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世界相继发现的中国历代贸易陶瓷遗存，构筑起一条由中国东南沿海通向海外诸番的“陶瓷之路”。“陶瓷之路”上的文化遗产大多可溯源到东汉至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陶瓷，唐宋时期是东南陶瓷贸易的盛期。明清时期，随着环球新航路的开辟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景德镇窑系、仿景德镇的漳州窑系和闽粤沿海的民窑青花瓷器，更广泛地被发现于世界各地。“陶瓷之路”正是东南古代瓷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充分证据，也是东南陶瓷海洋性最显著的特征。

    从内涵特征来说，东南海洋性陶瓷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东南陶瓷的海洋输出，将中国古代文化与生活带到了海外。宋元时期，建窑黑瓷销往日本等地，带动了当地茶道的初兴。另一方面，海外世界的社会文化也对东南瓷器品种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销往中西亚、东南亚的瓷器品种主要为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及其仿制品，伴随着伊斯兰教在这一区域的传播，更符合穆斯林审美情趣的青花瓷成为明清销往该地区的主要瓷器品种。

    从技术形态来说，东南海洋性瓷业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内地窑业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作为以仿烧内地名窑为特征的东南沿海古代海洋性陶瓷，其器类、造型、釉色、纹饰等工艺内涵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窑业的特征，可以说海洋性瓷业是大陆性各陶瓷窑系在东南地区的扩展与延伸。内地瓷业是海洋性瓷业的母体和技术来源，内地瓷业瓷器的许多重大的风尚变化及时影响着海洋性瓷业的产品风格。大多数东南瓷业窑口从成型技术和装饰技术入手，对流通于世的内地瓷窑产品进行外形的仿造，有些内地窑工可能直接参与了瓷器烧造。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瓷业产品还有逐利的海洋性本质，在瓷胎淘洗、成型、施釉、装烧工艺等各个环节都充斥着简化与缩减。如北宋中晚期闽北浙南的青白瓷窑址在吸收赣江流域青白瓷技术后，迅速完成了从泥点叠烧到漏斗形匣钵——垫饼或垫圈，再到支圈覆烧技术的两次技术革新。漳州窑对原料的精工粉碎和淘洗不够，导致胎体结构疏松和胎质发灰；以泼釉或浇釉的方式给外壁施釉，导致釉不到底和釉层厚薄不均；为节省成本，直接将器物放置于沙上导致“砂足器”的产生等，无不体现了漳州窑瓷器生产急功近利的特点。

    “古外销陶瓷”是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时使用得最多的一个术语，其核心是相对于内销而言的，强调的是古代瓷器输出国外。“外销瓷”实际上是将东南海洋性贸易陶瓷体系视为大陆性陶瓷体系的外销部分、成为大陆性陶瓷统一体中“旁枝末节”，无法凸显东南沿海古代陶瓷业的独立的海洋性性格。而“海洋性陶瓷”试图克服传统中国陶瓷史研究中强化整体、忽视多元的不足，重视中国古代陶瓷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重视东南陶瓷面向海洋的相对独立性。

（摘编自王新天《中国东南古代瓷业的海洋性》）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人生的四种境界

张世英

    按照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人生境界可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最低的境界为“欲求境界”。人生之初，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故以“欲求”称之。当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生活于越来越高级的境界时，此种最低境界仍潜存于人生之中。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成人的精神境界会低级到唯有“食色”的欲求境界，而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境界。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导地位的人是境界低下而“趣味低级”的人。

    第二种境界为“求知境界”。在这一境界，自我作为主体，有了进一步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实现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

    第三种境界为“道德境界”。它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现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言的。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具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但个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尚未从所属群体的“我们”中显现出来时，其道德意识从“我们”出发，推及“我们”之外的他人。

    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境界”。这是因为此时审美意识超越了求知境界的认识关系，它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审美意识也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践关系。这样，审美境界既超越了认识的限制，也超越了功用、欲念和外在目的以及“应该”的限制，而成为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自由境界。

    在现实的人生中，这四种境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其中一种境界而不掺杂其他境界，只不过现实的人，往往以某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其他次之。于是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某人是低级境界、低级趣味的人，某人是高级境界、高级趣味的人，某人是以道德境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家，某人是以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

（节选自2009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回顾近几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择天记》《青云志》等仙侠玄幻古装剧先后播出，此类以传统神话、寓言传记为缘起，杂糅了言情、武侠、魔幻、历史等元素的古装剧成为了影视产品市场热衷的电视剧类型。在现实题材剧作精品化发展的当下，仙侠玄幻剧如何摆脱同质化、消费化的创作倾向，借古鉴今、古今联通，凝聚更具现实意义的文化价值，值得分析和思辨。

