉丝文化让年轻一代的蓬勃生机与巨大诉求呈现在了社会面前，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芜杂与浅显的特点，像现在荧屏上流行的小鲜肉、中性美，就常常引来社会的质疑与诟病。但是年轻粉丝们积极的参与意识、表达审美风格的强烈诉求，以及强大的行动力与高度的组织性，却让人无法等闲视之。粉丝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无不对时代的时刻变化产生的影响，也让人难以对之骤下判断。毕竟，任何的文化形态都会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芜杂到精致的发展过程，任何的文化形态又都要能够包容或者说直面年轻人标新立异的冲动与诉求。文化是最不怕交融的东西，交融反而会让文化变得更加茂盛与强健，这是粉丝文化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大原因。

    但是，时下的粉丝文化背后，又往往闪动着资本的影子。资本力量的介入，常使粉丝行为不再那么简单与纯粹，有时候表面上的自发自为，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营销，这就让人觉得粉丝文化变了味。而且，表达审美诉求虽是无害的，但若像一些铁杆粉丝天天追着明星跑那样沉溺其中，贻误正业，就是得不偿失了。尽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职业上没有尊卑之分，但是在精神文化的领域，又确实有高下之别。既然粉丝的主体是年轻人，那么在选择文化偶像的时候，选谁不选谁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种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后人生的文化品位与取向。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误乐时代”里，真心希望粉丝们多“粉”一些娱乐之外的更有底蕴的人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