    不同于乌托邦的完美秩序和终极理想的形态，玄幻镜像是区别于现实，又不完全符合理想，介于二者之间“似与不似”的位置。这里的现实通常是经由主观加工处理的“真实”，而重建的理想秩序也往往带有现实世界的“镜像投影”，寄寓理想与投射现实可以在这里达到奇妙的平衡，而仙侠、玄幻剧中的“玄幻镜像”正是这种所在。

    当代社会压力重重，一道佐以甜蜜爱情的梦幻“视听速食”可以充当青年们一时的“精神抚慰剂”。因此，仙幻剧多半敬奉“大旨谈情”的“核心理念”：《扶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奉“痴恋”为圭臬：主人公虽以爱为目标，却不肯做出其他方面的牺牲和让步。爱情的真谛是彼此的守护与相互成全，但是这种对自我中心意识的执念难免让人难以真正信服。《九州•天空城》中的爱情观表现得更为极端：九州部族战事无端纷起，仿佛只是为了历练和成就女主茯苓的爱情而设。对比之下，这种“为爱而爱”的设计难免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在这些爱情玄幻镜像下的自恋式虚假价值，恰好暗合了部分现代人的自我美化倾向。

    青春成长不易。青春叙事与英雄主题往往相互联结、彼此暗喻。仙幻剧中的英雄主人公经历往往自带“光环”：比如《武动乾坤》中的少年林动，出身平凡，一路突变的经历充满变数与偶然性，虽然自身有所改变，但仍然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意识。这种“玛丽苏”、“杰克苏”式的人生顺畅无疑与“被动式”的成功都为观众营造出完美的满足感。因此，一些仙幻剧中这种牺牲掉现实逻辑与核心思考的“反现实”显然能为受众提供一场情绪的宣泄和想象式体验的替代满足。但长期如此，未免会在潜移默化中消磨掉面对真正生活中的考验与历练的勇气，失去挑战生活困难的动力。

    仙幻剧追求大制作、重细节、道具布置和人物造型，注重视觉上的精致感，制作团队通过物质化的手段营造感官幻境。视听元素的铺排辅之以逼真的特效技术，织就成一张视觉幻梦的网呈现在观众面前：魔界阴沉神秘则配以坚硬黯默的冷色系妆服，仙界清明焕丽则配以轻盈高贵的金、白浅色系。观看和被审视的对象被置换为一帧帧流动的、华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物象图景。这种霸道的置换一方面使“人像”彻底变为构建“物象”的工具和要素，刺激着受众潜在的物质幻想，又以悖反现实的方式暗示深植于现实的“恋物”倾向。

    近年来国产古装剧在价值取向层面存在着诸多隐患，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推动了内容制作层面的娱乐化、同质化，美轮美奂的“玄幻镜像”成为投资方、制作方消费受众的合谋。褪去华丽的外衣，古装剧架空的文本内涵提供的只是轻描淡写的空洞娱乐而已。古装剧文化价值的困境为仙幻剧创作敲响了警钟。

（摘编自霍美辰、王方兵《近年来仙侠玄幻剧的文化价值思辨》，有删改）

    ①生物识别技术主要利用人体固有生理特征（如指纹、声纹、人脸、虹膜等）和行为特征（如笔迹、声音、步态等）进行个人身份鉴定。人脸识别与其他生物识别技术相比，有准确率高、非接触、速度快等特点，在许多国家的政府、军队、商务、安防、娱乐等领域推广应用，潜力巨大。

    ②当前，对于人脸数据的违规采集、泄露、窃取以及非法交易和利用等问题是人脸识别技术和数据库存在的主要风险。人脸识别系统极易受到各类仿冒攻击，常见手段包括盗用合法用户人脸的照片、视频及三维面具等。攻击者借助人脸关键点定位和自动化人脸动效技术，将自拍照由静态改为动态，完成刷脸登录需要的眨眼、张嘴等动作。人脸数据泄露的三种主要途径有：互联网公司的不当采集，用户上传与分享，人脸数据库被攻击和窃取。当今世界，数据泄露案件频发。2018年，美国某社交平台多达5000万用户的个人照片、视频等隐私信息被泄露。人脸数据也是致命武器研制的基础与核心，将人脸识别和机器人控制等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制造自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种技术，一旦被运用于未来战场或被恐怖分子利用，后果将异常严重。因此，加强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规范势在必行。

    ③保护好我国人脸的数据和模型，完善生物识别相关法律法规。一要建立生物特征信息相关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保障人脸数据的安全、规范使用。既能约束从业厂商、数据运营方，做好隐私保护工作，又能取得公众理解和支持，推动技术创新升级，获得共赢。二要加快制定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个人信息控制权、遗忘权等信息权利，健全个人对信息权利的投诉和救济机制。三是落实生物特征数据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主体责任，厘清大数据下政府、企业及个人的数据权责问题，规范数据市场法治秩序。

    ④安防领域规范人脸模型训练和流转，建立人脸大数据中心。在技术上，公安系统建立人脸大数据中心，在物理隔绝的专网内存储人脸数据。在法律和行业规范上，规定并区分数据和模型流转的法律关系：数据和模型的流转必须有详细、有区别的法律手续背书；对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的模型，不能改变数据属主对模型的拥有关系。

⑤人脸识别在重要领域的应用要慎重，建立多因子识别管理体系。虽然生物识别的准确性等问题会随着技术进步逐步获得改善，但生物识别身份却存在难以克服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对于生物识别产品来说，即使检测准确度达到99.99%，一旦大规模应用，给人身财产利益带来的损失也将十分巨大。采用多因子识别管理体系，与其他身份识别手段相结合，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科学性。

（摘编自周进、杜彦辉《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风险与防范》）

色彩在服饰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物的塑造也有莫大裨益

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色彩的应用是和时代背景、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各不相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以“礼”为中心的色彩本质是一致的。色彩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状态、宗教信仰程度密切相关。红色被认为象征着生命、热烈、高贵、喜庆、常为达官贵人所用。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被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冷色则有朴素的象征，多为布衣百姓所用，但庶民百姓在古代的喜庆节日里也用红色，展示出一种交叉的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越礼”的用色是不被准许的。

中国服饰色彩的“五色”观念由来已久。《易经·系辞下》中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有衣与天相应，下有裳与地相称：天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取天之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用地之色为“黄”。上衣下裳，上玄下黄，

这便是中华服装的最初形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类的主观色彩意识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于是服饰色彩文化就带上了政治性、人文性的烙印，赋予了物质的色彩与精神的情感特征，以表达喜怒哀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各有喜爱的颜色，这与其各自的经历、教养和性格有关。基于此，曹雪芹就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出发，把不同性格的人喜爱的色彩加以点染，使其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较有力的艺术手段……

《红楼梦》中人物服装色彩的应用，也蕴涵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如：红楼服饰色彩中，红色是提到最多的，有三十多处，其中名目繁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杨妃色等等。曹雪芹事先为贾宝玉一角设定了红色作为其基调与背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贾宝玉少年时自诩“缝洞花王”。并将自己居所题为“绛芸轩”，一个“绛”字既点出了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草之联系，又再次点出了“红”字。大观园中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以及后来在诗社所起的“怡红公子”之号无不在提示这位贵公子是爱红之人。贾宝玉是贾府的贵公子，穿红、服红符合他的身份，也暗暗寄托了一份贾府上下对他继承家业使之振兴的殷切希望。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红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含义。汉代的刘熙在《释名》第四部中指出，“红色为赤，太阳之色”。因此，红色是一种极具活力与热情的色彩，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阳性气质。……而贾宝玉的“红色”性格特质恰与此都是相吻合的，曹雪芹在文中的服饰色彩中大量使用红色也暗含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绿色在《红楼梦》中则是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色彩符号。她的周围围绕着绿色的色彩氛围，如她的名字中包含了一个“黛”字，黛是青绿色用来画眉的墨；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住在“潇湘馆”，窗户糊着碧纱，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相互间的反差最大。但作者显然是想把这两种颜色统一起来，把这两个人协调起来，这寄托了作者对宝黛二人爱情的美好祝愿。

除服饰的色彩外，配饰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章。服饰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配饰不仅在人们的衣着穿戴方面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作用，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配饰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审美志趣、身份地位等。古人喜欢佩戴玉饰以喻君子之德，因此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注重礼仪的古代社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佩戴的饰品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周礼·大宗伯》载：“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描绘了数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仕女，她们的衣着面料、织锦花纹乃至头上所簪花朵发饰的数量与华丽程度都因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生动地反映了配饰在区分主人身份尊卑方面的内在含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配饰的语句，配饰是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例如：《离骚》中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句子；而曹植笔下的美丽洛神即使“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也要“披罗衣之璀粲兮，耳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了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场面，既委婉含蓄又打动人心，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用“蛾儿雪柳黄金缕”代指年轻美丽的女子，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字上的审美感受。

配饰不仅在诗词歌赋中闪耀光芒，在唐宋传奇、戏剧、明清小说中更是作为重要道具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就是以“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使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情节曲折跌宕而不散乱。用某一具体物件作为道具来贯穿全部故事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例如《一捧雪》和《桃花扇》都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用某一道具来贯穿情节，使故事一脉相连、结构精巧、关目紧凑，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